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事件彻底查清，我们最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丰县“八孩女”已经持续发酵了二十多天，从乡镇，到丰县，再上升到徐州市，先后四份“官方通报”前后矛盾，加上网上各路信息太过庞杂，让人“难分真假”。

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彻查“丰县八孩女”事件。以一省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确保向社会澄清真相。

今天，距离调查组成立刚好一周，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翔实的调查报告”，无论是过去二十天萦绕在大家心头的“疑问”，还是某些势力制造的“谣言”，全部事无巨细，给出“多方印证”的事实真相。

八孩女事件全网关注二十多天，事情的起因和初期事件我就不详细写了，只给大家解释疑点与辟谣。

2月17日，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调查人员除在江苏开展调查工作外，还赴云南、河南等相关省开展实地调查，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如此庞大的规模，也确保了证据的充分翔实。

壹，“八孩女事件”乡镇和丰县通报的疑点

2022年1月27日，网络平台开始流传“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相关视频。

随后，在记者采访丰县欢口镇官方的时候，乡镇出具的通报比较“轻描淡写”，强调确有其事，但是不存在“拐卖”。

随着舆论发酵，“杨某侠”的身世开始公开，她的“被拐卖”疑点不断增加。

根据“最终通报”，确定真相如下：

真相一：杨某侠确实是云南的“小花梅”

云南“小花梅”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后来调查组到云南调查，走访发现“小花梅”父母生前离异，母亲后来嫁到河南。调查组在河南提取了杨某侠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的DNA证据。

2月9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杨某侠、光某英血液样本进行检测，证明有“亲属血缘关系”。

接着从光某英2018年去世的母亲留存遗物上提取DNA信息，证明杨某侠与对方确实是母女。

这些DNA证据全部都是公安部的“国家级”检验中心做出的，不存在包庇乡村案件。

2月13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又对桑某罗（小花梅大舅）、李某元（小花梅小舅）、沙某付（小花梅大姨）、李某梅（小花梅小姨）血液样本进行DNA检验比对，与杨某侠均符合亲缘关系。

这些调查“详情”，都发生在江苏省调查组之前，证明徐州市的调查工作已经非常“真实而详细”，只是最后的通报未能“得到全民采信”而已。

2月20日，在江苏省调查组成立后，申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检验对象的检材再次进行检验比对，检验结果与之前一致。因此证明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确凿无疑。

真相二：小花梅变成“杨某侠”的拐卖过程

因为1998年初，小花梅被同乡桑某妞是带到江苏省海东县“治病并且嫁人”，最终董某民是在江苏丰县和“杨某侠”结婚的。

因此杨某侠行程上有“说不清”的地方，董某民就存在“捡到”杨某侠，而不是购买杨某侠的可能。

这次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给出了详细的通报。桑某妞和丈夫时某忠在1998年初将小花梅以5000元卖给海东县徐某东。

然后小花梅与徐某东生活了三四个月，然后“走失”，为此徐某东还向时某忠讨还了2000元。

小花梅走失之后，谭某庆、李某玲夫妇在夏邑县骆集乡经营的饭店内，发现流落至此的小花梅，将其收留一个月后卖给在饭店附近工地务工的霍某渠、霍某得，二人将小花梅带回丰县经刘某柱介绍转卖给董某民的父亲董某更。

这段行程是丰县，徐州等通报不曾涉及的，可是这也确实看出，24年前，经济转换，人口快速流动，异地务工人员激增，公安力量及科技手段没有跟上的时期，杨某侠遭遇了“跨越多地的三次转卖”。

这种“跨越多地”的转卖，确实不是丰县与欢口镇的力量能够查清的。

真相三：杨某侠的“身份”和低保信息是如何落实的？

杨某侠过去多年都没有身份证，直到2011年在医院生产时，当时医院填写的出生证明是“杨某英”，后来董某民的父亲就买了“杨某英”的假身份证。

2020年11月，董某民，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当时公安机关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

因为杨某侠的父母双亡，她24年前又是被同乡带走治病和“介绍嫁人”的，因此根本没有人“报警走失”，当然就不在“走失人口数据库”里，因此当地按照正常流程，给她办理了落户和低保资料。

贰，徐州通报后，“新证据”是哪些谣言？

以上关于“杨某侠”的疑点，在“徐州市通报”中，基本都提到了真实的调查结果，只是“过程描述不够详细”。

原本，从“查清真相”的角度，徐州市的调查已经是“事情的真相”。

但是徐州市的通报之后，网上各种“爆料”层出不穷，而且“越说越恐怖”，“越编越圆满”，以至于徐州市的“真相通报”，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全新的谣言。

谣言一：杨某侠和杨某英可能是两个人

根据某“律师”在网上曝光的信息，杨某侠现在的照片与二十多年前结婚登记照“差别太大”。

因此爆出“结婚登记的杨某侠被折磨致死”，然后换了一个“精神异常的杨某英”，继续“虐待和生娃”。

多省多人调查说明，杨某侠是1998年办理结婚证时的改名，这么多年在欢口镇生活中，乡民们一直“杨某侠”，“杨某英”两个名字混着叫。

至于“照片”差异，是因为有人“修图处理照片”所致。这次“八孩女”事件，许多“两年多销声匿迹”的公知和恨国党，全部炸出来了。

一些过去释放谣言和颠覆言论被网信办封禁的人，也“开着马甲号”引导舆论。

这次事件官方非常被动，因此即便“照片被修图处理”，也没看到对造谣传谣者的举动。

谣言二：八个孩子“年龄差”巨大，说明“母亲是两个人”

根据调查，董某民和杨某侠在1998年结婚后，1999年生下长子。

在最初的几年，杨某侠的“精神疾病”还没有到不能自理的程度，还能够给孩子做饭，接孩子上下学。

1999年生育长子后，杨某侠进行了“生育结扎措施”。

2010年开始，杨某侠“结扎措施在十几年后失效”，后续十年先后生下七个孩子。

因为当年农村2010年后已经“事实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当地基层村组织对夫妻二人不断生娃，没有“强力制止和干预”。

这次江苏调查组，对八个子女的DNA与董某民，杨某侠夫妇进行比对，证明八个孩子都是两人亲生的。

谣言三，杨某侠实际上是四川失踪李莹？

针对这个网络“声量巨大的谣言”，调查组做到了极致。

首先一些人提出“江苏省的内部调查不可靠”，因此江苏和李莹所在的四川省联合调查。

江苏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将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

有人质疑“官方DNA比对不可信，要第三方调查结果”，因此接着找了“民间的”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李莹母亲与杨某侠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仍排除生物学亲子关系。

江苏省委调查组成立后，2月20号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再次排除李莹母亲和杨某侠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据此认定杨某侠与李莹不是同一人。

也就是为了应对“杨某侠是李莹”的系列不信任谣言，先后动用了“跨省联合调查”，“民间调查”，“国家公安部调查”三个层级，得出同一结论，才最终证明“杨某侠不是李莹”。

谣言四：杨某侠不是“真疯”，只是被限制人身自由

调查结论显示杨某侠经诊断，已经失去清醒认知和常年营养卫生条件不良。

网上出现“杨某侠真人看不到，被控制起来限制自由”的谣言。

最终，江苏调查组通过公开“视频”的方式，呈现杨某侠被诊治的真疯状态以及儿子在身边照料的“和谐环境”，才证明不是被“囚禁和限制人身自由”。

叁，丰县事件暴露的问题和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8孩女事件经历了二十多天的发酵，形成了“努力解决问题，保障妇女权益”和“不断拔高事态，改变整个体制”两种声音。

在这一事件中，丰县和欢口镇两级政府确实体现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问题，将一个二十四年前的历史基层案件，弄成全国大案。

在此过程中，网络一些人的激愤与正义，绝对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美德传承”，正是这样朴素的正义感，让尘封的罪恶被挖掘出来。

绝大多数民众和网友的正义感，成为改善基层政治生态，执政态度，舆情处理能力，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力量”。

但是，在八孩女事件不断“拔高”，特别是徐州市的调查已经“呈现真相”之后，部分恨国党抓住机遇，通过捏造“新证据”的方式，要求进一步“拔高”，将这一案件上升到“摧毁整个体制”的高度。

在“丰县八孩女”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部分公知展露“社会个案必定是国家体制问题”的惯常套路。

似乎打倒了“社会主义体制和当前的稳定政治格局”，中国就不会再有“拐卖案件”。

可是为什么“折磨死了一个杨某侠，用疯了的小花梅来顶替”这样的谣言能够在网上“被信任”？

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见过太多“将人掳走，杀人分尸”的性奴案。这些公知恨国党，当年不曾为北大留学生章莹颖发声。

章莹颖就是在美国交流留学期间，被美国男子绑架，最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最终只能依靠环境证供，证明美国男子将章莹颖绑架并囚禁一年半之后，将她杀人分尸。

尸体处理极为专业，以至于警方只能搜到“DNA残骸”，这个案子过去几年，在美国也没有一个公正裁决，而且我断定，不会有“死刑”，甚至如果“心理评估”操作得好，恐怕“不用进监狱”都有可能，更不会有任何警方和官员为这一恶劣案件被问责。

几年前，有一部硬汉父亲拯救女儿的电影在我国非常火爆，就是惊悚动作电影《飓风营救》。

这部电影讲述男主角的女儿和朋友到法国去旅游，最后被当地“东欧”黑帮绑架，要卖为性奴。最后男主一路追到巴黎，扫平黑帮，拯救女儿的故事。

有人说，北风你用“一部电影去黑国外存在妇女拐卖”也太儿戏了吧？

这部电影之所以当年全球热映，并且“这一模式”被多国翻拍，就是因为“东欧”与“东南亚”至今还是存在这样的“人口贩卖利益链”。

因此并不是“推翻社会主义体制”，打破现在的政治格局，推行“欧美制度”，就能够减少“妇女拐卖”的。

这次丰县“八孩女”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国内传统公有制经济被剧烈冲击，私有化和西方市场经济冲毁贫困农村和三四线县城的九十年代。

恰恰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彻底破坏，过于激烈的西方市场改革又没有建立新秩序，才导致九十年代比“杨某侠更激烈的恶性案件”，当年严打惩治的罪恶分子更多。

这次丰县事件，被恨国党指责为“当前的社会主义体制导致了底层声音无法发出，罪恶被掩盖”。

恰恰相反，恰恰是欢口镇和丰县政府的基层官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严重，背离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党员干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才会导致“丰县事件”的发生。

这次丰县事件，最后证明我们是有“刮骨疗毒”的勇气的，我们会彻查一个24年前的案件，严惩十七名官员。

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宣传委员三名重要领导，并没有参与或者包庇这一案件，仅仅是“发出的声明没有调查清楚”，就全部免职。

这种直面问题，刮骨疗毒的惩治，绝不是西方任何体制，任何国家能够做到的。

当然，丰县事件无论怎么“处置”，最后都不能成为“成绩”或者胜利。

是我们自己的基层党组织和基层统治力出了问题，最终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固有观念下，一个基层案件，击穿了县，镇，村三级政府，也让徐州市政府的公信力“被全面质疑”。

一个案件，被公知和恨国党利用，造成了击穿三层党组织的“溃败”，这场败仗，我们要认。

这场“败仗”，也让过去两年因为“抗疫胜利”而被压制的恨国党和公知看到了希望。

一个24年前的案件就可以击穿三级政府，如果下次利用一个“群众事件”，不就可以继续击穿“省一级”，剑指更上层么？

可是经历“丰县事件”的惨败，对我们党和政府未必是坏事。这就是另一种“政治病毒”的入侵，告诉全国基层政府，不“果断查清真相”，想搞“拖延和侥幸”，最终是战胜不了病毒的。

2019年，我们在香港被粪青和恨国党弄得很被动，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回归二十年的“锦绣繁荣”，是飘在表面的，实际上香港的教育司法媒体资本都出了问题，经历了败仗，认识了问题，才有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扭转乾坤。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被蛊惑“乡民自治”，“乡贤自治”，认为农村的宗族势力和老人们能够“弥合矛盾”，便于治理。

丰县这场败仗，将过去二十年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宗亲，“保甲”等封建糟粕得以抬头的弊端都暴露出来。

这次丰县事件最终不会成为对我们政治体制的挑战，反而给我们指明了心系群众，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正确应对舆论危机的方法。

丰县事件终于等来了“迟来的正义”，我们认清了弊端所在，才能建设更美好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