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本文转载自:历史研习社(ID:mingqinghistory)

来源:权益墙李宇琛、日课live,选编自袁良骏《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
“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狂人日记》最早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月刊。1918年底,日文版上市
当年苏雪林笔下认为是杰作的《阿Q正传》,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淋漓尽致的“鄙视”。所以,此书”翻译成许多国文字,传遍世界,是鲁迅个人的光荣,却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就连攻击封建礼教的《狂人日记》,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 “仇视”,因为那里面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语。据苏雪林说,这正是攻击中华民族的。

《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来源:权益墙李宇琛、日课live
选编自袁良骏《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噩耗传出,万民哀痛。在宋庆龄、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下,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悼念活动。
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11月12日,各地的悼念活动尚在进行中,作家苏雪林写了一封给蔡元培先生的信,后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表。这封信,可以看作苏雪林一生“反鲁”的“纲领”。
文章说,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色历内荏,无廉无耻”, “好谄成癖”,“为所欲为”,“劣迹多端”,称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苏雪林说鲁迅赞助新文化运动虽有“微劳”,但自1925年女师大风潮之后,便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攻击个人,“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均属此类。而“其文笔尖酸刻薄,无与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不仅一无足取,而且祸国殃民。
她说鲁迅是一个民族“虚无悲观”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根本不可救药”。其所以“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并非相信什么共产主义,无非为了沽名钓誉,讨取青年之欢心。
甚至鲁迅“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也完全是装样子,其实他早已“腰缠万贯”,家私累累了。“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
尤有妙者,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围剿”,到了苏雪林笔下,竟一变而为鲁迅组织的什么“文网”了 :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畋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逾于瓜蓃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
更为滑稽的是,苏雪林置鲁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大量文字于不顾, 竟说鲁迅”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生义独无一矢之遗”,由之再影射攻击鲁迅勾结内山书店(亦先把此书店打成日特机关),“行踪诡秘,所为何事?”
在泼妇骂街般地将鲁迅骂了个七开六透之后,苏文即指责蔡先生“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实有害党国,罪莫大焉。
从鲁迅去世至1937年春,苏雪林似乎无暇旁顾,日以“反鲁”为务。《理水和出关》之外,《说妒》《富贵神仙》《论偶象》《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统统写于这几个月中。
综观这些文字,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増加了这样几点“新”内容:
一是说鲁迅“俨然一位无冕帝王””发号施令,风云变色,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二是说鲁迅既富且吝,“取之也贪” “用之也啬”, 从而使自己成了“富贵神仙”;
三是说鲁迅在中国一手造成了“刀笔文化”,亦即“屠户文 化”,鲁迅是中国文坛最大的“刽子手”,是“精神上的张献忠”。
当年苏雪林笔下认为是杰作的《阿Q正传》,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淋漓尽致的“鄙视”。所以,此书”翻译成许多国文字,传遍世界,是鲁迅个人的光荣,却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就连攻击封建礼教的《狂人日记》,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 “仇视”,因为那里面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语,据苏雪林说,这正是攻击中华民族的。
“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到了台湾以后,苏雪林对鲁迅的人身攻击“火力”更猛。请看下面一段话:
“我要剥去鲁迅偶象外表灿烂的金装,归还他一包粪土……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似乎此时的苏雪林已经不太顾及鲁迅的实际状况,怎么骂得痛快、解恨便怎样落笔了。至于给鲁迅戴的帽子,也增加到了数十顶。据非精确统计,便有下面一些名堂:
“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多年炼制成功的万灵万应的赤化丹”、“小人之尤“、“虚无主义者”、 “绍兴师爷迫害狂患者”、“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世故老人“、“大流氓”, ”暴君”、“老毒蛇”、“疯老头”、“流氓”……
至于“罪状”,更不下于此:“凶横乖戾”, “癖好谄谀”、‘‘具有很深的病态”、 “祸国殃民”、“毒痛夫下,祸延百世”、 “乖张可怕“、 “性情恶劣”、“阴贼”、“刻薄”、“气量偏狹”、“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左倾后完全生活于永远不断肉麻可呕的谄谀当中”、“满脑子充满对人怨怼的毒念”、“阴暗空虚’’、“心胸过于仄隘”、“一钱如命”、“只要报复, 不择手段”、“一生言行从来没有一致过”、“最爱放赖”、“对青年并不真的爱护”、“凶恶狠毒”、“半吊子革命破坏言论”、“满心嫉妒”、“拿旧日好友(指林语堂)开杀戒”、“在上海开山堂,抢码头”、“打击‘第三种人’”、‘包庇实际行动的共D分子”、“勾结内山(日本军部及内务省思想课驻沪的一名文化侦探)”、“疯狂”、“忮刻”、“险恶”、 “比魔鬼还丑恶”、“比母鸡不会髙明多少”……
骂来骂去,骂得嘴滑,苏竟说中国人民的一切”痛苦”,“十九是鲁迅造成的”。真是耸人听闻!苏口口声声说鲁迅一写起文章来, 便“将字典里所有刁钻古怪,穷凶极恶的辞汇,一概搬演出来 ”
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奇妙逻辑,大抵有四:第一、大胆假设,粗心求证;第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三、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第四,指鹿为马,任意曲解。
第一、大胆假设,粗心求证。胡适博士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苏雪林只套袭它的前半截“大胆假设”,而将后半截改成了“粗心求证”,甚至并不求证,好象她对鲁迅的任何假设都是真理一般。比如,苏说鲁迅并不爱护青年,他之为青年说话,只不过是为了迎合:
“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吧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 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屡变”(《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证据何在呢?对不起,一点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因为鲁迅和“正人君子”的斗争本来就是二十年代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政治斗争。不是鲁迅迎合青年,而是鲁迅站在时代前列,率领青年向落后、反动势力勇猛冲杀。不是鲁迅诬陷“正人君子”,而是那些”正人君子”者流与军阀沆瀣一气的嘴脸太露骨了。
再比如苏说鲁迅在上海大兴“文字狱”,如果换到国民党反动派头上本来是很合适的,但她硬捺在鲁迅头上, 至于根据,也是丝毫没有。象这种情况,在苏雪林《我论鲁迅》一书中真是不胜枚举。
“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第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雪林对鲁迅并非全属谩骂,也有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貌似振振有词的东西。比如她影射、攻击鲁迅为汉奸便使用的这种战术。
鲁迅经常出入内山书店,这本是众所周知的,而苏却说他“匿迹内山书店”;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本来是热心中日友好、给鲁迅和整个进步文化界以很大帮助的日本朋友,苏却硬说他是日本军部特务。这样一来,鲁迅公开出入内山书店便成了暗中勾结日本特务了。
更妙的是,连鲁迅请日本医生看病,日本朋友邀他去镰仓疗养,也都成了罪状。所谓“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 还无中生有地说鲁迅“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
鲁迅送一位日本朋友携兰花归国的两句诗“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明明是抒发的爱国感情,这和1903年的削发明志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而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不料这两句诗也成了鲁迅的罪状,什么“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
这样的诬陷战术,不仅用在政治上,而且用在生活和性格上。比如苏说鲁迅读书喜欢换学校,“当教员也喜欢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可见其性格“乖张可怕”。这完全歪曲了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的真相。
第三、自相矛盾,出尔反尔。1929年5月,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后收 入《青鸟集》)一文中,苏雪林认为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而他的成功并不限于这一方面。
后来,在一篇评述介绍周作人的文字(亦收入《青鸟集》)中,苏说鲁迅“对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研究的”,“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这便是《阿Q正传》和一 些杂感文字。
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见《国闻周报》第 11卷4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了相当高的评价。文章一开头便说:“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鲁迅小说便是这样的“好书”、’‘好文字”。鲁迅虽然只有 《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两本,仅仅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她说《阿Q正传》“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它影射了”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作者以嘻笑之举出之,其沉痛逾于怒骂。”
除《阿Q正传》之外,她说《狂人日记》《风波》《故乡》《社戏》《孔乙己》”均为精采之作”。她十分欣赏鲁迅的创作艺术,认为“富有特色”:“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颍独到。”认为鲁迅的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愈咀嚼愈有味”。
她再次推崇鲁迅为“中国最早的乡土文学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巅’了。”
直到1936年4月,在《我创作的动机》(载《武汉文艺》)一文中,苏雪林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 她说:
“我写作时也象鲁迅先生所说,并没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而且自愧弗如地说:“象鲁迅,即‘挤’,还可以挤出些好东西来,我则非其伦也。”
这就说明,直到鲁迅逝世半年前,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苏雪林是并未攻击鲁迅的。
由于苏雪林对鲁迅有一个由崇敬到攻击的180°大转弯,攻击起来又逐步升级,故其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之处甚多,无形中构成了她的一条奇妙逻辑。
比如,开始说《阿Q正传》等小说是不朽杰作,后来却说它乃“套袭”日本某作家之作;开始说鲁迅虽只有两本小说集(当时《故事新编》尚未出版)但却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地位,后来却说这两本短短的小说集算得了什么;开始说鲁迅杂文象他的小说一样深刻地挖掘了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后来又说鲁迅杂文只是骂人、撒泼、一无足取。
对于《野草》,那就更加有趣了。开始,是这样说的:“其笔墨冷峭精警,遒炼幽丽,以旧有佛经句调与西洋采融和而成功一种特创的风格”。“里面有许多富于诗情画意的自然描写,不但为旧文学所无,也为新文学所罕有”,连徐志摩也要输其一筹。
这段话出于1937年3月I5日发表于武汉《文艺》月刊上的《论鲁迅的杂感文》中。此文有一副标题曰《四年前的一篇残稿》,可见亦写于1934年。此文对鲁迅杂文虽极尽攻击,但仍肯定《热风》,并承认鲁迅为“东方尼采”。她把《野草》《朝花夕抬》也都归入杂感中,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评价却倒出奇的公允。而到后来,《野草》除了“阴暗”、“虚无”之外,也就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并非不可以改变自己以前的观点,“新我”随时可以否定“旧我”。但如果否定,就应直白宣布“旧我”的错误,让人感到光明磊落。遗憾的是,我们只看见苏雪林先生不断炫耀自己的 “反鲁”战绩,却从未见她否定过自我。
“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第四,指鹿为马,任意曲解。苏雪林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和评论,对鲁迅的作品当然不会看不懂。但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指鹿为马,任意加以曲解,然后再大肆攻击。
比如,在《朝花夕拾》的《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尖锐批判了 “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一类充满封建毒素的“孝道”故事。其中,在谈到“郭巨埋儿”的故事之后,有这样一句话:
“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这本是一句诙谐风趣的讽刺话,无非是说这样的故事太荒庸了,怎么能够容许为了孝顺母亲便埋掉儿子呢?
难道苏雪林先生会看不懂这一点吗?尚然不会。可她却大发宏论道:
“一个天真纯洁小孩没有不爱其祖母的,即说祖母待之少恩,也决不会为听一个古代故事,会将她当作吸血的巫婆看待,鲁迅小小脑筋居然会产生这种怪想,无怪 他长大后会成为那种人了。”
鲁迅批判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而苏对此避而不谈,却大批鲁迅的所谓“怪想”,实在令人吃惊。
更有甚者,因为鲁迅在《狗•猫•鼠》中说他不喜欢猫(“仇 猫”),苏便说他“残酷地杀害许多猫”,好象鲁迅日以杀猫为业、不杀猫便无法过活了。
为了达到攻击的目的,苏凡涉及鲁迅小说之处,也无一不曲解。比如前面曾经提到的说 《狂人日记》攻击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于《孤独者》,也属同样手法。
小说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虚构人物,“我”也不是作者自己,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料在苏雪林笔下“我”变成了鲁迅,魏连殳也变成鲁迅的朋友了。魏临死前写给“我”(名“申飞”) 的自然成了“对鲁迅说”如何如何。而“我”对魏的同情也就成了“鲁迅”的同情。还说什么:魏连殳“挥霍从军阀刺刀滴下的血腥钱来报复几个无知者,鲁迅引为得意,我们只觉可笑又复可怜。”
真是从何说起!堂堂文艺评论家(兼作家)说出这等话来,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更加不堪的是,苏雪林甚至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拿他自己做标本的。”《端午节》里的方玄绰是鲁迅,鲁迅就是这样的财迷鬼;《孤独者》里的“我”是鲁迅,魏连殳也是鲁迅,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只要报复,不择手段”的复仇狂;
而《阿Q 正传》中“阿Q的种种形相”,也都是鲁迅的自我写照。试问,如果真是这样,鲁迅小说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编注:本文由李宇琛选编自文章《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作者袁良骏。原文刊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月刊《鲁迅研究动态》(现用名《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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