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共一大

本文转载自: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忆中共一大

在我党创建的历史上,一般来说是南陈北李,但不为人知的是,李汉俊是与陈独秀、李大钊齐名的功臣。可以说,北方受李大钊的影响,南方受李汉俊的影响更大一些,特别是一大代表中,十三人中就有五个湖北人(董必武、陈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说明李汉俊功不可没。

忆中共一大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
工科毕业的李汉俊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德文更是说得流利。在日本期间,他对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意,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回国后的李汉俊积极从事著述和马、恩原著的翻译工作,创办《劳动界》周刊,并参与主编《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
1919年,李汉俊认识了到上海寻找救国之路的董必武,积极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李汉俊和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离开上海后,李汉俊出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说,中共成立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地址在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那座坐北朝南、沿街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的住宅建筑,便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楼下客厅举行。时整个中国只有50多名党员,出席代表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如此规模在那个时代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而且没人、没钱、没地盘,还要面对各种风险。然而其理念和历史趋势契合,格局足以容纳风云气象,又能在风云突变之际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所以最终赢得整个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如今成为全球第一大党。

忆中共一大
 

那个时候的中国处于最混乱的时代,列强来来往往,军阀的旗帜不停变换。共产党成立之后,列强依然来来往往,但要讲规矩;军阀们统统退场。对中国来说,中共建立是改变历史走势的大事。鉴于中共日后取得的成绩,后来凡与之相关的人都有巨大荣耀。然而当时的参与者,人生局面却又极为不同。因为中共诞生在暴风雨之中,又在风雨之中开启了艰难行程。

参加会议的十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四十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之间的时间恰好也是二十八年。

十三名代表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都有机会改变历史,但每个人的命运又不相同。现在说这些,不是扒那些旧事,而是通过旧事看不同人的命运,显示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人——李达和李汉俊。他们协助陈独秀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达是湖南人,留学日本。“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在“一大”之后分管宣传工作,工作非常出色。李达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共产党员,有自己的个性,后来由于和张国焘、陈独秀发生矛盾,脱离了党,研究自己的学术理论,一直到建国后他还继续搞教育,遗憾的是没有熬过文革。

李汉俊是湖北人,和李达一样是知识分子,一样很有个性,一样和陈独秀不和,但没有和李达一样脱党。他在国共分裂后被捕牺牲,成为一名烈士,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两位——张国焘和刘仁静。他们最后走上了组织的对立面,成为叛徒。

张国焘因个人野心没能实现而叛党,比较容易理解。刘仁静的人生则曲折丰富。

当时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年龄最小,原本挺有前途。“一大”之后,刘仁静多次往返苏联,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很感兴趣。所谓托洛茨基理论,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修正主义。

刘仁静并不仅仅是对其理论感兴趣。陈独秀下台之后转变成托派,刘仁静是其追随者之一。但是后来刘仁静又和陈独秀闹矛盾,成为托派个体户。

陈独秀无论如何不会去与国民党合作,刘仁静不但跟国民党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写文章反对毛泽东,但又留在大陆。

“文革”中刘仁静被关押,但他熬过了“文革”,高寿近九十。如果不是意外车祸,可能会长命百岁。纵观刘仁静一生,他属于那种为了否定而否定的知识分子。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

董必武可以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转变为革命家,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孙中山的全部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经历过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还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并得以善终。

很显然,董必武是那种极具智慧之人,一直干最危险的事儿,却永远走在正确道路上,这种智慧整个二十世纪都很少见。

陈潭秋一直是一个积极分子,武汉“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共产党建立之后“工运”搞得有声有色。革命斗争时代表现也很不错。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却和毛泽民一起死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反苏投蒋)手中,成为了烈士。

最能显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是济南代表邓恩铭和王尽美。二人都是硬骨头。

王尽美因劳累过度而死,死时只有二十七岁。他的遗嘱是:“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共产党员,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典范。

邓恩铭品格和王尽美一样,但走的是另一种道路。邓恩铭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但他并没有屈服,在狱中领导同志们与敌斗争,两次组织越狱,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过重没能逃脱,最后被杀,年仅三十岁。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硬骨头。旅日代表周佛海就是一个全身软骨的投机者,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职务由周佛海代理。可见当时周佛海的地位不低。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组建的共产党上,而是在上海与商界老乡的女儿谈恋爱。之后,他很快脱离了组织,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如果说周佛海是软骨,那么广东代表陈公博相当于没有骨头。

陈公博旧学功底很好,从北大毕业后跟孙中山干了一段时间革命,感觉没啥前途,就开了小差。不经意之间,脑袋发热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干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没啥前途,便投靠了军阀陈炯明。蒋介石消灭陈炯明后,陈公博又回到了共产党。国共分裂之后,他又跟了汪精卫。

日本鬼子进入中国后,陈公博发现当中国人没啥前途,跟着汪精卫当了汉奸。1921年开会那会儿,陈公博带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东旅社,对开会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仿佛借开会之机搞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

由此可见,中共“一大”固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并非每一位参与者都铁骨铮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他们制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有能力去遵守标准。伟大事件的参与者并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个体。

如果某人穿越到1921年参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收获的可能不是荣耀,而是三分之一的概率成为烈士、四分之一的概率成为叛徒、六分之一的概率脱离组织,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能走到最后。

还剩最后一位代表没有介绍,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有点“异类”。他穿着长袍,身形高大,却很安静。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毛泽东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实际上,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在求学生涯中就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但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事实就是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却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毛泽东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当队伍前途渺茫暗淡的时候。

那么开会的地址为何会选在南湖呢?

1950年初秋,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亲自交给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明年(1951年)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寻找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地方,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这位处长挂帅,承担起负责寻找一大会址这项重任。
沈之瑜本姓茹,名志成,祖籍杭州。1935年,茹志成赴上海,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校长是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1937年毕业后,茹志成留校任助教。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教育下,茹志成于1940年离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上海,前往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从事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茹”是很稀少的姓,如不改名换姓,敌特顺藤摸瓜,很容易查到他的老家。为不使亲人、朋友遭牵连受累,他便改姓“沈”,名字也改成“之瑜”,从此他竟一直叫“沈之瑜”,以至于后来他的子女也跟着姓沈。
在沈之瑜接受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那个时候,像他这样文化比较高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乃至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也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实际上是7月23日——笔者)在上海正式成立;有些人也知道中共一大代表为12人(现在认为应为13人——笔者),但很少有人能说全这12个人的姓名的,充其量也仅知道毛泽东、董必武等少数几个人。毛泽东、董必武是外地人,他们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开了几天会,时过30年,对开会地点肯定也印象模糊,说不出具体的地方了。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20年前的一大会址呢?中共的初创大会,是在绝密状态之下召开的,局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向谁人去调查呢?这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困难再大,沈之瑜表示也要一定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为他知道,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现在,我们连一大会址全搞不清,那真是无法向历史交代。
沈之瑜经过缜密调查,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处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扬帆手下有一名副科长,名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
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却成为大汉奸。而周之友却与其父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早就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沈之瑜走访了周之友。周之友向沈之瑜提供了寻找一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期间,从东京回国参加会议的日本留学生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周佛海曾带她去过开会的“李公馆”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李公馆”送过信;其二,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往矣集》,内中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沈之瑜很快便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了《往矣集》。《往矣集》里有一句关键性的话,给沈之瑜指明了寻找一大会场的方向和范围,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请教几位上海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由日本人“一统天下”,贝勒路也就改了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现在,黄陂南路马路两侧有2000多座房子,范围仍是不小,何况李公馆早已易主。
两日后,周佛海妻子杨淑慧遵照扬帆之命,主动前往上海市文化局找沈之瑜面谈。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公馆”——以求“将功赎罪”。当时,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对她这个大汉奸的老婆毫无疑问是个震慑。
于是,沈之瑜跟杨淑慧一起,来到“贝勒路”,慢慢地踱着。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杨淑慧竟未找到。
杨淑慧独自一人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仔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是当年李公馆,但她不敢肯定,毕竟已经30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当她再次陪着沈之瑜走到了原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时,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这是兴业路”。路人告诉她。

“兴业路?”她平生未曾听过这一地名,但在她的头脑里倏地闪过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几日后,杨淑慧兴冲冲地来到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原来,这几天她在原贝勒路反反复复逡巡,觉得此处与她记忆印象相似。问道老住户,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没有错。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1943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1914年以当时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

在黄陂路与兴业路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指着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对沈之瑜说:“这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比大桌面子还要大的“酱”子,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这个小菜场过去也是没有的。
于是,沈之瑜和杨淑慧一道在那里展开调查。那里的居民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经营酱油、酒、醋、盐之类。当沈之瑜、杨淑慧前去调查时,董老板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了30个春秋的变幻。
1924年,董老板因生意上的需要,租下一○六、一○八号两幢房子并其他三幢房子。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一○六、一○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六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其亲戚开“恒昌福面坊”,外墙也刷成白色。董老板特别强调,一○六、一○八号两幢房子,先前是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续租的。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

李公馆虽然面目全非,但沈之瑜听到这里心头仍然是一阵狂喜。一大会址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这李汉俊与这个“李先生”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可以弄清了:基本上能断定一大会场就设在这幢楼里。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立即把兴业路上那两幢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这时,有人告诉沈之瑜,李汉俊是当年中共上海小组代理书记,负责召开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后来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而他的哥哥,也即是李公馆真正的主人李书城,现在在中央人民政府做事。沈之瑜立即向市委反映这一重大线索。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带着那两幢房子的照片去北京,登门拜访已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长的李书城先生。李书城先生看了照片后对杨重光说:“那时我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号、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虽然改了,但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家的住房。

忆中共一大

今日坐落在上海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的一大会址纪念馆,便是当年贝勒路李公馆。李公馆之“李”,乃李书城也。
李书城,字晓园,亦作筱垣,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县。幼年随父读书,1899年,十七岁中秀才,旋入湖北经心书院学习。此后,因学习成绩优异,于1902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与黄兴、鲁迅同学。同年秋,他在东京竹枝园结识了孙中山,因倾向革命,遂改习军事。1905年7月,他参加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成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08年由日本学成归国,在桂林筹办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次年任该学堂学监,并一度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1910年赴北京,任军咨府科员。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组长,后兼陆军部顾问。在南北议和后,任南京留守处总参谋长,后授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军事处处长。1917年10月,护法战争爆发,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授鄂军总司令。1921年7月,被推为湖北自治军司令。
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原本不在望志路。他最初住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后来迁往法租界三益路。那时李家人口众多,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两家与母亲合住,再加上警卫、厨师、女佣等,还有李书城丧偶后待娶的未婚妻薛文淑小姐,共十几口人。李书城看中了望志路上新建的石库门房子。
那是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当时的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建造了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陈老太太建造这批房子,为的是出租,收取房租。这批房子在1920年刚建成时,李书城租了其中两幢——一○六号、一○八号,把隔墙打通,这样也就相当于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
李书城迁入望志路,于1921年春与薛文淑小姐结婚。李汉俊当时肩负中共一大的发起、筹备工作,而党的活动经费每月需要大洋二百块。为了筹措这一大笔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把教书所得的收入和拼命写文章所得的稿费都用之于革命需要,还远远不够。好在他的兄长李书城支持他搞“共产事业”,其基本生活费用均由李书城供给。
李公馆有幸成了中共一大会址,有4个原因或4个条件:
一、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书记陈独秀此时在广东),中共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陈独秀交他和李达负责;
二、李公馆闹中取静,交通方便,四周僻静,独门出入;
三、李公馆内人员简单。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去湖南,后由湖南到湖北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李书城之母王氏老太太在头一年秋末冬初送三个灵柩(即李书城之父李金山及李书城、李汉俊两人的前妻——当时李氏兄弟均丧妻——笔者注)回原籍湖北潜江老家安葬,同去的有李书城、李汉俊的子女,尚未回沪。偌大的公馆只有女主人——年仅十六岁的新娘子薛文淑,以及送柩回沪的李汉俊和他才三岁的女儿李声韵,还有就是粗识几个字的一位女佣和一位厨师。这四个人都不会过问中共一大开会诸项事宜的,有利于保密;
四、李书城与黄兴交厚。黄兴夫人徐宗汉为上海博文女校董事长,借助这一层关系,李汉俊租借了博文女校几间校舍(当时正值暑假)作为一大代表宿舍,而李公馆与博文女校只一箭之遥。
这样,李公馆被确定为中共一大开幕会场。原商定开一次会,换一个地方。后来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会场,中共一大便一直在李公馆举行,甚至闭幕式也定在那里召开——这就引起了法租界巡捕、侦探的注意,终于在闭幕的前夜突然闯进李公馆。

忆中共一大

会议开到第六天傍晚,一个陌生人鬼头鬼脑地闯入,贼溜溜地打量一番之后说是走错地方了。代表们立马警觉起来,分头散开。十几分钟之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再晚一会儿,历史就要改写了。形势虽然险恶,会还是要开。

李达提议离开上海。可去哪里呢?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之前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一段时间,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

张国焘虽然也很想离开上海,却不同意去杭州。他认为杭州是个旅游胜地,人多事杂,容易暴露。李达夫人王会梧提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嘉兴离上海并不远,交通方便,城市不大,风景也好,可以在南湖上租条游船继续开会。

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社头天晚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夫妻俩受到惊吓。陈公博决定忍痛不参加会议,带老婆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散心快乐去了。这事可以看出陈公博抗压能力差,也预示着他日后在民族存亡关头扛不住压力当了汉奸的必然性。

李汉俊当然也不能去。他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侦探的严密监视,无法脱身。余下代表们一起乘火车到嘉兴。地理位置上看,嘉兴位于京杭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离上海、杭州都比较近,而且临海不远,自古比较兴旺。

南湖是嘉兴一处胜景。它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地”,雅号“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湖,这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遂得此美名。南湖之妙在于湖中心有一小岛。那岛上亭台楼榭,绿树红花,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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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原本是一片泽国,并无湖岛。跃然湖心的那座美丽小岛,是人工堆成的。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河泥用船运至水中央,垒成小岛;又把原来岸上的一座烟雨楼移于岛上,并在其四周栽种花草果木,培植垂柳绿杨,岛上顿时飞红流翠,恍若仙境。明万历十年(1582),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外建造亭榭,南面拓一台曰“钓鳌矶”,北面筑一池曰“鱼乐园”,更增南湖之妩媚。

相传当年乾隆帝南巡,先后曾8次登上烟雨楼,抚栏远眺南湖胜景。触景生情,这位伟大的诗匠皇帝写了不少诗歌,让南湖声名大震。民国元年(1912),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曾来赏玩过。

1921年7月31日,古城嘉兴的美丽南湖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王会梧提前到达,打点一切。她租了一条雕梁画栋、装饰奢华、陈设考究的游船做会场。

张国焘第一个跳上船,兴奋得大叫:“这船太美了!”

“一大”成功召开,王会梧有很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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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王会梧呢?简单说她是近代中国觉悟较早的女性。“一大”期间,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梧负责。可以说她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总后”。她绞尽脑汁寻找开会地点,最后才确定李汉俊的家。因为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是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老革命)。

代表开会时,王会梧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相当于安保工作。周恩来创建的特科是中共第一个安保机构,其实中共安保源头可以追溯到王会悟。正是王会梧看到有陌生人鬼头鬼脑闯入会场,觉得事情有蹊跷,代表们才得以及时脱身。

上海是开不下去了,哪儿去呢?大家争论不休。王会梧想到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大家同意她的提议。随后王会梧提前赶回家乡,租借一条红船。接到与会代表后,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 “哨兵”,她由此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一旦风吹草动,代表们就将搓得劈里啪啦的响。由此可见“国粹”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阴天,下着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格外清静优雅。中午十一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继续着上海“一大”会议没能完成的议题。南湖会议到晚上6点结束,一共只开了7个小时,但是成果非常显著。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党纲第一条将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当天傍晚,会议在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中闭幕。

中共初心由此定下。

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次会议。当时的中国处在最为混乱的时代,列强横冲直撞,军阀战乱不休,堪称历史最低谷。中共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从微弱到壮大,终结了中国的乱世,驱逐了列强,建立了新中国。其后的历程虽然气吞山河,但绝不能忘记开会之初的重重困难。中共“一大”是一场秘密会议,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捕或丢命。后来的史诗历程,是那个时候中共的“初心”通过会议内容确定的。

就这样,代表们在风景如画的游船上完成了这样一次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红色文化由此在东方大地盛开。

会议内容之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且定性为无产阶级政党。

会议内容之二:建党目的是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从当时仅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立场看,好像天方夜谭。当时很难有人相信,28年之后,这个小党会发展为世界性大党,并且取得中国的统治权。但直到今天看来,想要消灭私有社会、消灭阶级差异,依然是我们的理想。

会议内容之三: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指挥枪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央领导的基础之一。

游船虽美,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却要面临血雨腥风的状态,面临历史级别的考验。他们的命运,分别写在历史画卷中。

其实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的状况非常艰难。比如说,如今7月1日是建党节,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成立的,建党日变成7月1日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建党之初,非常贫弱,没条件纪念诞辰;随后忙着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没时间纪念诞辰;再往后国民党清党、国共内战、长征,包括共产党内部也不稳定,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更没法去搞诞辰纪念。

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算是中共第一次诞辰纪念。文中提到“一大”是1921年7月底开幕,但没有具体的日期。当时国内在延安的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然而他们已经记不清确切的开会日期了。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于是“七一”成了中共诞生纪念日。其实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只是做记录工作,但战争年代,生死一瞬间,不确定因素太多。不过这些都无损中共的史诗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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