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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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孔子以“有教无类”的态度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从当时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接收学生、传授学问。司马迁曾描述了孔子一生收徒授业的奋斗情况：“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就是孔子门下三千徒相立、七十二贤人的情形。
这些在历史上留名的弟子，都具备独特的才能，因而留有言行闻于后世。他们之中，既有贵族、商人、官吏，也有平民、贫民和农民。儒家一直倡导，即使处在贫困境地，仍然志存高远，以守道为乐。那么这些参与了春秋时期思想争鸣和军事、政治活动的孔门弟子，难道个个都不求富达、安于贫困吗？
孔子像图页。作者/（宋）马远，来源/故宫博物院
除了那“七十二贤人”，孔子本人优中选优，评出了门下十位儒客杰出代表，也就是“孔门十哲”。他们分别是德行方面的“高才生”：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的宰我、子贡；精于政事的冉有、子路；在文学方面有突出天赋的子游、子夏。
其中，孔子的首席大弟子当属颜回。他名回，字子渊，鲁国人，比孔子小30岁。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欣赏和喜爱。但颜回一生都未曾做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其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但从《论语》中有关颜回的只言片语中，我们能确定他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
明人绘《三圣像》，中间为孔子，左为弟子颜回，右为弟子曾参。来源/孔子博物馆
孔子曾评价颜回：“回也其庶乎，屡空。”说的是颜回虽然德行近乎道，但也屡受空乏之苦。孔子更明确的说法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就靠这些住在破旧的巷子里求学问道，但他在孔子眼中却已经达到了“近仁”的境界。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先于孔子而亡，没能继续传承孔子的道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的父亲颜无繇，是孔子刚在阙里设立杏坛教学时早期的弟子，面对儿子早逝，他想厚葬儿子，但无奈家境贫困，最终未能达成，可见颜家一家都很清贫。但颜回之所以能被称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与他直面贫困生活的出色态度是分不开的。
史书上明确记载过家庭经济状况的，除了颜回，还有“孔门十哲”德行科之一的仲弓，他姓冉名雍，字仲弓。《论语·雍也》写“仲弓父，贱人”，春秋时期的“贱人”一般是与卿、大夫、士和庶人等组成的居住在城市里的“国人”相对的，可见冉雍出身贫贱，父母很可能是住在郊野以耕牧为生的农人，冉雍也有“犁牛氏”的别称。孔子却安慰他道：“就算是杂毛耕牛，也能生下用于祭祀的俊美小牛，不会被山川神灵所舍弃。”
孔子以此比方来劝导冉雍勤奋努力，不要因原生家庭而自卑。后来的冉雍也的确对得起孔子的器重，他气量宽宏、沉默厚重，曾做过季氏宰（季氏私邑的长官），在当地以德行著称，战国时期的荀况还很推崇冉雍，将他与孔子并列为“大儒”。
仲弓像，取自《至圣先贤半身像》。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颜回和冉雍“出淤泥而不染”，从小不曾被贫困的家境拖累高远心志，那么“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同样家徒四壁，但他的求学历程就完全是“街头混混迷途知返变儒家大学者”的逆袭模式。
子路名仲由，比孔子小9岁，是孔子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这位儒家大师兄在入门之前，画风是这样的：“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他不仅头戴雄鸡毛做的帽子耍威风，佩戴着公猪装饰的宝剑显示自己的无敌，甚至好勇尚武、不拘礼仪，还暴揍过设礼以教的孔子。
子路出身微贱，家境贫寒，儿时无人引导才误入歧途，不过他听了孔子的教诲后便被折服，后来就随孔子周游列国，做孔子的侍卫。在《论语》中，子路出场41回，几乎一半都是在被老师批评，但子路闻过则喜，能虚心接受。
子路像，取自《至圣先贤半身像》。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细数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发现，孔子门下的弟子，别说家财万贯了，就连丰衣足食都很难做到，不过他们都能甘于清贫。而说到安贫乐道，又不得不提到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原宪。
原宪字子思，比孔子小36岁。孔子在鲁国出任大司寇时，原宪任邑宰。孔子去世后，他退隐到卫国，不再出仕。有一天，原宪的老同学子贡在卫国做了官，就身骑骏马、身着华服去乡野间拜访原宪。没想到原宪身穿破旧的衣帽接待子贡，子贡见了觉得很不光彩，就问他：“你是不是病了？”原宪坦然答道：“我听说，一个人没有钱叫贫；学了一身道术而不能去实行才叫病。像我现在这个寒酸样子，只是贫，并不是病。”
子思像，取自《至圣先贤半身像》。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个故事里，还真不能怪子贡故意去老同学面前炫耀财富，因为严格说来，子贡的确是富裕惯了，他是孔子弟子中那个难得的“有钱人”。当原宪还在吃糠咽菜时，子贡已经在曹国与鲁国之间跨国经商发家致富，成为孔门最富有的弟子。
子贡名叫端木赐，他的家庭出身算得上“春秋名流”。父亲端木巨曾辅佐卫灵公“匡君泽民”，被尊称为“卫之贤丈夫”，往来于诸侯各国易货经商，积累下万贯家财；祖父端木广单被卫献公聘为客卿；外祖父蘧伯玉是卫国四朝元老，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公元前495年，子贡（约二十五岁）拜孔子为师，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能文会商的青年才俊。作为出身显赫的“富二代”，子贡曾自视甚高，在刚开始师从孔子时并没有觉得老师的学问有多渊博。
东汉王充《论衡·讲瑞》记载，子贡在向孔子学习不满一年时，还觉得自己的学问在孔子之上；到了第二年，子贡不再认为自己的学问超过孔子，但也觉着自己与孔子基本相当；到了第三年，子贡才发现自己的学问离孔子确实差得太远。学习的层次越高，子贡越觉得孔子的思想浩如烟海、没有尽头。子贡本人后来也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意思就是，他永远不可能达到孔子那样渊博的知识，就好像是登天无路一样。
子贡后来成为孔子高徒，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儒家思想，他不仅反应机敏，能言善辩，谦恭随和，于人际交往、经商理财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但在《论语》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孔子对子贡的训诫。
子贡像，取自《至圣先贤半身像》。作者/（元）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子贡爱“方人”，也就是评论别人的长短，孔子听到非常不以为然，说：“子贡，你很贤明吗？老师我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是孔夫子在委婉地批评子贡，要他把精力用在提高学问与道德修养上面，而不是整天对人评头论足。因此，孔子对子贡的批评更多是担心他过分逞口舌之能，是老师本能的关怀。其实，孔子在很多时候是十分喜欢同这个通达世事、善懂人意的学生交流的，甚至常与他推心置腹地探讨学问、道德和人生。
孔子曾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老实地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由一知十，而我只能由一知二。”孔子听后赞同道：“比不上他，比不上他，我和你都比不上他！”抑此扬彼，并不是孔子教育学生时常用的思路，更不是他真的认为子贡不如颜回。正是因为孔子知道眼前的子贡是个谦逊低调、善于雄辩的人，才会这样与他谈论自己的另一位弟子。
子贡也曾问孔子：“老师觉得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就像个有用的器物。”子贡接着问：“何器也？”孔子说：“瑚琏也。”瑚琏，是春秋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
后世对这段师徒间的对话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孔子以宝器喻人，在夸赞子贡，认为他有安邦定国之才，后世也以“瑚琏之器”来赞誉某人能够担当大任。
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在勉励子贡。因为儒家以“君子不器”为修学标准，也就是君子做人不应拘泥于预期目的，唯有“不器”，即无形、无相、无限，方能实现天人合一之道。但孔子却用“器”喻子贡，把子贡说成是“贵重而又华美的容器”，意思是子贡已经成为实干家，却没有成为一个修齐治平的君子，这何尝不是一种直率而真诚的批评呢？众所周知，子贡生于安乐之中，一生顺风顺水，无论治学还是经商都达到了自己的预期，但他还需要继续修养徳与礼，找到超越“器”以外的人生价值。
后来的子贡自始至终地尊重孔子，深受其学的社会公德心影响，大力推奉其学。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名胜天下，子贡起了关键作用。
他的举措有二：一是自身为老师宣传。子贡富甲天下，身居高位，每到一处，就与别人讨论孔子思想，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别人对儒学的了解；二是为孔子提供游学资助，甚至在险境中“捞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迁居到蔡国三年，楚国派人去聘请孔子。陈国和蔡国的大夫怕孔子被楚国重用后对抗陈蔡两国，就派遣了一些服劳役的犯人在野外把孔子围困起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无法动身，粮食也断绝了，随行的弟子饿坏了，没一人能站起来。于是“子贡使楚，楚昭王与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恐怕会更加艰难。
子贡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忠实捍卫者与极力宣扬人，也成为孔子最为亲近的弟子之一，甚至成为孔子晚年最大的慰藉。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定居，这时弟子们死的死、散的散，子贡成了少数几位能够给孔子送终的弟子。孔子去世前七日，子贡出使归来，得知老师病了，赶紧来看望老师。见到子贡到来，孔子道：“赐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这不是责备，这是由衷的思念。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服丧三年，唯子贡在孔子墓旁盖上草庐，为老师守墓六年。此后，子贡与其他孔门弟子一道担负起编撰《论语》、宣扬孔子学说的重任。
旧时，商人们往往称道自己的事业是“陶朱事业，范蠡生涯”，有的商人还在自己的商店门口贴上“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这样的春联。陶朱指的是“商圣”范蠡，端木指的正是子贡。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也将子贡列入先秦著名商人的行列中。那么，子贡是如何经商的，乃至于超越祖辈积累下的财富，达到富可敌国、诸侯国国君“分庭与之抗礼”的程度呢？
《吴中三贤图》卷中的范蠡。作者/（宋）李公麟 （传）
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动荡变革时期。彼时，原来的社会观念、政治制度、生活习俗受到严重挑战。在上层领域，作为统治者的传统贵族日益保守、日趋没落；地主新贵羽翼渐丰，与旧贵族统治集团相抗衡。土地制度改革，带来一系列重大变革，商人阶层逐渐活跃。春秋时见诸史书的商贾及其活动为数不少，例如以煮盐起家的猗顿、以冶铁创业的郭纵，都能“与王者富”；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所用贤人鲍叔牙与管仲皆出身商人；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卫文公“通商、惠工”，都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只有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他受过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在商业活动中不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业行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文化。子贡从事经商活动不仅仅是为发财致富，更是和其政治理想有关。作为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商人，列国诸侯不仅需要子贡经营的货物，还需要其高远的政治才学与见识。由此可见，子贡的经商生涯，与其发扬外交才干、宣传政治主张等活动是相辅相成的，以儒兴商，以商扬儒。
子贡能发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早早把握了市场规律。《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孔子也评价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总能准确揣测市场行情，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预测市场变化，把握时机，在别人甩卖时低价购进，在市场奇缺时高价售出，从不积压货物，资金流转很快。子贡本人曾说：“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意思是说，有了美玉，不要老是把它锁在柜子里，若碰到好价钱，就要很快把它卖出去，否则，等到美玉多了，再卖就便宜了。这个经商经验可比西方的供求规律早了上千年。
当吴国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绵以御寒，这使得丝绵紧缺价格走高。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绵，然后到吴国贩卖，其中的“价格差”让他狠狠赚了一笔。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也就是奔走于各国做生意。他发现各国权贵皆以佩戴珠宝为时尚，就大量制造贵重佩饰“跨国营销”，赚得盆满钵盈。
那么，子贡又从何处得知这些信息呢？可别忘了，子贡位列“孔门十哲”言语科之一，利口巧辞，能说会道；他又曾“仕于卫”，做过官，结交了不少士大夫，常周旋于上层社会，信息的来源当然更广。这对于经商来说，是相当重要且有利的必要条件。
在经商生涯中，子贡一方面不断践行孔子的“义利”思想，绝不见利忘义，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另一方面，子贡也发扬儒家“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德，正如《论语·先行》中记载的，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贡还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他说：“富裕如果真是可以求得到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
为此，子贡向孔子请教：“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曰：“这也算好的了，但还不如贫而乐道，富而知礼，那就更好了！”
孔子讲学图轴（局部）。来源/孔子博物馆
数年后，子贡离开孔子身边，游走于各国之间，但他始终记得当年孔子的教诲，坚守为富当仁，富而知礼，从不取不义之财，堂堂正正地经营致富，也为儒商留下千古美名。
[4]刘红星：《早期儒家并不轻商》，《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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