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眼联盟”为啥让印度又爱又恨？

文/ 俞俊 彭云峰 董慧囡 

近期，印度和加拿大两国关于1名加拿大籍的锡克教领袖被刺一案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一度互逐外交人员。9月中下旬以来，加拿大指责印度特工策划实施了该刺杀。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大卫·科恩随后透露：加拿大用于指控印度的部分情报，是“五眼联盟”（“五眼联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情报共享中由某个成员国提供的；话音未落，《纽约时报》马上指出这个成员国就是美国。

2021年8月15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德里举行的独立日庆祝仪式上讲话 新华社发（印度新闻局供图）

这起事件戏剧性反映出印度与“五眼联盟”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一方面，“五眼联盟”与印度开展合作、向印度提供情报；另一方面，“五眼联盟”在一些议题上同样会制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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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层面展开合作

近年来，在“五眼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五眼联盟”最重要的侦察手段——信号侦察，因距离亚太地区相对较远而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此，“五眼联盟”开始寻找新的情报“支点”，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先后进入其视野。其中，印度有两个方面让“五眼联盟”格外看重：一是印度地域广阔，可多线多区布局侦听设备，且距离重点监控区域较近；二是印度作为美国重点发展的新战略伙伴，投资印度的安全与情报能力建设能产生丰厚利益。对于印度而言，与“五眼联盟”合作也将受益颇多，既可以拓展情报来源，也可以引进先进情报侦察技术与设备等。为此，双方的情报合作开始逐步走实。

2018年9月，印度和美国签署“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为双方信号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2021年9月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委员会要求，国家情报总监与国防部长要提交一份与印度等4国扩大情报共享可能性的报告，这表明印度在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侦察布局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无线电信号侦察等方式面临诸多困难，各国情报机构开始大力探索网络侦察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代理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曾指出：“美国特别紧迫的优先事项将是加强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对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为此，“五眼联盟”逐步开始与信息、网络技术较为发达的盟友伙伴国家开展合作。

2019年12月，美国众议员亚当·希夫领导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公开提出“五眼联盟”要与印度、日本、韩国进行合作，原因是这三国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方面各有所长，比如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五眼联盟”想借助技术合作，在提高网络侦察能力的同时，增强网络防护能力，印度等国对此也持相同态度，双方因而一拍即合。2020年10月，印度与“五眼联盟”一起支持在WhatsApp、Signal等应用程序中设置后门入口，反映出它们在技术上的合作更趋深入，网络侦察与防护的互动也更加频繁。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起源于二战期间的“同盟体系”，“五眼联盟”的发展趋势逐渐从“议事联盟”转向“安全联盟”。美国为支撑其大国竞争战略，在亚太地区拉帮结伙，着力打造“双边、三边、四边、五边联盟”。在此基础上，美国还加强了多组、多种联盟之间的互动，使合作领域交互、合作程度加深。

从美国角度看，“五眼联盟”与印度合作，可以拉一个重要国家“入伙”，增强“五眼联盟”的安全联盟的功能，进而提高威慑性；从印度角度看，可以进一步融入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集团，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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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不可调和

在印度与“五眼联盟”合作逐步升温时，尼贾尔遇刺无疑是一个“灰犀牛”事件。9月中下旬以来，印度与加拿大之间围绕尼贾尔遇刺事件进行了激烈交锋，特别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印度的指控，是基于“五眼联盟”监控印度的情报，表明印度与“五眼联盟”的关系并非只有合作的一面。

加拿大是锡克教徒在印度之外的最大聚集地，2500万锡克教徒中约有77万人居住在加拿大。这些移居海外的锡克教徒主张旁遮普邦自治，并建立“卡利斯坦”政府。时至今日，这些人不仅是加拿大庞大的选票群体，而且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2015年特鲁多就任总理时，他的内阁中就有4名锡克教徒，而目前加拿大第三大党——新民主党的党魁也是锡克教徒。此次遭暗杀的尼贾尔，1978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的一个村庄，1997年移居加拿大，后来成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著名的锡克教领袖，2020年印度政府将他列为恐怖分子。

尼贾尔被刺后，“五眼联盟”其他国家基于各自国内政治及联盟关系需要，也表明了对加拿大的支持态度。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大臣呼吁莫迪政府配合加拿大的调查，澳大利亚外长表示“一国之主权应被尊重”，新西兰外长表示如果那些指控被证明属实将严重关注。

9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名警察在印度领事馆办公大楼外驻守  新华社发（梁森摄）

 “五眼联盟”几乎一致的态度，与印度政府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驰。在印度国内，印度教与锡克教、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矛盾长期存在，而将自己塑造为印度教捍卫者，正是莫迪及人民党的执政之基，因而印度政府在锡克教问题上很难作出妥协和让步。

组成“五眼联盟”的五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代表，从“五眼联盟”的历史发展看，虽然其内部也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分歧与隔阂，但最终因共有的文化基因而保持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五眼联盟”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它具有排他性。作为“五眼联盟”重要合作伙伴的印、日、韩、德、法等国，虽然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与“五眼联盟”国家有契合点，但深层次的文化观念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很难融合。例如，法国也曾受邀加入该联盟，但因为缺乏共有的情报合作观念和共同语言，被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拒绝。

而印度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截然不同，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相悖而行的，比如印度坚持自己独特而古老的文化传统，不愿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规则。因此，从长期看，印度与“五眼联盟”的文化冲突，将是诱发其他矛盾危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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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铁板一块

印度与加拿大的外交风波仍在发酵，加拿大籍的锡克教领袖被刺一案反映出印度与“五眼联盟”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两者因相互需要而开展了合作，但一旦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则又转为“内斗”，这决定了两者的合作很难走远。

事实上，印度不是“五眼联盟”唯一的合作伙伴。上世纪50年代，“五眼联盟”就与挪威、丹麦和联邦德国等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合作；冷战结束后，又与科技较为发达的西欧国家进行过合作；美国重启大国竞争后，“五眼联盟”与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的合作发展更为迅速，甚至一度有增加“新眼”的传言，但印度不在考虑之列。

总体而言，印度与“五眼联盟”情报共享等级并不高，印度并不在高等级情报共享的范围内。印度与“五眼联盟”更多是基于暂时需求而相互利用，但深层次的矛盾制约了双方合作的前景与深度。（俞俊系陆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彭云峰系陆军指挥学院硕士研究生；董慧囡系陆军指挥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