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无疾而终，美帝国后继无人！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走了。

据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综合消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周三在康涅狄格州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人活百岁，走时，没有痛苦，没有折磨，也没有老年痴呆，只是到了时候，该离开了，这叫“喜丧”。

他在7月中旬还拒绝了医生的建议，远渡重洋再次来到北京。

基辛格先生此行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中美关系，当他的晚辈们进退两难时，他出手相助。

基辛格在中国得到了最高级别礼遇，虽然他只是一位民间人士。

基辛格很难用好或坏来评价，甚至也无法用“鹰派”或“鸽派”去定位。

他狠起来，比任何一个“鹰派”都狠；软起来，比任何一个“鸽派”都软。

在美国政界，他既为共和党殚精竭虑，也为民主党出谋划策。

有时，他是战争主义者；有时，他是和平主义者。

所以，在基辛格去世后，美国网友的评价非常复杂，有捧很高的，有骂得很难听的。

在中国，基辛格则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尼克松总统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辛格与尼克松以惊人的远见和魄力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开了中美之间那扇紧闭的大门。

“中美破冰”符合两国利益。

中国全面打破了西方的封锁政策，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并避免了遭到美苏夹击的战略风险。

美国则得到了从越南战争体面脱身的机会，同时让苏联软化了对美态度，不得不加快解决“西柏林问题”。

1969年，尼克松上台，美国外交事务重要性的顺序为：越南战争，中东问题，核裁军协议，西柏林问题，美苏元首级会晤。

而要体面解决没有获胜希望的越南战争，就必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作为总统安全事务顾问的基辛格建议尼克松将“核裁军协议”挪到第一位，转移国际社会视线。

实际顺序并没有改变，但这有助于隐藏白宫寻求与中国接触的行动。

尼克松接受了这一建议，1969年11月17日起，美苏代表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预备会议，一直谈到12月22日。接着是维也纳核裁军会议，吸引了全球目光。

剪不断，理还乱的中东问题则丢给了国务卿罗杰斯。罗杰斯不想去收拾中东烂摊子，但尼克松支持基辛格，美国国务院只好接受。

基辛格自己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问题”上。

他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是他首次将“均势外交”思维运用到了实践当中。所谓“均势外交”就是利用“莫斯科-北京-华盛顿”之间的矛盾和合作，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

基辛格之所以能得到中国信任。

一，他能守口如瓶，承诺过的事情就能去做；

二，他能代表尼克松，中苏都确信他的实际地位高于罗杰斯。

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前，借口是去南亚斡旋印巴关系。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突然声称“腹痛”，然后“住进”了深山之中的总统官邸修养。

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中方按照事先约定，安排好了周密的接待工作。

当天，周总理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晤。

在两天时间当中，基辛格通过与周总理的会谈，更加坚定了推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立场，他断定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一极”。

回到美国后，他的两天“腹痛”没有引起外界怀疑，巴基斯坦也是守口如瓶。

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了在北京的谈话内容，并转达了中方对尼克松访华的期待。

尼克松考虑要不要将此事告知苏联，基辛格表示当然要这么做，美国要充分发挥这张牌效力。

1971年7月15日上午9时，基辛格用保密电话打给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告知在7月9日至11日期间他已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3月之前访问北京，这与总统本人的愿望完全一致（其实后来的正式公告中周总理没有使用“邀请”一词）。

基辛格故意在电话显得有些兴奋，多勃雷宁震惊了。 

基辛格传递给苏联人的信号是：正是因为你们拖住美苏元首级会晤的脚步，现在令中国人得到了好处。

多勃雷宁放下电话后，立刻向莫斯科汇报这一重大消息。

莫斯科也是措手不及，克格勃居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捕捉到，只好让多勃雷宁再探再报。

7月19日，基辛格从圣克利门蒂（尼克松在加州的私人住所）回到白宫，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多勃雷宁吃饭。

多勃雷宁装出对中美接触并不在意的样子，基辛格却主动向他介绍自己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基辛格说中美双方都没有谈及苏联，中国最担心的是日本人。另外，就是讨论了东南亚问题。

但这些都不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

饭后，基辛格说，莫斯科如果对他的中国之行有任何问题，总统已经授权他给予“坦率”的回答，中美没有针对苏联，但多勃雷宁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罗杰斯对这场绕过国务院的“阴谋”非常不满，但木已成舟，他只能配合尼克松的外交行动。

苏联在听取多勃雷宁再次汇报后，加快了与美国谈判节奏，亡羊补牢。

1971年9月13日，苏美英法签署协议，最终确定了悬而未决的“西柏林合法地位”问题。

10月20日，美苏敲定元首级会晤日期，宣布将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

基辛格巧妙地“借用”中国之力，解决了“西柏林和美苏元首级会晤”两个大问题。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尼克松总统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西方世界引发了“外交地震”，美国阵营国家纷纷往北京跑，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同年10月，基辛格与越共领导人黎德寿达成“和平协议”，帮助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

1973年1月，各方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基辛格和黎德寿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拒绝领奖，基辛格也没去领奖。

至此，美国勉强算是体面地退出了越南战争。

1973年5月，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未来的大使馆）

“水门事件”爆发后，尼克松被迫辞职，福特接任总统，但基辛格毫发无损，他还兼任了国务卿（1973-1977年）

1974年，基辛格继“中美关系破冰”、“结束越南战争”之后，又干了一件大事，他使出浑身解数，说服阿拉伯国家同意将“阿以战争”与“石油禁运”分开处理。他和福特总统手里的王牌是–粮食。

1974年3月18日，阿拉伯国家同意解除石油禁运。

然而，基辛格遇到了“功高震主”的问题，他几乎垄断了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主导着美国外交。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福特总统访华铺路）

1975年10月21日下午18点30分，基辛格向毛主席引见他的一位同行官员，就是老布什（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从未有机会与毛主席谈话）

主席问：你处境窘迫，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做客？

老布什答：“非常荣幸，但我怕您太忙。”

主席说：“哦！我不忙，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一定要来见我。”

基辛格在人事上的过分热心（老布什在政治上很希望），以及他与中情局的密切关系，再加上他身兼两职，都令福特感到了巨大压力。

1975年11月，福特突然进行人事调整，免去了威廉.科比的CIA局长职务和施莱辛格的国防部长职务。

福特将老布什从北京调回自己身边，任命他为CIA局长；任命白宫办公室主任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

然后，解除了基辛格的国家安全顾问职务，换上斯考克罗夫特。

副总统洛克菲勒也被从下届大选搭挡名单当中剔除，洛克菲勒家族是基辛格最早的“雇主”。

这样，基辛格只剩下了国务卿一职，身边也没有了政治伙伴，实际影响力大大缩小。

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随后卡特上台，“最伟大的国务卿”便光荣地离开了政坛。

1981年，里根上台，共和党政府也不想启用基辛格。

虽然基辛格很长寿，但后来的美国总统们，再也没有人敢用他，因为谁也不想活在一位外交大师的阴影里，最多请他当当顾问。

另外，以色列和美国犹太集体也不喜欢基辛格。虽然他是犹太血统，但总是回避中东问题，或者留有余地，他只优先考虑美国利益。

基辛格已经走了，如何盖棺定论，是美国人的事。

对于中国来说，他称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对手。

看看如今的美国政坛，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窝不如一窝。

布林肯和沙利文连“气球事件”都能处理成那样。他们居然总是被无脑反华议员和媒体牵着鼻子走，毫无决断能力，嘴里只有“价值观”，可见美国真是后继无人了。

基辛格生前还得以百岁高龄之躯奔走于中美之间，真不知今夕何夕？

基辛格走得很安详！

但愿美帝国也能走得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