职场悲剧：袁崇焕真的不懂管理领导预期吗?

由于曾在战场上先后击败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袁崇焕一度被后世视为能够拯救大明的绝世名将。因此，在探讨袁崇焕最终被杀的过程时，除了埋怨崇祯过于短视和愚蠢外，还归咎于袁崇焕此前草率给出了“五年复辽”的美好愿景，以至于崇祯帝认定其言过其实，进而失去了信心。那么，袁崇焕真的不懂管理领导预期吗？我们不妨从职场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袁崇焕的人生。

袁崇焕，万历十二年（1584）出生于广州府东莞县水南乡的商贾世家，据说其先祖来自山西历山，后累迁福建、江西，最终于广州开枝散叶。其父袁子鹏生三子，长曰崇灿，次曰崇焕，三曰崇煜。袁崇焕很早便跟随父亲溯珠江而上，于广西平南白马，从事木材生意。

清人绘袁崇焕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达，因此袁崇焕的幼年生活较为宽裕，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更习练了一身的武艺。毕竟，岭南地区民风彪悍、土客矛盾尖锐。袁氏家族从东莞到广西做生意，除了要善于经营外，关键时刻也少不了“仗剑行商”。

值得一提的是，袁崇焕跟随父亲前往广西，除了助力家族生意，还要异地科举。广东地区世家子弟众多，袁家一介商贾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并不容易，而在“内卷”并没有难么严重的广西，通过童子试、乡试则要简单得多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袁崇焕赴省城桂林参加乡试，一举得中。年仅23岁的他当即写下《秋闱赏月》一诗：“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途不觉遇中秋。月明银汉三千里，歌碎金风十二楼。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

然而，自考中广西榜举人后，袁崇焕在此后连续四次的会试都名落孙山。十二年的蹉跎岁月，令他产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袁崇焕顺利通过会试和殿试，考中万历己未科进士三甲第四十名。也就是在这一年，明军于萨尔浒之战中惨败，辽东局势全面恶化。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袁崇焕作为三甲进士，虽然在“观政工部”三个月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却认为安定边疆的非凡将帅更符合他“以边才自许”的自我认知。天启二年（1622），时值明廷三年一次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期，袁崇焕随布政司属诸知县进京述职，像其他朝觐官员一样，寓居都门。等候大计考核结果公布之余，袁崇焕离开北京，前往山海关考察形势。

经过两旬的巡视后，袁崇焕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疾驰回京师，开始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守而后战，庶其可守。”《明史·袁崇焕传》中更记载说，袁崇焕公然放出了“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的豪言。

从职场角度出发，袁崇焕单骑阅塞的行为可谓一场出格的表演。他的不顾生死、慷慨赴关，令举朝臣工计无所出、畏缩却步。但在万事循资排辈的朝堂之上，袁崇焕想从知县跨越到边臣，进而实现抱负，就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甚至自己创造机会。

随着袁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的事迹和豪言传扬开来，这位邵武知县的大名也跟着广为人知。不久，吏部会同都察院公布大计考核结果，袁崇焕不仅得到“上考”的评价，更在御史侯恂和江日彩力荐之下，被擢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也就是说，在大明“职场”中，袁崇焕成功凭借着个人表现，完成了从“基层员工”调任“公司总部”的跃迁。

袁崇焕担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正值明军于广宁溃败之际。面对朝野上下“索索矍矍，进退维谷，咸自拟于山头之雀”纷纷欲南下避难的局面，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以“饶有才略”的名义，建议让袁崇焕和原任辽东兵备道阎鸣泰“分任榆关”。于是，袁崇焕很快被擢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赴往前线。

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袁崇焕虽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没有实际的统兵经验。因此他在上任之初给的建议，竟是以广西步兵“勇捷善战”、狼兵“雄于天下”，希望由自己的叔父广西平乐府推官袁玉佩、永平府推官林翔凤负责征调狼兵北上，并由他与袁玉佩、林翔凤亲戚三人全权负责操练。

如果放在承平岁月，袁崇焕的建议一经提出便可能遭到朝野“任人唯亲、招募私兵”的攻讦。但迫于形势，明熹宗朱由校不仅赞同了袁崇焕的提议，还先后拨款二十万两以供其招募兵卒，只可惜广西巡抚何士晋并不配合，以征调困难为由，并未展开招募，只是调拨了一些广西的驻军来应付。

眼见计划落空，袁崇焕只能另辟蹊径。当时，后金攻占广宁后不久，又攻下义州、锦州等地，并强迫当地降金辽民东徙，遭到辽民强烈抵抗。义州戚家堡、锦州城南双堡、十官儿屯等处有万结寨自保，大凌河、小凌河一带各屯庄也有数千不肯顺从剃发的辽民，成千上万的难民或哨聚山林，或据守堡内。袁崇焕随即向上司孙承宗建议，将这些辽民招募为兵，是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明辽东都司。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孙承宗的首肯下，袁崇焕积极协助关外诸城安插辽民、大兴屯田，并在实践中确立了“守宁远以守（山海）关”的战略。而在袁崇焕的一番经营后，曾经内外一片丘墟、人迹萧然的宁远城，最终成为“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至五十里，远近莫不归附”的要塞。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攻明。十六日，师次东昌堡。十七日，兵渡辽河。后金军人数众多，布兵于旷野，“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面对来势汹汹的努尔哈赤，袁崇焕采取集中兵力于城内，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凭借先进的红衣大炮和军民上下一心的同仇敌忾，最终将后金击退。

明代红夷型火炮。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但在撤军的过程中，后金军队也趁着海水冰冻之际，攻上与宁远互为犄角的觉华岛，杀伤岛上明军水师官兵七八千人，烧毁岛上船只二千余艘，焚烧囤积粮草八万二千余石。因此，明军虽在宁远主战场打败后金，觉华岛水师、粮储基地却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损失程度远远高于后金。

不过，宁远之战终究打破了后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过，一跃成为大明英雄的袁崇焕却有自己的打算，他一边上疏辞免升职，请求终制，一边却以进陈善后事宜的名义，讲述了诸多他对辽东战事的看法。果然，朝廷诏旨不准袁崇焕辞职，并擢升其为辽东巡抚。至此，袁崇焕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影视中的宁远之战。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成为辽东巡抚后，如何击败后金成为袁崇焕的首要任务。在吸收了前辈熊廷弼渐进渐逼、分进骚扰的战略精华，借鉴了孙承宗战则每城互援、守则各为后劲的军事思想之后，袁崇焕提出了战守结合的战略规划。同时，他继续招募关内流亡辽人为兵，通过且练且筑、且练且屯的方式，打造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关宁军”。

当然，袁崇焕深知大量募兵会为朝廷所忌惮，因此，他特意上疏辩解称：“臣用兵之人也，岂不欲多兵以自稳，但征调累在九边，转输累在各省，必天下成其天下，而辽东方得载于天下之中。八年久戍，四海同疲，念至此，不得不与天下通融打算也。”意思是，我之所以招募辽人为兵，并不是要壮大自身，而是为了给朝廷省钱。

除了军务之外，袁崇焕也积极对蒙古诸部展开外交联络，试图“抚西虏以拒东夷”，即在力争蒙古保持中立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对抗后金，甚至建立以明为主导、蒙古为从属的对后金作战同盟。然而，袁崇焕显然高估了蒙古诸部的军事力量及与后金为敌的决心。天启七年（1627）冬，被袁崇焕寄予厚望的林丹汗迫于皇太极的军事压力，率部向西迁徙，一度成为大明宣府、大同边外的重要隐患。而与袁崇焕有着密切往来的科尔沁部，日后更成为导致袁崇焕悲剧人生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袁崇焕对蒙古的态度只是所托非人，那么他对后金的外交试探则可谓“授人以柄”。

天启六年（1626）九月，袁崇焕从逃亡的辽东汉人口中得知，后金汗努尔哈赤于八月十一日因疽发背而死，其子代善、皇太极等争位未定，内部矛盾重重。袁崇焕认为机不可失，随即以侦察敌情兼行离间之策的名义，建议明廷向后金派出吊唁使。

袁崇焕的建议递交上去后，当即遭到辽东督师王之臣的明确反对。在王之臣看来，蒙古和朝鲜之所以助明抗金，正是因为有明朝可以倚恃。如果明与后金议和，这些盟友必定离心，“是驱鱼爵于渊丛，而益敌以自孤也”。但明熹宗朱由校显然更愿意相信打赢了宁远之战的袁崇焕，最终还是给了“其余阃外机宜，悉听便宜行事”的特权。

或许，如袁崇焕所说，他向后金遣使吊丧的目的，主要是“侦其虚实”，确定努尔哈赤死讯真伪，以及侦探后金内部情形；同时“离间其诸子与夷上下”，使其自相残杀。怎奈努尔哈赤继承人皇太极在政治上要比袁崇焕棋高一着。在盛情款待明朝吊唁使团后，他当即致书袁崇焕，表达了与明修好的意愿。

袁崇焕起初还想在外交礼节、文书格式上刁难皇太极，目的是人为斩断这种外交联系，却不想皇太极处处迎合袁崇焕的要求，不厌其烦地反复更改书函格式，多次遣使送到宁远。就在袁崇焕以及接收其报告的明熹宗朱由校都认为“夷使恭顺，求款之情似真”的时候，皇太极突然出兵朝鲜，打了袁崇焕和明廷一个措手不及。

显然，在派出吊唁使的问题上，袁崇焕低估了皇太极，以至于对后金出兵朝鲜之事全无准备，甚至在朝鲜败报传来，明熹宗朱由校要求袁崇焕发关宁精兵“捣巢”以解救属国之困时，“关宁军”最终踌躇不前。更糟糕的是，袁崇焕不甘咽下被皇太极欺骗的恶果，试图表面上继续和皇太极谈判，实际上加速修筑锦州、大凌河城、小凌河城诸城，压缩后金的生存空间。

然而，皇太极在对明议和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击溃朝鲜后，他当即变脸，在信中大肆指责袁崇焕“一面以讲和来往，一面前修城池”是“诈称和好，乘间修包城池，不愿太平，而愿刀兵”，迅速发兵西征。“关宁军”浴血奋战，最终于宁远、锦州城下再度击败后金军，但修筑中的大凌河城、小凌河城也被后金军彻底摧毁。

蓝色缎面绣龙纹铁叶皇太极御用甲。来源/故宫博物院

虽然袁崇焕再度在战场取得了“宁锦之战”的胜利，但面对吊丧、“捣巢”二事的非议，他再度上疏请辞。这一次，明熹宗朱由校并没有再做挽留，而是下旨称：“（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叙功之日，另行优录。”袁崇焕既然得请去职，那就表示他已得不到皇帝的庇护，于是，各路言官纷纷对其展开攻讦，令明熹宗朱由校不得不出面表示：“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着叙赉，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

客观地说，袁崇焕的政治生命在“宁锦之战”后便已宣告死亡。但在天启、崇祯之交，明朝政局发生剧变，随着阉党的倒台和东林党的东山再起，袁崇焕在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复出督师辽东。由于过分的自信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袁崇焕在召对时轻率地许下“五年复辽”之诺。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五年复辽”的成败捆绑在一起。

崇祯元年（1628）七月，举朝期盼已久的袁崇焕终于到达京师。想当年辽沈沦陷，熊廷弼应诏入京，轿子所过之地，京师士民万人拥戴于道，焚香迎候。此时袁崇焕千里北上，受士民欢迎的场面也可以想象。

然而，袁崇焕不会想到，在他个人声望达到顶点的同时，也是自己人生悲剧的开始。

当日，崇祯帝朱由检召见袁崇焕只是加以勉励，所问的不过是“奴酋跳梁，十载于兹，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略，具实奏闻”这样的场面话，但刚刚重新被启用的袁崇焕却难掩激动，说出了“臣六年前蚤已期定，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的豪言。

袁崇焕（张孝中饰）向崇祯表述守辽方略。来源/1987版电视剧《袁崇焕》截图

或许，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的时间表，未必是他一厢情愿，其中也有他对战争全局的考虑，但此时的大明早已师老财匮，辽东战事所引发的加赋、征兵、转饷，不断激化着内部矛盾，使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川黔的奢安之乱、山东的徐鸿儒起义，还有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都令大明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中。

显然，收复辽东远没有这么简单，但这种言论的出现却有极大的市场。当时，由于宁锦之战的胜利以及后金的经济困难，朝臣皆认为这是明朝反攻复辽的有利时机，袁崇焕正是应时而生的中兴名将。因此，举朝皆希望崇祯帝尽快起用袁崇焕，委以辽事全权，克期奏功。

显然 “五年复辽”的战略构想是在错估战争形势的基础上，从主观意志出发，根据个人掌握的信息形成的幻想与经验的产物，它的提出并非本着全面、客观的原则，是建立在单一型的战略思维下，过分强调坚城大炮的制敌作用，偏执于且筑且屯、且守且前、渐进渐逼便可决胜的思维定式，忽视了其他影响乃至决定战争胜负的要素，从而导致认识问题的片面性、主观性，将鲜活、复杂、微妙的战场凝固化、简单化、绝对化。

从知县到监军，又从监军一步步走到督抚，袁崇焕迫切地想要施行自己的复辽计划，这种高度的自信和过人的勇气曾让袁崇焕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极端的勇气、自信以及激情的推波助澜却可以让人脱离实际、逾越理智，去追求极端的目标。熊廷弼和孙承宗也以复辽为目标，不过他们都很清楚形势严峻，阻力重重，都不敢轻易提出复辽，而是先追求近期的合理目标。在洞察战场真相的能力上，袁崇焕明显逊色于熊廷弼、孙承宗。

总之，“五年复辽”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主观产物，在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构想很快如泡沫般幻灭，并因此成了袁崇焕悲剧的根源。最终，在曾被袁崇焕寄予厚望的科尔沁本部台吉布尔噶都的引导下，皇太极绕过了袁崇焕的关宁防线，出现在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

袁崇焕虽然率军驰援，在北京城下与后金军血战，却在紧要关头被捕入狱。而钦定罪状的一大款项是“付托不效”，就是说袁崇焕受皇帝厚望重托，却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犯了欺君之罪。

“己巳之变”后，“五年复辽”已不可能实现。因为“己巳之变”改变了辽东战争的态势。在“己巳之变”以前，明朝与后金的主要战线在关外的宁远、锦州一带，边患尚在门户；“己巳之变”以后，山海关以西的蓟镇、宣府、大同逐渐成为前线，甚至京畿地区也面临后金的军事威胁，此时边患已入堂奥（厅堂和内室），明朝的防御压力大大增加。至此，明朝在辽东战场上已败势尽显。

明与后金（清）辽东之战。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如果说崇祯初年有一部分明人还对“五年复辽”抱有幻想，那么“己巳之变”后，在更加不利的战争形势下，崇祯初所谓的复辽，乃至“五年复辽”的幻想，已经被彻底抛弃。如户部尚书毕自严所说：“自大安口入，而五年灭奴之期已不必言。”而持“五年复辽”之说的袁崇焕则彻底被舆论唾弃。

参考资料

1、《明史》，[清]张廷玉等 著。

2、《袁崇焕传》，阎崇年著，中华书局，2005年10月

3、《袁崇焕全传》，王荣湟著，岳麓书社，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