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作者: 瀛洲海客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民间有“蜀汉四相”的说法,分别指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但严格来说,蜀汉有且只有一位丞相,那就是诸葛亮。不过,常璩《华阳国志》又说:“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这是因为,蒋琬、费祎虽无宰相之职,却有宰相之权:其所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堪称辅政第一人。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蒋琬和费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除了早逝的董允外,后来居上的姜维也曾录尚书事、进大将军。因此,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都可被视为“宰相”。奇怪的是,他们皆常年不在朝中(成都)执政。查《三国志》可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在担任“一把手”前后,都领兵出屯汉中,似是游离在中枢之外。
一人如此,或是巧合;而蜀汉四位“宰相”均是如此,又当作何解释?
 

汉中的战略意义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举益州之力拿下汉中。尽管在此之前,汉中大多百姓已被曹操迁徙至邺城、洛阳,但对蜀汉政权而言,汉中之得失仍十分关键。诚如蜀臣杨洪所言:“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如前文所述之合肥、永安、仇池、洛阳乃至并州等,一地之战略意义取决于其交通、地理、经济、局势等因素,现分述如下:
首先,汉中古称“形势之地”,拥有发达的交通优势。蜀汉军队从益州而出,通过金牛道或米仓道直达汉中后,向北即可走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威临雍州与关中平原;向西可抵达武都、阴平二郡,直逼凉州;至于汉中之东,则兼有水(汉水)陆之利,能快速抵达东三郡(房陵、上庸和西城)、南阳、襄阳等军事重镇。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三国汉中地区形势图 / 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后,令张鲁进驻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遂与朝廷“不得复通”。建安末,刘备打下汉中后,为策应关羽,令刘封、孟达乘汉水东进,一度占领了东三郡。魏明帝曹叡时,大司马曹真曾打算走子午道进攻汉中;而大将军司马懿则从宛城西进,溯汉水而上,分而攻之,但最终因天时地利皆失而罢兵。蒋琬坐镇汉中时,亦曾打算故伎重施,借汉水之利,东进攻占上庸等地。
不难看出,汉中之所以会是战略枢纽,正是因为其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之处。作为“中间地带”,汉中与川蜀、荆襄、雍凉、关陇等数个重要区域直接相连,可谓“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天下大计,斯可定矣”。因此,魏蜀双方都不得不重视其存在,并将其视作一块“探路石”。只要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没有太大变化,汉中地区作为蜀汉“北大门”,其地位就不会动摇。
支撑汉中地位的另一大支柱,是它的经济条件。早在战国时,汉中便以其丰饶而闻名,与巴、蜀二地并列。纵横家苏秦曾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这话绝非妄言。汉中之地,广袤也,加之平原丘陵颇丰、山川水泽之利、森林植被茂盛,谓之“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然适合发展农业与畜牧业。
君不见高帝刘邦出汉中,定三秦、镇关中、长驱直入破项羽,便多亏萧何常居汉中,确保汉军“足兵足食”。西汉武帝在位时,还专门动用数万人自褒斜道而出,将汉中积谷运送至长安。及至汉末,天下纷乱,汉中虽是“衢地”,却远离中原,得到暂时安宁。在五斗米教大天师张鲁的教化下,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俨然成了一时乐土。故法正在劝说刘备攻汉中时,才会放心大胆地给他“画饼”:
“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影视剧中,张飞屯兵巴西,准备夺取汉中。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如法正所言,蜀汉政权一旦占据汉中,进可直攻雍凉、陇右,扩大自己的“基本盘”;退亦能据险而守,将曹魏大军阻挡在汉中之外,使其难以展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的攻势。
汉中之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故《华阳国志·汉中志》有载:“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皆镇汉中。”由此可见,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坐镇汉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地对蜀汉十分重要,不容有失。
问题的关键是,刘备执政时,也只是令魏延坐镇汉中。既然如此,诸葛亮、蒋琬等人为什么不继续派一员大将督汉中,反而要亲自前往呢?
 

以攻代守的国策

从刘备到诸葛亮,蜀汉政权的对外战略有明显变化。刘备虽不惜血本拿下汉中,却没打算继续北上。其称帝当年,就挥师东征,意图夺回荆州。那么对曹魏,蜀汉自然要以防守为主。这正是魏延坐镇汉中的原因。只守不进,保汉中无虞,便是大功。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影视剧中的魏延。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诸葛亮执政后,奉行“联吴抗曹”的政治主张。彼时,蜀汉虽仍在东陲重镇永安、江州布防,但它们的战略意义却不如汉中,甚至有时还要迁就它。蜀建兴八年(230),曹真进逼汉中时,诸葛亮就曾令李严自江州发兵二万支援前线。这一时期,魏蜀之间的摩擦依旧维持在汉中。不过诸葛亮亲自坐镇此地,则是因为:汉中此时肩负起的战略意义,更多是进攻。
日人柿沼阳平曾提出,蜀汉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诸葛亮执政后,坚持北伐,执行“以攻代守”的基本国策。这便意味着,他必须将汉中打造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备随时应对战事,进可快速出击,退亦能安保太平。那么,诸葛亮又是如何做的呢?
第一步,自然是利用汉中的险峻地形,据险而守,提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张华《博物志》云:“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环顾汉中四周,有群山环绕、峡谷纵横,往来殊为不易。曹魏想要进入汉中,也只能沿曲折小道缓慢而行,故而其大军数量纵使惊人,也难以在短时间内铺展开来。如此一来,蜀军就能借助汉中地形,对敌军进行打击。若一击不成,便退居险要而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期间,就曾在撤兵途中设伏,并在木门道一举射杀了前来追击的曹魏名将张郃。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汉中地形示意。来源/纪录片《地理中国》截图
 
三国时,高级官吏往往集军、政大权为一身。诸葛亮虽名为丞相,亦掌军中大权。刘禅亲赐其“金鈇钺一具”。案《礼记·王制》:“赐鈇钺,然后杀。”有后主“付之以专命之权”,诸葛亮指挥三军自然如臂指使。在他之后,蒋琬、费祎、姜维先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军、政最高长官的身份坐镇汉中,亲自主持军队,或保境安民,或继续北伐。
而蒋琬、费祎、姜维之所以“萧规曹随”,也是因为诸葛亮已提前在汉中打好了根基。
众所周知,诸葛亮有两件大名鼎鼎的发明。一是“木牛”和“流马”,极大提高了蜀军的运输效率。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军械、粮草等物资的运输是一笔巨大开支。蜀道崎岖,运输更是难上加难,诸葛亮只好“被动”发明这项神器,提高运输效率。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影视剧中,被魏军截获的木牛流马。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为了省时省力省钱,诸葛亮还在汉中甚至是边境前线进行屯田。如黄沙(今陕西省勉县东北)、上邽(今甘肃省清水县一带)、兰坑(距离五丈原不远处)等地,皆曾是诸葛亮大规模屯田之地。所谓“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诸葛亮对于汉中的苦心经营,让蒋琬、费祎等人不得不继续加大对此地的重视,纷纷出屯汉中,指挥边防要务。
而诸葛亮发明的另外一件发明——诸葛连弩,也有效提高了蜀军的作战能力,为蒋琬等人亲自坐镇汉中提供了莫大信心。
连弩这种杀伤力极高的武器,在当时并不罕见。据《汉书·李广传》所附《李陵小传》记载:“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张晏注曰:“三十絭(弓弦)共一臂也。”不难看出,汉代连弩是多张弩机共用一臂,以同时发出多支箭矢。这种“无差别”打击固然能让敌人无所遁形,却也有两个弊端:一是体型笨重,不够灵活,也不易随军携带;二是方向固定,容易造成浪费。
反观诸葛连弩,却配备了“箭匣”。它可以盛放十支弩箭,在扣动扳机发出一支箭后,箭匣中的箭便会自动落入箭槽中(见明代茅元仪《武备志》)。是以,蜀汉弩兵不仅能连续不断的发射,还能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另外,以往弩箭一般在2到4尺之间,配合大型连弩车使用的特制箭矢,甚至可达10尺。而诸葛连弩为了减轻重量、携带方便,将尺寸缩短至8寸。因此,蜀国弩兵才能带着它随意奔走在山林之间,并借助险峻地势对曹魏骑兵进行攻击(弩箭尺寸减小,威力也会随之降低,故《武备志》亦称蜀军曾在弩箭上涂抹见血立毙的毒药,以增强其杀伤力)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影视剧中的诸葛连弩。来源/电视剧《虎啸龙吟》截图
 
要之,诸葛亮坐镇汉中,不仅是因为此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也是出于蜀汉对曹魏政策的调整。蜀军以攻代守,自然要最高军事长官常年坐镇与此;蒋琬、费祎虽奉行“保境安民”之策,却也深知汉中之重要。尽管他们并不提倡屡动兵戈,但在蜀汉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曾任汉中督的吴壹、王平先后病逝),他们也只好亲自上阵,兼任汉中督,在主持汉中防务的同时,遥控处理朝政。
 

军政大权的分离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董允)、姜维,蜀汉“宰相”似乎形成了一个默契。诸葛亮坐镇汉中时,蒋琬在朝中,为其“足兵足食”的同时,也分担一部分朝务。诸葛亮去世后,刘禅没有再立丞相,反而对蒋琬下了一道诏书:“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住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不久后,蒋琬出镇汉中,费祎则担任尚书令,负责处理朝政。蒋琬病逝后,费祎接替其但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却仍未留在朝中,再次前往汉中督军;取代他的则是董允,以尚书令的身份继续辅佐刘禅。由此可见,若非董允提前去世,下一个接替费祎坐镇汉中的,极有可能是董允而非姜维。
诚然,坐镇汉中的“宰辅”仍是朝堂的“一把手”,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但他们毕竟远离朝堂中枢,彼时在朝中掌权的,不正是后主刘禅吗?不难看出,蜀汉后期的军政大权已逐渐有分离趋势。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需要经营汉中,但从政治角度出发,蜀汉“宰相”出屯汉中还有一些其他解释。比如,这是否是蒋琬、费祎等人为平衡政治派系而做出的让步?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州人”与“荆州人”存在“新旧之争”。那么,诸葛亮去世后,“相权”是否会在蒋琬(荆州集团)、费祎(出身荆州,却属东州集团)等人之间顺利交接?
从这个角度出发,蒋琬主动出屯汉中,或许是主动让权给费祎。只不过,田先生所言虽然精辟、有洞见性,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尽管蜀汉的“派系之争”一直被反复提及,但在真实历史上,蜀汉群臣真的会因为“派系”而变得泾渭分明吗?恐怕未必。所以,若只从派系考虑,未免也有失偏颇。不妨再对后主刘禅多一些关注:
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乐意看到臣子权势滔天,即便他是诸葛亮。后者之忠义,无须任何质疑;只是刘禅身为皇帝,尽管他口口声声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让朝堂上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
蒋琬之后,费祎、董允皆天子近臣(曾任太子舍人)。在“宰相”前往汉中后,他们以皇帝亲信的身份在朝辅政,又怎会不偏向刘禅?如此一来,坐镇汉中的“宰相”虽还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但朝政之予夺就更多要看刘禅心意了。
至蜀汉后期,刘禅以阎宇为右大将军,试图辖制大将军姜维。据《三国志·诸葛亮》所附《董阙传》注引孙盛《异同记》载:“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
 
“蜀汉四相”为何都要去“前线”?
看起来“扶不起”的刘阿斗,或许自有智慧。来源/电视剧《三国》截图
 
宦官黄皓亦在此事中掺和了一手,“阴欲废(姜)维树(阎)宇”。而这,未尝不是刘禅的默许……
参考资料: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 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6
3、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5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6
5、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6、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1
7、雷勇:《蜀汉汉中都督考论》,《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8、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
9、黄兆宏,王新成:《蜀汉后期宰相“出屯”现象简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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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瀛洲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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