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还洗什么脚！还考什么GRE！美国被炸啦！”

大二第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洗脚，对门的一个小子突然破门而入，占领了狭小宿舍当中那片我们用来洗脚的空间。他穿着背心和大裤衩，踩着那双地摊上买来的“阿迪阿斯”拖鞋，在我们的洗脚盆周围兴奋地窜来窜去，甚至踢到了脚盆也毫不在意。

他一边兴奋地喊着刚才那句话，一边打开了我们宿舍那台16寸电视，模糊的画面中，两座大楼正冒着浓烟。说完，他又用同样的速度跑回了自己的宿舍。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对一个没打算考GRE的大二学生来说，那天晚上电视上的一幕并未能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毕竟那一年里，对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电视上有比燃烧的大楼更值得记忆的事情。我们中间不少人，也许还对那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记忆犹新。在我们心里，“81192”这个数字要远远比“9·11”来得重要的多。很快，随着7月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撞机事件带来的悲愤也多少得到了些许弥补。而到了9月份，当看到电视上表情错愕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时，对撞机事件中美国政府蛮横无理态度仍旧记忆犹新的我们，也许有不少人在心里也暗暗骂过一句——“报应！”

今年也是南海撞击事件20周年，对于中国人来说，“81192”这个数字要远远比“9·11”来得重要的多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2001年初秋闷热夜晚电视上的图像又反复出现，仿佛不断地在提醒着我，那一时刻对于这个世界乃至我的生活而言无比重要。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对那时的我而言，那仅仅是电视上讲述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惊奇故事。无论再如何耸人听闻、或是悲情动人，亦或是耀武扬威，它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别人的故事。

就在9·11之后一个月，美国正式出兵阿富汗，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军事行动。在那一时刻，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件的关键意义，更没有人会相信，在2001年10月7日这一天，美国自由帝国主义霸权迈出了它走向衰落的历史性一步。

在那天我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因为中国足球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的消息而兴奋得彻夜未眠。这种情形在9·11之后不断发生。在那之后的2003年，当美国凭着一小管“洗衣粉”便悍然出兵伊拉克，并且在欧洲各中心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时，大三的我们因为非典疫情正在体验着每日消毒寝室、教室的封校生活。

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被“9·11”占据的“世界”，与我所体验并经历的“世界”，仿佛处在平行时空。直到2011年，当我结束学生生涯，来到阿联酋开始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被9·11占据的世界开始与我的生活产生交集。

2011年，当我第一次踏上阿拉伯半岛的土地时，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着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大动荡。当时，在付出了长达10年，耗资百亿美元，以及成千上万阿富汗平民死亡的代价之后，美国骄傲地宣布成功击杀基地组织的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

奥巴马和国安会官员正在观看击毙本·拉登的行动，左图为网传本·拉登被击毙的照片

本·拉登的死亡就像是一场精心排演的戏剧。透过霸权者的镜头，这场戏剧将暴力与道义这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主题揉捏到了一起。在电视新闻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用煽情的语言描述了那个“九月晴朗的一天”。那天的阳光，被“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袭击”所“玷污”。“被劫持的飞机像刀子一样，切开了九月那一天的万里晴空”。“9·11的图像，被深深烙在了我们国家的记忆中”。“我们团结一致”要把“那些幕后黑手绳之以法”。在经历了曲折和挑战后，“英勇的美国情报人员、军人与反恐专家”，在“我们的朋友与盟友”的协助下，推翻了“庇护本·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最终，在“一小群有着非凡勇气与实力的美国人”的努力下，本·拉登“被杀死”，他的“尸体”也被这群美国人“保管”起来。

“本·拉登不是一个穆斯林领袖，本·拉登是一个杀人犯。”奥巴马一字一顿地向电视机前的听众们强调。“全世界热爱和平与人性尊严的人，都应当庆祝他的死”。“他的死不代表”反恐战争的结束。“我们会继续不择手段地保护我们的公民与我们的盟友”。这场不足10分钟的演讲正如它所宣扬的，恐怕在当时很多人眼里散发着“正道的光”，掩盖了自由帝国主义霸权的精神实质。它将复仇假装成了正义，打着道义与普遍的旗帜，在赤裸的暴力进程中，实践党同伐异的目的。

就在美国宣布“反恐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扶持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政府都在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时，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国家正在接连不断地面临着社会动荡与政府倒台的巨大挑战。当时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像是在重复着同一个英语媒体创造的幻境，将这场动荡描述为“阿拉伯之春”。仿佛在短暂的暴力之后，一个人人解放、社会自由的未来会从天而降。只需要通过复制自由主义者们深信的政治与经济模式，一个国家便可以从“失败”走向“成功”，并最终成为“文明”国家俱乐部的成员。

然而，哪怕是最乐观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也将会对接下来的历史变迁感到不安。

2014年，当阿拉伯动荡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时，伊斯兰国宣告成立。一时间，欧美世界主流媒体仿佛找到了一个完美他者。这些神秘、暴虐、肮脏、无知、挥舞着陈旧俄制武器的黑衣人们，既像是苏俄幽灵的转世，又仿佛见证了冷战结束之初，由西方先知宣布的“文明冲突”的世界秩序预言。

从动荡之初，西方媒体便用“之春”这一极具冷战意味的字眼来描述这场政治变局，更试图为他们霸权主义的军事干预提供道德佐证。仿佛一场“民主”的大风，以及自己军队“正义”的火焰能将“专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扫而光。然而，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内战，以及2013的利比亚内乱与埃及军方政变，都为这个“春天”笼罩上了层层寒意。

伊斯兰国成立、利比亚内乱以及至今还在继续的叙利亚内战，都是这场打着“反恐战争”旗号的自由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反恐战争”与“阿拉伯之春”代表了自由帝国主义霸权的两个面向。这种霸权主义相信，只要在“人权”与“自由”的名义下，便可以通过军事干涉与暴力颠覆的形式，清除一切“障碍”，自上而下地推行一套为霸权所认可的“模式”。

然而，这种干涉主义的长臂并未能将和平带给亚非拉世界，相反，却将动荡带回到了西方本土。就在2014年伊斯兰国在美军占领的伊拉克废墟上兴起时，一场对美国自由帝国主义的盟友、乃至全世界影响更深远的事件也在悄然展开。

在欧盟南方，连接欧亚非三块陆地的地中海上，来自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难民们开始乘着小船，离开他们动荡与贫穷的国家，冒险穿过地中海，来到欧洲谋求生计。2015年9月，叙利亚3岁男孩爱兰·科迪陈尸海滩的照片席卷了全球主流媒体的头版。在那之后，查理周刊恐袭，以及年末爆出的伊斯兰国“圣战约翰”真实身份，都让欧洲人发现，那个本应当在自己城门之外的他者，实际上早已是自己社会内部难以割裂的一部分。

这张照片，击碎了欧美的“圣母心”。来源：维基百科

美国与其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十多年之后，在本·拉登死后，反倒更让“恐怖主义”在欧美社会内部生根发芽。很快，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开始获得更大话语权，英国也启动了退欧公投，在成立了22年的欧盟里，裂痕也变得越来越大。一切仿佛在重复一百年前的故事——直至分崩离析到来的那一刻，一切都显得欢乐无恙。

随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正式公投决定退欧开始，以一场至今为止还未平息的大瘟疫结束。由911开启的这场自由帝国主义的漫长衰落，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便迎来了它最黯淡的高潮——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

今天世界的霸权者们与一百多年前他们的前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两样。在1902年留下的遗言中，著名的南非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对英国人说，自己坚信“我们是世上第一种族”，他赤裸裸地表示，“我们占地越多，越有利于人类”。这种用枪炮、屠杀、垄断与暴力为世界“带去文明”的种族主义帝国观，至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然而，关于罗德斯的另一个轶闻则比这种堂而皇之的道德叙述更能说明霸权的本质。就在19世纪下半叶，当经济危机扫荡全欧时，罗德斯在伦敦东区目睹了一场工人阶级失业者们举行的街头大会，失业者们高喊“给我们面包”。从那以后，罗德斯便深切地认识到，为了避免英国本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内战，为了避免本土的阶级冲突，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帝国主义者。通过寻找海外的敌人并进行经济扩张，以亚非拉地区的永久不发达为代价，将本土社会由于不平等引起的矛盾尽可能地向外输出。

这张著名的漫画“巨人罗兹”，讽刺了1892年罗兹宣布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铺设一条电缆的计划。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以对外扩张和海外霸权为基础，以加剧亚非拉地区的不发达与本土社会发展不平等为代价，以战争或经济制裁为武器，维护霸权集团的垄断利益，这是自19世纪以来，导致全球不断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快速往复的基本原因。甚至到了今天，英美的政治也围绕着两者展开。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性变迁，早在20世纪末便开始酝酿。以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为起点，霸权集团的垄断利益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快速渗透到全球多个层面。而与之相伴的矛盾力量，则是在西方世界开始几乎同时出现的，来自政治左翼与右翼的反全球化诉求。同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后的12年，全球社会不断出现的动荡，也是对这种霸权格局不稳定性的反应。

从9·11至今，整整20年。在这20年中，我从一名学生变为了一个大学老师。我在欧亚非大陆上学习与生活的轨迹，恰好也同这20年的历史变迁，发生了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合。我目睹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霸主们，从21世纪初南海撞机时的傲慢，到刺杀本·拉登时的骄横；从“阿拉伯之春”时的虚妄，到叙利亚内战时的跋扈；从难民危机时的虚伪，再到新冠流行时的狂躁，这些旧时代的霸主们从未停止寻找新的敌人，贩卖新的神话。在这些霸权的神话背后，同霸权的对抗也从未缺席。

几年前，在给一门讨论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关系的本科课程备课时，我看到了历史学家杰里米·普利斯霍德一篇讲述本·拉登形象在蒙巴萨传播的文章。文中提到，2002年他在蒙巴萨访问了一名普通肯尼亚青年。这名青年掩饰不住他对本·拉登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这名青年说：“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本·拉登。”杰里米·普利斯霍德随后分析，这种态度背后的逻辑应当是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边缘化的人群，对西方干涉主义、对自身处境不满的自然表达。本·拉登策划的那场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的袭击，也恰恰促使他成为了所有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压迫人眼中，嘲弄霸权的符号。

普利斯霍德的故事当然不是替恐怖主义辩护，它向英语读者们展现了霸权逻辑中彻底被忽略的层面。在霸权者描绘的世界秩序神话里，没人会注意到那些被干涉主义矛头所指的人们，那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繁荣景象之外的边缘人，更没有会想到那些在霸权的繁荣下，支撑一切，却被压迫的劳动者。

新自由主义帝国得以实现其全球化霸权的底层逻辑之一，是宣布这个世界除了拥抱新自由主义秩序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底层逻辑得以大行其道的历史前提是苏联解体。在那之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者们，“将他们的生存条件强加于社会”，在“自由”的谎言下，他们试图将一个原本多级的世界变成只利于霸权者生存的样子。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压制第三世界自主发展走向工业化的努力。

新自由主义帝国的霸权不仅限制了我们在现实中自力更生的选择，也禁锢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由此，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在全球各个角落，促生了大量没有希望的反抗。我们看到了那些以扰乱生活为手段，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的抗议；我们也看到了法国旷日持久的黄背心游行，印度穆斯林妇女争取公民权力的斗争，以及美国黑人对种族暴力的示威。我们更看到，宗教极端主义在信仰伊斯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社会中，都开始迅速增长，并在许多地方都与各种形态的种族主义相结合，将排外的暴力当做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武器。

9·11之后的20年，资本主义世界已成为了一个火药桶，自由帝国主义用以支持军事干涉主义的人道修辞已经失去了信誉，横扫西方社会的新冠疫情更让“别无选择”的神话显得岌岌可危。最近，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们，从中国与第三世界再次看到希望。他们以“国际宣言小组”的名义，写下了题为《通过多极化走向社会主义之宣言》。《宣言》的结尾写到：

“我们的世界及其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只有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才能维持这种多样性。虽然和平、发展、平等、正义、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但并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相反，世界必须不断交流，相互学习，分享进步的成效。”

这段话，不免让人想起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时，屡屡会用到类似“向你们学习”与“自力更生”的说法。“你们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1967年，毛泽东主席向希望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热切寻找反对帝国主义方向的秘鲁、厄瓜多尔共产党学习团以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讲了上面的那句话。

这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互助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泽东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经验。世界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但“并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自由帝国主义衰落的20年，世界不再“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