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的涅槃——魔都

作者:温骏轩

本文转载自:温sir讲地缘(ID:diyuankanshijie)

一个文明的涅槃——魔都

一个文明的涅槃[第1节]

一个文明的涅槃——魔都

第1节   魔都

逝去的远东

不管是否会伤自尊心,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一点,这个世界的规则是由西方制定的。这其中就包括一些方位的命名。比如国际新闻中一提到埃及、沙特、叙利亚、伊朗这些国家,总会带出“中东”这个概念。这便是近代欧洲人在远眺东方时,依据与自身距离远近作出的标定。倘若再熟悉一点历史,还会知道现在被划到中东概念里的土耳其、埃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历史上被称为“近东”。

有近有中自然也会有远。说起“远东”来,中国人倒是应该更加的熟悉,因为距离欧洲遥远的中国就被归到“远东”范畴内。在我的脑海中,这个词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丝靡靡的气息,耳畔不由自主会响起带着旧式留声机颤音的“夜上海”来。

细细想来,许是受儿时看过的那些革命电影的影响。广场上播放的露天电影中,地下党出没的旧上海仿佛异世界般的存在。受过的教育在告诫自己的大脑,这些繁华背后有着多少良人的血泪,眼睛却难免被那些灯红酒绿所吸引。

彼时的上海是各国冒险家的乐园,被称之为“远东第一城”,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份繁荣变得有些没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莫兰迪色的蓝灰绿终是太过单调。幸而当我还在电影中回味那些光怪陆离的幻影时,新的繁华已然伴随着国门的开放,再次降临在了这片土地上。

1924年,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游历过上海后,写下了一本名为《魔都》的见闻录,魔都遂成为这座“远东第一城”的另一个标签。现而今“远东”一名早已随风逝去,尽显繁华与魔幻气息的“魔都”一名却被欣然留了下来,向世人诉说着这座城市的骄傲。

一个文明的涅槃——魔都

这座魔幻城市向以见证中国近现代史而著称,用心去寻总还是能找到带着“远东”印记的遗存。游客去到上海,循常例是要先去南京东路的步行街打个卡。通常的线路是先坐地铁从人民广场站出来,穿过地道上到南京东路的西头,然后沿着步行街一路向东吃逛下,直至抵达上海的另一张老名片——外滩。

  海关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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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的外滩是远东最繁华的所在,各方资本纷纷在此建楼彰显江湖地位。想通过盖楼这事刷存在感,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高度。上世纪20年代,总高78米的海关大楼与77米的沙逊大厦相继建成,成为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

  沙逊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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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外滩是公共租界的一部分,这个租界是由英租界和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而成,所以又叫英美租界。这两幢能竞争远东第一高楼的大厦背后亦都是英资。谁也不会甘心于一直被外邦打压,尤其中国人的自尊心还么强。

洋人们在中国做生意人生地不熟的,必须得和中国人合作。时日一长,那些在对外贸易链条上获利颇丰的洋务派官员、商人、买办们,谙习套路后便开始自立门户,成就了中国最初的资本。隔壁稍晚点建筑的“中国银行大楼”,在设计的时候就想着能为中国人争口气,定出个34层楼的高度。可惜在沙逊的暗中阻扰下,这种想法终不能实现。最终被迫腰斩成了17层,正好比隔壁人家低上了不到一米。

  中国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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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若是在外滩一众数十米的老楼里,突兀出幢150米的高楼,委实也是不太好看。只是若要就此去感谢沙逊和阻扰建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却又是有些滑稽。这桩公案知道的人甚少,类似的想法却并不鲜见。比如说起鸦片战争,总会有人认定这是场为自由贸易而不得不开启的商务战争。要不是因为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中国现在估计还处在前工业时代。

可惜无论是英籍犹太人的沙逊,还是想把鸦片卖到中国的东印度公司,眼里有的都只是利益。若一定要为他们的做法,寻些客观上的利己之处加以粉饰,并不会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高明在哪。

中国银行的楼被腰斩,不代表这场远东第一高楼的竞赛就此结束。1934年,由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个华资银行组成的“四行储蓄会”,在南京西路的东头兴建了“国际饭店”。83.8米的高度让国际饭店一举夺走了“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

说起这个“四行储蓄会”,它家稍早点在苏州河畔兴建的“四行仓库”要更加的出名。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因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的故事而广为人知。彼时四行仓库所依偎的这段苏州河,是租界与华界的分割线。无论盖仓库的四行储蓄会,还是守仓库的“八百壮士”(实际数目为400余人),看中的都是这么个背靠租界的位置。

上海能够在中国近代史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租界的存在是重要的原因。鱼龙混杂、政出多门的地缘环境,遍地都是商机,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也是再好不过。从商者可以在此嗅到各种商机,谋政者能够在此收集到各种资源以及找寻庇护所。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守了四天四夜后,便不得不透过背后的垃圾桥退到了对岸的公共租界。本意是借道撤退,却不想管理租界的工部局两边都不想得罪,将这支孤军缴械困在这座孤岛上。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再无顾虑的日本人一夜之间便打破了这层藩篱。

往事如烟,盖高楼以彰显实力的心理却是不会变的。上世纪90年代,黄浦江对岸的浦东陆家嘴开始开发。420.5米的金茂大厦、492米环球金融中心、632米上海中心相继成为过中国最高楼。以它们当时的比较高度而言,倒都可以给自己戴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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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时至今日,谁又会在乎这欧洲视角定出的区位感来。中国向以“中央之国”自居,在中国人看来,被视为远东的日子并非世间的常态。憋着一口气想争的只是在世界的排名。

把“远东第一城”的名号授予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东京估计会有点不服气。比拼起硬件来,东京1914年就有了手扶电梯,1927年就修了地铁。上海的第一部手扶电梯则是出现在1936年,地铁1号线更是在1993年才开通。

第一这种事情是有很多标准的,不似攀比高度那么直接。就拿外滩那些老建筑来说,一个汇丰银行大厦,当时的造价就抵得上这条街上所有楼加起来。同时期的其它楼,也只是敢争个“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头。如今外滩的汇丰银行大厦虽然换了浦发银行做主人,门口那对被称之为“汇丰狮”的铜狮子,却是出了无数仿品立在各色建筑了门前。

  汇丰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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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上海的繁华最初是由那些来自四海的洋人、租界奠定的。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们,让这座城市呈现出异乎寻常的多样性。这一点,当时军国主义色彩浓厚的东京自是比不了的。那时好莱坞上映的新电影运抵远东后,大多会在上海的租界里先放,以至于有的日本有钱人为了先睹为快,会坐飞机跑来上海。

与“远东第一城”相比,魔都这个名号看起来更没争议。魔幻之处不仅仅在于当时的上海有各色洋人和西洋景。“魔”这东西,不管你怎么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属于夜晚。如果没有夜上海的灯红酒绿,这魔都一名是万万担不起的。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的说法,让外地人以为是黄浦江分割了两个世界。其实不过是原来的浦东处在鄙视链的最底层罢了。那些身处浦西的华界,虽说被租界居民视为“下只角”之地,总还是能沾上些光的。好过完全没有租界存在的浦东,到了晚上黑漆漆一片。

换而言之,魔都≈夜上海

中国文化里夜生活是个稀罕物,这首先是出于治安的考虑。夜晚的管理难度显然要高过白天,无论对于心怀叵测的篡权者,还是梁上君子们,夜色都是最好的掩护。想消除这些隐患,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宵禁,定好几点之后不得外出。如此这般,但凡巡夜的差人看到有自由活动者,便可不由分说先扣了再说。

唐朝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宵禁同样是常态。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实行的是“坊市制”,居民们在夜晚被严格限制在住人的“坊”里面,消费的话则要白天去市场属性的“市”。安史之乱后,管制稍有放松。坊内有了商业设施,只要不出坊尽可以在坊内通宵达坦的玩乐。不过街道上的宵禁还是如常。京中的公子哥们要看中了哪个坊的酒肆胡姬,想在里面宵夜的话,需得赶在宵禁前进坊,及至天明再离开。

不过要说中国古代完全没有夜生活也不尽然。《东京梦华录》中便有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欧阳修诗中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亦是宋代夜生活的写照。赵宋这个朝代在网上的评论向来两极分化,专注文治的做法让文人们心生向往;武力不显的窘境又惹得热血青年们冷潮热骂。

实践固然出真知,现实情况却是人的知识99.99….%是没有办法亲身验证的。比如那些历史故事,除非你有机会穿越回去亲身见证,否则你又怎知晓那一定会是历史的真相。时常会有人问我,若是有机会穿越最想去哪?我想了想,当是宋辽和平时期的东京汴梁。不为别的,只为体会下那暮鼓晨钟间的人间烟火气。

可惜总体来说,古代社会的夜生活是非常乏味,并且与普通百姓无关的。除了维护治安的需要以外,更多是因为资源匮乏。《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死前伸出两根指头,众亲属猜了半响也不知是何意,还是侧室赵氏了解其意,知道他是因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芯,恐多耗了灯油方闭不了眼。挑掉一茎,老爷的眼也就闭上了。

小学课本里节选的这段故事塑造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这倒还真不是严监生个人的问题。家中但有超过60岁的长辈,想在他们面前睡个懒觉往往是会有很重心理负担的。贪睡一会便会有“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的催促声。

长辈们说这话的重点在于“起床”二字,仿佛起得晚了就是在浪费生命。其实细细算来,现代人的睡眠时间并不会比古人少多少。人类进入文明史才几千年,生理上哪会有什么太大变化。被催促的晚辈们无非是作息规律中的“早睡早起”,变化成了“晚睡晚起”。

鲜有人意识到的是,这段中国人几乎人人听过的催促语中,“太阳”二字才是关键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业社会社会的常态,为的是最大限度的利用阳光来照明。既然物质总是那么匮乏,调整下作息时间就能省下资源,不这样做倒是傻了。

别以为这只是中国古代的做法,年龄稍长点的人应该对夏令时还有概念。夏令时的英文全称叫做“Daylight Saving Time”,直译过来便是“日光节约时间制”。当年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做驻法大使时,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夏日里天亮得早,政府若是把夏天的时间往前拔一小时,晚上便可少耗些照明的燃料。 

说起来这一做法倒是挺符合现在的环保理念,只是由此造成的混乱也是肉眼可见的。小时候最恨的就是刚实行夏令时的那一天,节约了多少电没人算给我听,第二天要早起一小时却是记忆深刻。长大后见到百元美钞上的富兰克林,总不免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

富兰克林在中国的知名度不低,费城的风筝实验让人类知道了天上的电和在地面感受到的电是一个东西。这故事在中国的传播范围之广大,大抵和华盛顿砍樱桃树、爱迪借镜子的程度相仿。可惜进入网络时代后,自会有好事者去考证这些故事是否真的成立,为毁童年系列添上一笔。

想着用太阳帮着节能的富兰克林应该也没想到,美国后来引领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并成为世界上最消耗能源的国度。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美国人若是想搞绿色能源,倒也不用去发展什么太阳能产业,只需想着怎么让大家不用烘干机,把衣服晾晒在外面便能做出显著的贡献。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人类大谈节能、绿色,不代表当日的工业化进程就有错。爱迪生将电灯技术商业化,加上随之被发明出来的霓虹灯、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等带着魔幻气息的电器,不仅点亮了美国,更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夜生活革命。

回首再看一个世纪前的上海,与其说这座城市的魔都气质是由殖民者带来的,不如说是被工业文明照亮的。只不过对于正在艰难向工业时代迈进的中国来说,用远东注脚的魔都夜色,终归难以证明自己的成色。

现而今,已经没有人再会置疑中国的工业力量了,远东已经不再是远东,魔都却还是一座魔都。若论中国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变迁,那应该就是不再吝惜和害怕在夜色中,展现自己的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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