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兵种之一，被毛泽东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抗日战争中，有一个被毛泽东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兵种，发挥了巨大作用。

它就是通信兵。通信兵曾与步兵、骑兵并列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兵种。如今，骑兵已基本消亡，步兵也把“排头兵”位置让给后起之秀炮兵，唯有通信兵地位稳固，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指挥通信连中士张宽爬上线杆，在高差300米的悬崖上，将下坠的光缆重新固定。图 |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李海亮

在刚刚过去的8月，河北和北京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许多地方通信中断，失去联络。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通信兵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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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我军就拥有了有线电通信、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分队。不过，我军真正意义上的通信部队是从“半部电台”起家的。

1930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全歼国民党第18师师部和2个旅近1万人，活捉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多万发，电台一部。

不过，这部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缴获的时候还被红军战士误砸，导致不能发报，只能接收，相当于半部电台。这半部电台成了中央苏区通信兵的红色种子。

在龙冈战斗中，红军还俘虏了10多名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红军无线电鼻祖”、新中国首任通信部部长王诤。被俘4天后，王诤等人主动要求加入红军，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勉励他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王诤

没多久，红军在作战中又击败了谭道源部，再度缴获一部电台，终于有了完整电台。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决定组建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

1931年1月6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的土楼里，依靠着“一部半”电台，拥有12名学员的红军第一届无线电队训练班开班。王诤担任教员，亲自制作训练器材，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短短4个月时间，我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初见雏形。

当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王诤日夜监听，截获到了王金钰致“剿总”何应钦的重要情报，让毛泽东和朱德早早掌握了敌人的行军动向，巧妙策划，最终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毛泽东把年轻的王诤请上主席台，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李先念为王诤题词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在瑞金建立，被命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由此还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CSR”。这正是现在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王诤还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增加人员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过翻译、编辑，定名为《参考消息》。

12月底，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带领1.7万多名西北军士兵举行了宁都起义，带来了8部电台。一起起义的还有40多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中央红军的电台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

1934年1月，中革军委成立通信联络局，按序列称三局，王诤任局长。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则几经调整，在长征开始前成为通信教导大队，并以“红星第三大队”为代号，坚持办学。

长征期间，红军无线通信初具规模：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初步形成三大主力红军部队相互联通、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为胜利会师作出突出贡献。

在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后来担任邮电部部长的钟夫翔回忆：“通信兵无线电台中负责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得意之笔的背后，是通信兵的情报支持。“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三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通过快速收发电报，上令下达、下情上报，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余份，有力地保障了中革军委高效指挥3万多红军的机动作战，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大包围圈，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插翅高飞”后，1935年5月，云南军阀龙云在发给蒋介石的一封急电中检讨叹息：“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这封密电也被红军截获并破译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毛泽东接见了三个方面军的全体通信官兵，赞扬了他们为赢得胜利和保护电台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2

1937年9月23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此前的7月，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军委三局进驻延安东关，局长仍为王铮，下设通信联络、技术材料、行政管理3个科，直属单位编有通信学校、电话队和5个无线电分队。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诤

军委三局先后在西安、南京、太原、武汉、洛阳、长沙、桂林、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重庆等20多个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联络处，建立了延安同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为了解决通信器材严重不足问题，各部队采取在敌占区购买、缴获日伪军通信器材、向国民政府军政部申领等办法。但最有效的是1938年8月军委三局建立了通信器材厂，此后基本解决了通信器材不足的问题。

到1940年，华北各战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已有电台近60部，初步建成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辐射全国各部队、各根据地、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完成了军委战略指挥通信体系的建立。当时，电台已经能到旅一级，部分军区甚至能够装备到团级。

军委三局还十分重视利用军委通信学校培养全军通信人才。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的通信老兵陈桂圃（本文作者的父亲）曾回忆他从晋察冀军区到延安军委通信学校学习的往事：

1943年4月，我随晋察冀军区无线电大队奔赴延安，这是一件永留心头的往事。当时，我在晋察冀军区11分区任无线电报务员。一天，队长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你、孙子华、王德武和晋察冀军区的一些同志，到延安高级通信学校去学习。”

能去延安到毛主席身边学习，是我梦寐以求的。但从晋察冀军区到延安有上千里路，途经的大都是日寇占领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

接到命令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一个星期后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温泉镇，与晋察冀军区的20名报务员组成无线电大队，继续赶往延安。

为了保证我们路上的安全，上级指示沿途区、县的游击大队负责护送我们。6月份的一天，我们在雁门关以北的一个村庄宿营。拂晓前，村子四周突然响起枪声，日寇派重兵把村子给包围了。

我们无线电大队的同志正要冲出去，县大队的领导坚定地说：“你们是我们党的宝贝疙瘩，你们的任务是活着到延安。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你们冒这样的风险！”说完，他带着县大队冲向日寇。

在县大队的掩护下，我们安全撤出了村子。但在那场恶仗中，县大队基本拼光了。离开雁门关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从阜平县出发我们历时40天，先后经过晋东、晋北、吕梁山、五台，过黄河，到米脂，最后齐装满员到达延安。一路上，我们通过敌人的无数个封锁区，历尽艰险，但都在沿途区、县游击队的保护下转危为安，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战士为了我们而牺牲。我们的生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到达陕北后，我们进入了延安通信学校，受到了毛主席接见。我毕业后留在了军委总台工作，和大家一起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国战场的指挥。此外，我还参加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建工作。党中央对我们通信兵的爱护和培养，使我终生难忘。

军委三局对通信兵的培养取得了明显成效。至1944年7月，新增通信人员2297名，除军委三局延安通信学校培训外，各根据地培养2122名，占新增人员的92.4%，基本保证了全军报务人员的需求。

1941年10月，军委三局办的《通信战士》刊物创刊一周年，毛泽东为全军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为全军通信部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通信保障基本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无线电通信网，实现了敌后解放区和敌占区情报机构的电报互通，对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委三局先后选派上百名精通电报业务的骨干，到国统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党的秘密电台帮助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抗日战场的武装斗争。

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李白。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1930年8月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通信连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1934年6月在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任红五军团电台台长。这时的他已经从一名贫苦的农民，成长为掌握电讯技术的通信人才，还能熟练使用英文。

1937年7月，李白被派赴上海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的上海已沦为“孤岛”，李白建立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党中央的指示经李白的传递至上海及华东，各地日军动向也由他报告至延安，直至1942年9月，李白的秘密电台从未发生失误，他发出的红色电波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白

1942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深夜，日本特务突然砸门闯入。李白听到一楼有动静，用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又拍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战友，随后将发报机藏在地板下面，但还是被狡猾的特务发现。

在宪兵司令部里，特务对李白夫妇严刑拷打，逼问李白：你到底是受延安指派，还是重庆方面指使？原来日本人并没有掌握情况，李白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电台主要用来了解商业行情。当时的确有不少这样的商用私人电台，日本特务一时无法断定真假。

经多方营救，李白于1943年5月获释。回家时，他的脸已肿得变形。出狱后，李白被敌特严密监视，无法开展工作，但他在狱中的表现，使敌人误以为他是个与重庆方面有关系的商人，想把他网罗过去。

在党组织认可后，李白将计就计答应了敌特的要求，前往浙江淳安县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并利用这一电台向党组织发报。

1944年秋，抗日战争处在大反攻的前夜，情报工作更显重要。李白的组织关系已转到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的华中情报局，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的情报机构，掌握各地日伪和国民党前线战场上的情资，不少还是核心机密。

李白机智沉着，又特别擅长无线电技术，很快就得到赏识进入机要处工作，能够率先看到全国各地发来的电报内容。从此，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传送日、美、蒋之间的大量情报，为党中央制定抗战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1948年春，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操纵下，上海特务组织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破坏。12月29日晚，李白在向党中央拍发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敌人测出电台位置。在敌人重重包围中，他镇定地发完电报，销毁了密码。当晚，敌人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对李白进行了刑讯，使用了老虎凳、拔指甲、灌辣椒水等36种酷刑，持续了30多个小时。

1949年4月22日，李白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给妻子裘慧英，叮嘱她好好抚养小孩，这封信成了他的绝笔。

5月5日，蒋介石向毛人凤下达了最后处置指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7日晚，李白等12位中共党员在浦东戚家庙被秘密杀害。李白牺牲时年仅39岁，离上海解放的日子不到20天。1958年，以李白为原型，由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轰动全国。

4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信兵处于大发展阶段，有三个明显标志。

第一个标志：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军委三局抽调骨干加强各大战略区新成立的通信联络分局（处）。王诤组织延安的一批通信干部，快速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北、华中等几个大的解放区工作，不到一年就建立起由700多部电台构成的通信网络——每个大的战略区都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无线和有线通信网。

第二个标志：1947年3月，三局组建通信大队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转战陕北，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及所属部队，加强或增设通信部门，增编通信分队，通信兵力达到总兵力的8％以上。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以无线电为主，综合运用各种通信手段，成功地保障了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战略追击等阶段战役战斗的作战指挥。

第三个标志：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三局抽调大批通信干部接管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邮政、电信、广播等部门和电信工厂，迅速组织恢复电报、电话、邮递业务，建立和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和电信工业。

报务员进行电子键报文拍发训练。图 |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摄于2021年

具体来看，在党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的困难时期，无线电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全国战场的唯一通信工具。中央机关一驻扎下来，毛泽东便立即通过电台和电报指挥前线作战。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间旧民房里，毛泽东用一封封电报，统筹指挥交错推进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创造了142天歼敌154万人的奇迹。

在西柏坡纪念馆，有个长达56米的“电报”廊，两侧的大理石上雕刻了37份毛泽东和军委发的电报手迹，仅“三大战役”，军委总台平均每月的收发报量达140多万字，送毛泽东亲自看过的各野战军电报就达1000余份。

据统计，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作战电报达408份，其中辽沈战役期间就有77封电报，而指挥锦州之战的电报更是多达50余份。周恩来曾感慨：“在西柏坡，我们不发枪，不发粮，不发人，只是天天发电报！”

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可以洞察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军通信兵已经成为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夺取胜利的一把利剑。

1948年，王诤任校长兼政委的延安“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扩建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全校1300余人，是解放区最大的一所培养通信人才的学校。

5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参谋部三局升格为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任主任，通信兵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独立兵种。1956年4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履行兵种领导机关职责。军委通信部直属单位编设通信总站、通信团、院校和科研机构。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设立通信部、通信站、通信团，通信兵力最高时占总兵力的10％左右。

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通信装备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通信装备相差悬殊，困难重重，尽管这样，志愿军利用落后的通信装备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世界战争通信史上堪称奇迹。

这离不开可歌可泣的通信兵英雄们。

于树昌，志愿军第23军73师217团的步话机员，影片《英雄儿女》王成原型之一。正是他在报话机中高呼“敌人把我包围了，祖国万岁！向我开炮！”

牛保才，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中，7次负伤不下火线，跟随突击队架线，保证电话畅通。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任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1营营部电话班副班长，在上甘岭战役中电话线被炸断，无法衔接，他用身体充当电话线换取了三分钟的通话时间，直至壮烈牺牲。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也是通信兵，他是志愿军第15军135团2营6连徒步通信员，也就是靠两条腿传达命令的通信员。

1952年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联合国军”设在山顶上的集团火力点，压制住志愿军反击部队不能前进，营参谋长命令第6连组织爆破组炸掉它。

6连向敌军发起5次冲锋，未能摧毁敌军火力点，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向营参谋长表示：“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

杜长发，1933年生，安徽阜阳人，1951年随部队入朝。他是黄继光的战友，作为通信员参加上甘岭战役，冒着炮火查线接线，保证通信畅通，荣立个人二等功。图 | 新华社记者 吴刚

参谋长当即任命黄继光为6班班长。黄继光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士向敌军的火力点爬去，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一名战士牺牲，另一名战士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打穿，血流如注，他忍着伤痛，一步不停地向敌军火力点前进。

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接连投向敌军，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残存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愿军反击部队的冲锋受到阻止。

这时，黄继光再次负伤倒下，他已无弹药，身体又多处受伤。最终，他顽强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张开双臂，扑了上去。

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战士们高喊着“冲啊！为黄继光报仇！”踏着黄继光爬行过的道路，很快占领了阵地，全歼守军两个营。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是我军历次战争中，通信兵产生英雄最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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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通信兵领导机构进行多次变革， 1959年3月，国防部决定将军委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仍行使兵种领导机关职权。1961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改称解放军通信兵部。1975年3月，又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

2011年6月30日，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编为总参谋部信息化部。2016年1月，总参谋部信息化部改编为军委联合参谋部信息通信局。无论如何整编，通信兵作为一个兵种始终没变。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正式成立后，原属于总参谋部信息化部和各大军区的通信团扩编成信息通信旅转隶战略支援部队，我军通信部队得到进一步加强。

通信中队战士在调试设备。图｜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摄于2021年

前段时间，连续强降雨造成北京山区部分乡镇受灾严重，道路损毁，通信联络中断。战略支援部队某基地126名官兵组成15支突击分队，分赴北京房山、门头沟、昌平3个行政区、15个乡（镇）建立应急通信，争分夺秒打通灾区通信“生命线”。

其中，负责联通北京房山区大安山乡的任务分队7名官兵徒步22公里挺进灾区，大家背负着卫星便携站、卫星电话、电台等物资器材，每个背囊重达40斤。11个小时后，官兵们抵达大安山乡，成功打通了灾区一线与后方指挥所的通信联络，保障了当地防汛指挥部与上级实时联络的畅通无阻。

从红军时期半部电台起家，90多年来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已经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解放军通信兵已建成了光纤通信传送网、无线电短波通信网、卫星通信网、电话网、军事综合信息网、指挥网、图像传送网、军队移动通信系统和一体化指挥平台，融合指挥、控制、情报、通信、电子对抗为一体，初步实现了作战信息采集、传递、处理的自动化，在边境作战、情报传输、公文传递、应付突发事件、保障军事演习和日常业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种通信手段的综合运用，确保了全军各部队“抗中通”“扰中通”“动中通”，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已经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通信兵的行列。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