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小广告:一场无声的较量

作者: 郭懿萌

本文转载自:重案组37号(ID:zhonganzu37)

它们可能贴在树上、房檐,甚至你家大门上。泛滥时,过街天桥的阶梯上,一脚下去是重叠四五层的小广告。还有胆大的,在警车、城管车,还有康熙年间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广告的印记
围剿小广告:一场无声的较量
9月25日上午,裴延印与何秋兰揭下来的小广告。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全文6177字 阅读约20分钟
81岁的裴延印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两样事儿上:原子弹和小广告。
1959年,18岁的他离开家乡,踏上开往青海的火车,最终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草原扎根,成为首批参与共和国核事业建设的支边青年之一。此后的35年里,他完整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从无到有的过程,基地也从几间土坯房逐渐扩建成了“原子城”,他也结婚生子,从“小裴”变成了“老裴”。
1994年,退休后的裴延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从核工业战线上撤下后,他又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次,他的作战对象看起来毫无杀伤力,不过是一张张不足烟盒大的纸片——小广告。但与它们交战并非易事,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越揭越多,裴延印还经历了小广告越粘越紧,越贴越高的过程。
他面对的是一种城市顽疾,小广告常被称作“城市牛皮癣”——它们无处不在,又难以根治。幸好在这场战争中,他并不孤独。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样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已经退休,每天提着喷水壶,举着小铲,巡视各自的领地,有人每天撕下的战利品能装满一个蛇皮袋。他们太容易辨识,以至于有过一个专有名字“撕爷”。
除了民间人士,官方力量也发挥着“正规军”的作用。环卫、城管、公安等部门都长期参与小广告治理工作,水砂枪、蒸汽清洗车、防粘涂料等“重武器”也都上过阵。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围剿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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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
 
早晨6点,天已蒙蒙亮,裴延印又带着老伴何秋兰出门了。寒潮使北京的气温降了下来,他穿着秋衣,外面套个夹克。
 
街边还时不时会冒出来小广告。裴延印戴上手套,伸长手臂,举着半米长的小铲在电线杆上吭哧吭哧地较劲。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和身旁老太太手里都握着一沓子小广告,上面印着贷款、租房、培训等当下最热门的“小生意”。他们可能戴个遮阳帽,也可能撑把雨伞。当然,裴延印更喜欢雨天——小广告背后的胶已被泡软,趁着潮乎揭,容易得很。
揭了28年小广告,裴延印早就总结出了经验。
他与老伴何秋兰是青海省核试验基地221厂的职工,1994年他们退休回到北京。那时的北京城,已经显露出了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与此同时,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开始占领各种城市空间,逐渐成了“城市牛皮癣”。
学校旁贴满了补习班和小额贷款,小区楼道里搬家、开锁、通下水道占据黄金位置,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线,全是租房、办证,街边电线杆上被“根治牛皮癣”的神药裹得严严实实。
它们可能贴在树上、房檐,甚至你家大门上。泛滥时,过街天桥的阶梯上,一脚下去是重叠四五层的小广告。还有胆大的,在警车、城管车,还有康熙年间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广告的印记。
习惯了基地里整齐的红砖楼房,裴延印夫妇接受不了“乱糟糟”的北京。接受了30多年的军事化管理,做卫生早已成为习惯。老两口决定用小铲对抗这些小广告,也算是打发退休生活。
早晨6点到9点,下午4点到7点。几乎是固定的时间,他们会牵起小狗“毛毛”出现在家附近的街头巷尾。时间久了,“毛毛”有时候看见地上的小广告也会用爪子扒拉。
这些年,小广告的黏性越来越大,贴得也越来越高。裴延印把裁纸刀片缠上硬纸板,再用透明胶捆好。刀片经常刮坏,家里就放十多把备着。他还把可伸缩的拖把杆卸了,改装成1.5m的长铲。
最难弄的是贴在地上的小广告。人的重量加上胶水的粘合,来回踩过千百次后,薄薄的一张纸就像是和地面长在了一起。有一次,裴延印把指甲抠劈了,血肉模糊。一年后,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从此他揭小广告时总会戴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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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延印在清理小广告时把指甲抠劈了,一年后,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想尽办法的不止他们,面对着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满伤疤的铁器,环卫和城管用上了高压水枪、高端树脂雾化专业城市清洁机、能把钢铁打得锃亮的水砂枪,以及专门为胡同小巷设计的小三轮蒸汽清洗车……
2007年,北京曾推出《各类市政设施防护性涂刷规范(试行)》,规定3米以下的市政设施均应粉刷防护性涂料。电线杆、牌匾、雕塑等钢结构表面有了“保护膜”,一口气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广告。但是,这个规范难以落地——公共设施数量大、涂料费用高。
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统计,1张小广告的成本不到0.1元,但清理成本却达0.68元。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费约1.36万元,仅西城区一年投入就要1300万元。
面对小广告,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是束手无策的。它们铺天盖地,今天铲了,明天就像野草一样又重新出现。在清理和粘贴的反复拉锯中,最后受伤的是那些公共设施——小广告与金属防腐漆一起脱落,逐渐生出红褐色铁锈;为盖住印章小广告刷下的白漆,像极了一块又一块补丁。
社会管理学者王力一直关注小广告治理问题,曾出版《一指缠——“老剪报”杠上小广告》一书,他将小广告泛滥的原因归结于“需求”。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前开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后来都可以花钱雇人做。社会化分工解决了生活中部分难题,也带来了城市病。登不起广告的人,想出小广告的方法来增加客源。“破窗效应”之下,众人皆效仿。
但低成本也成了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的温床,那些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通向的不仅仅是生活服务,也可能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当时的惩处力度并不小。2002年,适用新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东城区城管大队捣毁一个散发百万张小广告的公司,一次性开出一万元的罚单。2014年,北京警方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并在30天内共查获非法小广告违法人员4000余人,收缴非法小广告41.2万余张。2016年,北京向组织散发小广告的房地产企业开出40万元罚单,创了北京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非法小广告罚款的最高纪录。
可是张贴小广告带来的收益也很大。张贴小广告的日薪从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一些不懂事的学生,把它当为勤工俭学。2006年时,有人靠贴小广告收入超过10万元。那一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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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
 
 
对于裴延印来说,在漫长的28年里很多时间点已经模糊了,但是2008年一定是个节点。那一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世界的注视,使得治理“城市牛皮癣”这件“小事”变得要紧起来。
 
也是那几年,在各个区、街道、社区的宣传下,手拿小铲的形象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潮流”。
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区,居民们用小铲刀对抗牛皮癣,有人把装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来,攒一堆儿,拿水稀释成糊糊,往墙上一刷。等干透了,小广告就能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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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朝阳区安翔里社区的居民进行小广告清理工作。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王力觉得,在围剿小广告的编年史里,那年的5月6日算个好日子:两位事业有成的“撕爷”交来了58张和120张小广告,获得政府2.9元和6元的奖金。
海淀城管对于铲除小广告的奖励办法,在北京属于首家,随后多个区纷纷效仿。政府与民间的合力,像是齐头并进的两条线,慢慢交叉拧成了一股绳。
裴延印的动力更强了。为了拉小广告去城管局,他特意买了个小三轮车。老两口子最多的一次交了11个蛇皮袋,大约13万张小广告。三轮车上堆得都“冒尖”。奖励的卫生纸、洗洁精,他们就分给楼里的独居老人。
那一年是金大钧做志愿者的第4年。在他眼里,生活的东四四条胡同与家分得并不是十分严格。外孙女还在上幼儿园。每天骑车驮她回家的路上,姥爷停下来揭,三四岁的小家伙有模有样地学。她够不着,伸出小胳膊让姥爷抱着揭。有一次金大钧顺着726米的东四四条胡同走下来,一趟揭了32张售房与租房小广告。
后来外孙女重了些,姥爷举不动,就把她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扶着她揭。金大钧觉得,这算是训练孩子的是非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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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劲
 
 
小广告行业至少有三个层级:制作、监督、张贴。裴延印和其他热心市民所做的,是最直接的“治理”,面对的是张贴者。
 
小广告张贴者为了躲避城管和环卫,往往在凌晨出动。他们把矿泉水瓶扎个眼,里面灌满了胶水,抹一下背面随便贴下。白天,他们弯着腰一边快速前进,一边把涂好胶水的小广告撒在地上,用脚踩一下的同时,下一张小广告已经撒下,动作就像机器一样快速且娴熟。
有时,他们在前面贴着,大爷大妈们就跟在后面,一张张揭。双方没有言语,暗中角力。
金大钧记得,有个20多岁梳个小细辫的小伙子经常来胡同里贴小广告。看老爷子够不着,他站在自行车上,把胶水一抹,伸长胳膊,在屋檐下贴了一张。
小广告贴得有3米高,没什么人能看得清,他就是为了跟金大钧较劲。金大钧转头回家拿杆子,“铲不下来我也得把它破坏了,让你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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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安翔里社区的居民楼里能看到小广告被反复铲除的痕迹。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与小广告张贴者较劲的不只是“撕爷”,还有官方的执法力量。
在天安门地区城管局工作过的资深队员韩东(化名)回忆说,小广告最泛滥的那几年,他负责的区域每个路口都有十多个小广告发放者,他们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环卫工人前脚扫了,后脚游客又扔了。就别提贴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光是收集过往游客手中的小广告,一米多高的大袋子,一天就能装四五袋。
“北京是全国的门脸,他们这就是往脸的鼻子尖儿上贴。”韩东说,那时,天安门地区城管局的工作里,清理小广告的任务占到了60%。
在这场长期的猫鼠游戏中,双方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他们既是陌生人,也是“熟人”。
和小广告打交道多了,韩东甚至一眼能看出哪个号码经常出现。有时正碰上他们散发,韩东支起伞遮住脸,大步走过去,一抓一个准。有的人向他求饶,第二天又被逮到。久而久之,贴小广告的人看走路姿势都能认出他来,狂奔到100米外还扭头冲他笑。
有一段时间,裴延印和贴小广告的人达成一种奇怪的“默契”——每天下午4点,有几个年轻人会在立交桥下等他,等监督的人走了,桥下树坑里多了个垃圾袋,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没贴的小广告。
在裴延印眼里,贴这些小广告的年轻人几乎是他儿孙辈的孩子,他尽量不与他们争执,只希望教育两句,引他们走向正路。
韩东也有很多无奈。很多小广告散发者都是些游手好闲的“小年轻”,从全国各地漂到了北京,晚上住桥洞,在公厕洗澡,白天就出来发传单、贴小广告。韩东查处过年龄最小的小广告散发者只有6岁。
年轻的队员经常被他们问蒙,“发小广告违法吗?我没钱挣,得吃饭啊!”
小广告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本就一团乱麻的治理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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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
 
 
清理小广告和贴小广告的斗争,大部分时候像是在游击战,有时也会正面遭遇。
 
裴延印记得,2012年的一段时间,他一连几天都看到,自己前一天铲掉的地方,第二天又贴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小广告。后来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个小时,看到年轻人娴熟地将胶水挤到小广告背面,“啪”一下摁到了电线杆上。
年轻人贴一张,他就撕一张。
“你是不是没有钱吃饭了?揭广告多少钱一斤?”年轻人质问道。
“我不缺这点钱。别人往你脸上贴一块破纸,你愿意吗?”老爷子教育他。
年轻人不听这一套,威胁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广告,就把他的小狗摔死。争执之下,他向裴延印挥了一拳。裴延印闪了过去,眼看冲突就要升级,附近巡逻的城管队员赶来,年轻人才寻机溜走。
裴延印是幸运的。这样的威胁恐吓在那个时期并不少。有人恼羞成怒,在小广告上诅咒“老太太撕一张少活一天”,有人冲着16岁的医院保安刺5刀,刀伤离心脏只有几厘米。
直至2013年,一名57岁环卫工因清理小广告被殴打致头部缝针,再次引发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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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因制止发布小广告,小区保安受伤。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看到这条消息,28岁的北京小伙滕飞决定向小广告宣战——他在自己运营的“北京往事公益志愿者”(简称“北往公益”)网站上发布一条清理小广告的招募帖。
在环卫工被打后的第16天,他和招募到的8位志愿者将刘家窑至蒲黄榆地铁站两侧的小广告清理一空。因为那一天是五四青年节,他们给活动起名为“清粘行动”。
他没想到,这场临时组织的行动,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成为了一项长期活动。往后的日子里,志愿者越聚越多,最多的一次活动超130名志愿者参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志愿者们别着蓝色的胸针,戴着口罩和手套,拿着小喷壶、平铲、钢刷,手里还攥着一个大黑色的塑料袋。第二年,“清粘行动”的团队壮大到1000人,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6至30岁。
他们的活动范围涵盖城六区各街巷,多条地铁线。有人统计过,64名志愿者3小时在地铁10号线车厢清理出200公斤小广告。他们会将小广告撕碎,防止其他人从垃圾桶捡拾重新利用。
滕飞也体会到了裴延印的艰辛。“每走一两步蹲下,拿铲子使劲铲两下。一天蹲起就做了七八百次。”还有的小广告贴得过高,年轻的队员爬上树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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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管理者们逐渐发现,治理小广告,要从源头开始,且要疏堵结合。
 
北京对小广告手机号进行连续拨打,用“呼死你”的方法使手机号“作废”。它的法律正当性饱受人们争议,贴小广告的也拿出邪招,呼叫转移到政府电话甚至110报警台。
2013年,北京印发《非法小广告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明确13个职能部门,16个区的责任。同时要求繁华商业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地区非法小广告存留时间不超过2小时;居民小区非法小广告存留时间不超过4小时;1-2年实现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围剿小广告:一场无声的较量
2014年,北京西城城管在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查处了一起装扮成“秦始皇”发小广告的行为,暂扣了两个两米多高的兵马俑。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新政带来新希望——公安负责假文凭、假证件,工商负责印刷企业,交警负责车行道内散发的人,通信管理对涉及违法犯罪内容的电话停机,教育部门整顿教培市场……不同区域的小广告由分管单位管理。
但是大家在规定的清理时间内很难完成任务,看似多部门合力整治,反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工商觉得发广告不是他们负责,公安觉得自己不是主责部门,城管拘不了人,今天罚了50元,明天还干。”一位资深城管队员说。
在多次尝试后,北京找到了一条路径。2017年,北京平谷区因一起案件将16个执法部门集结,进行长达117天的联合执法。这场执法形式的改革,吹响了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第一哨。
在城市的治理过程中,很多问题的第一发现者是街道。街道的统筹地位提高后,各部门便不能相互推诿。
当这些部门串联起来后,最直观的效果是处罚力度的叠加。以往面对贴小广告的人,城管只能处50元罚款,多部门联合,数罪并罚可能需要拘留几天。
除了“堵”,“疏”也同样重要。有的区在繁华地区安了“便民信息岛”,也有人给社区做了网页、二维码,让小广告移到网络。据统计,2016年,北京市2400个居民社区中都设立了便民信息岛。
随着链条被逐级拆解,治理难题终于破题,这个恼人的城市顽疾开始大幅缓解。
2017年,滕飞的“清粘行动”停止了,他能感觉到小广告明显少了。在以往的4年里,仅是参与地铁清理小广告活动的志愿者就有近4000人。
如今,“城市牛皮癣”已经就要成为一个被写进历史的词语。与小广告张贴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渐远去。金大钧围着社区里286棵老槐树转,看不到一张乱贴的小广告。
但裴延印还没有停下来,他要继续追击“穷寇”。9月25日上午9点,他和老伴何秋兰提着买来的蔬菜和铲下的“战利品”溜达回家。小区周围零散的小广告早已被他们清除一空。
时间走过28年,坚持下来的动力不只是闲来无事的排遣,更像是一种“瘾”。回味起那些与贴小广告者较劲的日子,成就感不仅来自城市变干净了,也来自一次次收获战利品时的满足。
没有人统计过他们俩铲除的小广告,但是少说也有几百万张。不光自己撕,他们还带动着221厂以前的老同事们一起撕。
工作过半辈子的基地住进了藏族同胞,他们邀请裴延印与何秋兰回去看看,老两口推脱了好几次——他们是社区里五六个志愿组织的骨干力量,没空出去玩。
 
 
新京报记者 | 郭懿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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