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智勇 胡祎黎：深度解析为何印度越来越依赖中国？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运输费用的下降以及劳动专业化分工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创造可通过跨国、跨地区的生产协作实现，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链贸易。全球价值链最早由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他认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可由多个相对独立、但在功能上又彼此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价值链表示。而价值链贸易不仅可以实现生产分工的全球化，也可以引入“任务贸易”模式，使得全球价值链贸易范畴从最终产品、中间投入品向附加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延伸，促成离岸生产，实现跨国产业链贸易。由于传统贸易数据中不仅包含了本国创造的价值，还包括之前跨国生产环节累加的价值，容易出现重复计算，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价值链上下游度指数、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等来衡量价值链贸易状况。而以要素禀赋差异作为分工基础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提升了不同要素密集度国家的国际贸易，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水平。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署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46.7%。

然而，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就业冲击和劳动边际收益下降，盘剥了中低劳动阶层的收入，贫富差距拉大，全球价值链利益极化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贸易下缺失资源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要素禀赋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因发达国家设立的技术壁垒和贸易障碍只能代工生产，从而面临“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的困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诉求。

全球价值链重构，既指横向的产业转移，也指纵向的产业链升级。其本质上是“全球产业转移”和“全球产业变迁”。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由要素禀赋差异的演变引起，还会受价值链各环节协调成本、产品生产结构的影响。此外，技术差异也会影响分工格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将使链上经济利益重新分配，链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地位变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价值链贸易出现了地理空间重塑的态势。一方面，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另一方面，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区域贸易、欧洲区域贸易和亚洲区域贸易飞速发展。根据WTO的统计，截止2020年4月，全球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达303个，区域范围的经贸合作和分工布局正日益加深。而据拉斐尔•卡普林斯基(Raphael Kap-linsky)和马苏马•法鲁基(Masuma Farooki)的观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增长放缓、有效需求减少，导致发达国家出现“贸易塌陷”，全球生产和消费中心东移，新兴市场经济体贸易的影响力上升。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区域内贸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根据WTO的统计数据，自2010年起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该地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地。以零部件和半成品进口为例，1995-2019年亚洲国家从区域内部进口的平均增速为24.95%，远超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增速。2017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3%上升至46%，简单产业链前向和后向活动中区域内贸易占比分别提升了3.5%和7.4% ,复杂产业链前向和后向活动中区域内贸易占比分别提升了5.4%和6.6%。贸易目标市场的转向，孕育了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区域化。而价值链贸易的区域化，导致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关联度上升，地缘政治经济对贸易发展的影响力日益突出。

中印两国作为亚洲区域内两个重要的新兴大国，其双边贸易的发展对加强区域内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2000年至2018年中印双边贸易增长了近33倍，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和严重的政治分歧使得中印双边经贸合作充满了波折。自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爆发以来，双边边境纠纷增多，中印政治分歧增大、战略互信度降低。同时，印度莫迪政府不断采取对华遏制的贸易保护措施，试图将中印政治冲突经济化，引发中印经贸“强制脱钩”。

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对以价值链贸易为基础的中印双边经贸合作产生了负面冲击，加剧了中印经贸脱钩的风险。虽然中国经济已率先从疫情中恢复，但印度疫情仍在延续。疫情的蔓延将使防疫物资和原材料供给短缺，加剧了中印之间价值链贸易的脱钩风险，具体表现为：疫情地区的停工停料，引发产品链上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断；因防疫需要，特定区域人员流动和物资流通受限，物流停摆、无人收货等所产生的纠纷和额外费用，将使原有产业链生态受到破坏；疫情防控期间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激化两国之间的政策矛盾。

虽然边境冲突与疫情冲击叠加，增大了中印经贸的脱钩风险，但中印经贸合作却呈现出了峰回路转的态势。2021年上半年，中印双边贸易规模急剧扩大, 甚至相较于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了近30%。据专家预测，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规模将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在政治冲突与疫情冲击叠加的影响下，中印双边贸易取得如此的成就，着实令人意外。

关于中印经贸合作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稳定性等方面展开分析。关于中印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一些学者认为中印双边贸易开放对双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中印两国发展路径的差异性将使双方经济互补，双边经贸合作条件具备。而放宽市场准入、扩大相互投资、放松贸易保护是增强双方经贸合作可行性的路径选择。更进一步地，若将中印经贸合作放置于亚洲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印经贸合作的进程将会渐进式逐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印度投资潜力的释放和中国对印投资机遇的挖掘将提升中印经贸合作的可能性。尽管开展中印经贸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中印两国贸易不平衡、贸易结合度低，两国经贸合作的稳定性较差。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印度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竞争力上升，中国对印投资的增加将逐步改善中印贸易不平衡的现状，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稳定性。此外，妥善解决领土争端、加强区域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共建、减少印度国内贸易保护措施等，都可以改善中印两国贸易失衡的局面，增强中印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尽管上述研究探讨了中印经贸合作实现的意义和条件，但对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印经贸合作如何发展研究不足。

关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结合产业结构论、产业发展论、比较优势论、跨国企业经营论，分别从产业、企业、国家三层次对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格局演化展开分析。产业层面，日本学者提出了“进口、国内替代生产、出口、对外投资”的亚洲区域价值链雁行演化模式：通过进口、替代生产实现技术赶超，其后通过出口积累物质资本，最后通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然而，这种“以贸易驱动对外投资”的价值链模式，其可持续性受链上国家间技术等级的相对位次和经济依赖程度的变化影响。赶超国家能否持续利用雁行模式实现价值链地位的跃升，不仅取决于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也取决于其相对落后国家的技术差距。

若落后国家技术跃升超过了赶超国家，那么赶超国家价值链重构的雁行模式就不可持续。此外，赶超国家通过雁行模式实现产业升级，要以落后国家对其经济的相对依赖性作为前提。然而，发达国家对赶超国家的技术封锁、各国对单一国家经济的依赖程度降低，都抑制了国际雁行模式的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极呈现多元化，雁行模式论对全球价值链演化的现实解释力日益减弱。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了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价值链演化模式。他认为产品技术周期存在四个不同阶段：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在技术成熟期，通过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可实现本国技术优势与他国比较优势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可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区域价值链。产品生命周期论将技术更替与价值链布局的空间演化结合起来，为价值链布局的技术解析提供理论支撑。

其后，学者们基于各国技术优势的动态演化提出了主导产业梯度转移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考虑到技术所释放的增长效应要与劳动力结合才能实现，鉴于发达国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美国著名学者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其认为，将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提升效率。然而这里的产业转移由控制成本驱动，而非以开拓市场为目标。上述产业层面的动态演化模式解析了技术变迁是价值链空间布局变化的动因之一。而从企业层面对价值链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学者们发现价值链布局演化是企业主动进行内部控制、实现双向跨境投资、开拓市场的结果。企业层面分析价值链空间布局的演化，提出了价值链布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行，以开拓市场为目标。但由于分析的视角更多是落在企业微观决策机制和管理架构上，并未太多涉及价值链空间演化的基本规律和宏观经济因素，其普适性备受质疑。

而对于国家层面的价值链布局演化模式，学者们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依附论。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演化过程中处于被动依附位置。该理论虽然强调了贸易地位差异会对价值链布局的变动产生影响，但其解释并不符合中印两国主动调整产业链布局、力争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两国角色由参与向引领转变的事实。

关于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从中印两国贸易商品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探讨。巴特拉•阿米塔(Batra Amita)和泽巴• 可汗(Zeba Khan)借助测算中印两国贸易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要素密集度，分析中印贸易商品的产业分工格局，进而探讨两国经贸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cDonald)等认为中国在家电、机械等制造业产品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和印度在皮革等轻工业制成品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使得中印两国商品贸易互补，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朱前、成蓉和程惠芳研究发现，虽然中印两国贸易商品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竞争性，两国经贸合作的稳定性还有待挖掘。

张彬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印贸易商品的互补性多呈现于初级产品上，工业制成品上的互补性虽有所增强，但仍弱于初级产品。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通过提升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以增强中印工业制成品的互补性，进而稳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李波和汪戎认为中印贸易商品的技术密集度越高、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基于产业分工格局的中印经贸合作越稳定。尽管上述研究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格局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但对影响的分析仅局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时点的静态表现。而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演化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动态演化会对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走势和提升路径带来什么变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然而，2021年上半年中印双边贸易额急剧增加，双边贸易发展出现了逆转之势。2021年上半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574.8亿美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62.7% ,甚至相较于疫情前的2019年，贸易额增长了近30%。中印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势头，与政治疑虑、疫情冲击叠加影响下的双边贸易发展预期严重不符。

尽管自2017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政府大肆宣扬“与中国脱钩”的论调，印度民间组织也先后掀起了“抵制中国货”的浪潮，但中印双边贸易仍然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即使是在印度官方“脱钩”论调与民间组织“抵制”浪潮不绝于耳的情形下，201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仍然增长了 20.3%，2018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3.2%。虽然2019年至2020年中印之间受政治互信影响和新冠疫情冲击，双边贸易额分别微弱下降了2.8%和5.6%，但2021年上半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大幅反弹，相比2020年同期增长了70%。

相较于规模较大、增长韧性十足的中印双边贸易，中印双边投资规模较小, 印度对中国的投资缺乏信任。由于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组合存在制度性障碍，以及印度政府对中国投资实施诸多限制，中国企业对印投资规模较小。2019年中国对印投资份额仅占印度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7%，大大低于美国、欧盟、新加坡和毛里求斯等国在印的投资。截止到2020年3月，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存量也只占印度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51%。此外，印度对中国投资范围较小，仅局限于制药、耐火材料等少数几个行业。2018年底，印度累计对华投资仅有9亿美元。

鉴于中印双边投资规模较小，双边贸易受双边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较小, 因此，中印经贸合作的重心仍应落在双边贸易的发展上。如何提升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增强双边贸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将是中印经贸发展的切入点。

由表2可知，2001年至2020年间，尽管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但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仍占主导。根据产品细类分析，机械及运输设备、原料药化学品和工业制成品是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不变；另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下降。2008年以后，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基本保持在30%和70%左右的水平。

而2004年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能的大幅扩充，中国向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比重大幅下降，至2020年，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降至1.46%。相对于印度出口中国的商品结构变化而言，中国对印度出口商品的结构更稳定,尤其在2008年以后中国对印出口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大体保持不变。

结合表1和表2进一步分析可知，虽然中印两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互补优势明显，但中印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中印两国相互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都在30%左右。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印度人口红利的逐步释放，印度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要素投入优势将逐步显现，中印两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动态演化将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印两国之间发生梯度转移存在可能，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将进一步增强。

由表3可知，中印各产业链贸易对中国整个产业链贸易的影响程度较小, 中国对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依赖程度较低。对中国而言，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对中国相关产业链贸易影响程度最大的是SITC5化学品类贸易、SITC4动植物油脂类贸易、SITC6工业制成品类贸易和SITC2燃料以外非食用原料类贸易。2020年，它们对中国产业链贸易的影响程度分别为4.79%、4.24%、2.55%和2.01%。综合来看，中印产业链贸易对中国产业链贸易的整体影响较低，均不超过5%，表明中国对中印双边贸易的依赖性较低。但随着印度制造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印度人口红利释放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中印双边贸易的提升将为中国挖掘贸易潜力、拓展市场空间产生积极影响。

由表4可知，除了SITC0食品类、SITC1饮料和烟草类、SITC3矿物燃料和润滑油类、SITC4动植物油脂类、SITC6工业制成品类以外，印度对中印产业链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中印双边贸易对印度产业链贸易的整体发展影响较大。中印双边贸易对印度影响程度最高的产品类别分别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2燃料以外的非食用原料类、SITC8杂项制品类和SITC5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类。除了SITC2属于初级产品以外，其余影响力较大的贸易产品都属于工业制成品。由于初级产品贸易附加值低，随着中印贸易的发展，初级产品类贸易对印度贸易收益的贡献力逐年下降。而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SITC5类和SITC7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SITC8类，其对印度贸易的影响力逐年上升。

结合表3和表4进一步分析可知，中印两国对中印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不同，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印度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重型机械、电信设备和家用电器,并且印度70%的原料药供给都要依赖中国进口，这严重抑制了印度制造业的进一步提升和“世界药房”的发展。而印度对中国出口比重较高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却对中国而言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且很容易被取代。如印度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砂和棉花可以被巴西出口的铁矿砂和中国自产的新疆棉花替代。2020年，尽管中印边境冲突升级，中印政治关系陷入低谷，印度政府下令禁用中国开发的应用软件, 放缓中国对印投资的审查，但中国仍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而印度却没有进入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行列。

从中印经贸合作的现状可知，中印经贸的发展并不平衡。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经济层面，两国经济互补性、两国要素禀赋优势的演变和两国经济动能的释放、两国市场开放度、印度推行中国供应链替代战略的可行性以及印度嵌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贸易深度都会影响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政治层面，中印两国的边界纠纷以及两国的政治分歧，影响中印经贸的发展。

首先，从经济层面看，中印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接。2020年，中国提出了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双循环模式转变的发展战略，加速了中国产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技术升级。而中国在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所释放出的中低端过剩产能以及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为印度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推进“印度制造”计划、提升印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良机。此外，中国主导的制造业与印度发展较好的服务业形成了产业优势互补。一旦中国在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优势与印度在高端制造软件开发方面的优势结合，中印产业链贸易的空间将有极大地提升。同时，两国要素禀赋优势的演变和两国经济发展动能的释放也将为中印产业链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年印度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数超过了非劳动力人口数，印度正式进入人口红利时代。随着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优势显现，这将进一步提升印度经济的发展效益，增强印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尽管人口红利日趋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巨大的市场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将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中国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优势的积聚与印度劳动密集型优势互为补充，双方的市场互为所需。虽然印度推行中国供应链替代战略，想与中国经济强制脱钩，前提是要印度在本国建立或通过他国能够替代中国的供应链体系。然而产业链生态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替代供应链的建立需要花费大量额外支出。企业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一般不会轻易尝试。

此外，供应链的构建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印度目前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制造业评估指数，印度无论是生产结构等级、生产能力还是工业增加值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基础设施方面，印度国内目前仍然没有良好的港口连接，甚至没有不间断的电力供应。此外，印度国内土地、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联政府的区域经济协调治理机制不完善。短时间内印度构建替代中国的产业链生态不可行。相对于印度，中国目前拥有的工业门类包含了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从其他国家找到与中国产业链门类完全相同的国家难上加难。因此，短时间内印度推行对中国供应链替代战略的可行性较低。印度对以中国而核心的产业链贸易依赖程度越重，短期内印度与中国强制脱钩的可能性越低。根据汪建新和杨晨的测算，中国国内增加值通过从印度进口回流的比重逐年上升，表明印度经济循环与中国国内循环的紧密程度逐年上升。短期内，印度强制脱离中国产业链、形成独立循环体系的可能性较低。

新冠疫情的冲击暴露了原有全球价值链的缺陷：以跨国公司主导，难以承担重大卫生公共事件冲击产生的协调成本，尤其当各国面临的疫情蔓延阶段、程度和应对方法不同时，疫情期和疫情后产业链复工复产节奏难以通过跨国公司进行协调；部分国家及区域采取的疫情管控措施增加了及时交货困难，暴露了供应链及分销网络全球化的脆弱性，产业链企业难以实现自主可控；疫情中兴起的民粹主义和种族歧视，侵蚀了产业链全球化的互信基础；疫情使可贸易商品的跨国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构成的循环系统出现停滞，导致全球价值链创造及实现价值的功能减弱，降低全球化福利水平。

疫情的冲击使各国重新开始审视产业链安全，重视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制造业回归的政策纷纷出台。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推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印度政府也加大了“印度制造”、“自力更生”的政策扶持力度。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加快了自主创新驱动的产业链重构。虽然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国外疫情多点暴发和加速扩散的态势，增大了疫情对中国产业链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冲击。疫情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出于对自身产业链安全可控的考虑，纷纷谋划高端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相对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导致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分流。基于当前产业链高端回流、低端分流的复杂态势，中国加快了原发性自主创新的步伐，增大了巩固产业基础和产业链技术升级的研发投入，谋划核心领域、关键环节、重要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布局。

虽然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也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产业链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突出，核心技术、关键材料、高端设备的供给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迅速做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外互促”的产业链布局调整，力争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链技术跃升。

而疫情冲击下，印度虽然加快了替代中国供应链、推动“印度制造”的产业链重构步伐，但薄弱的工业基础、匮乏的基础设施、低下的政府治理协调能力以及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矛盾等使得印度短时间内难以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严重依赖。早在2014年印度政府就推出了“印度制造”的发展战略，但印度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其从2014年的15.58%降至2019年的13.72%。随着疫情的封锁，印度经济增长率下滑，2020-2021年下降了7.3%，劳动参与率从疫情前的42.5%降至40%。

虽然疫情防控期间印度加大了替代中国供应链、 吸引他国投资的力度，但印度对中国供应链的严重依赖，使得印度短时间难以实现与中国的强制脱钩。根据印度工商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印度70%的电子元件、45%的耐用消费品、70%的活性药物成分及40%皮革制品都自中国进口。印度所拥有的世界第三医药产业其三分之二的原料药出自中国。印度很难在短时间内为相关产品建立脱钩中国的供应链。

从长期看，印度人口红利的显现以及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使得印度具备了承接部分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分析报告估测，印度人口将在2028年反超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此外，印度适龄劳动人口中，处于幼年期、青年期和成年期的劳动人口占比分别为17.5%、41.6% 和7.9%。这意味着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印度承接中国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是，印度也会同时面临与中国中西部、东南亚国家在产业承接方面的竞争。并且随着自动化机器人和智能化生产设备的普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分流将日益减少。因此，印度的产业链重构并不能完全依托中国的产业转移。

此外，新冠疫情的冲击将推动中印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疫情虽对传统生产和线下经营产生冲击，但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的兴起以及线上消费的开展，使得中印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截至2020年3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9.04亿，印度互联网用户近6.88亿。中印双方庞大的市场规模使得中印双方开展数字贸易具备可能，主要表现在：中国拥有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的创新、与传统产业融合的经验、硬件设备制造能力、数字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印度基础理论雄厚、软件技术产业成熟、IT人才丰富以及人力成本低廉，双方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首先，中印产业链从疫情中恢复的时间梯度差为稳固现有中印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窗口期。强有力的疫情管控措施使中国率先从疫情中恢复。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的影响中国GDP同比下降6.8%，第二季度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GDP增长由负转正，全年实现GDP同比增长2.3%。在中国逐渐从疫情中恢复的同时，印度经济却遭受了疫情的严重冲击，截止到目前仍未摆脱疫情的困扰。随着德尔塔变异株的扩散，印度经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根据印度政府2021年5月公布的数据，2020-21财年印度GDP下降了7.3%，是印度近40年来最差表现。

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使印度中小微企业损失惨重。就业人数居第二位的印度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印度GDP的30%和出口的40%，然而疫情的肆虐使印度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仅2021年4月印度中小微企业失业人数就达730万。疫情的冲击使印度与中国强制脱钩的步伐放缓，也使两国经贸合作有了聚焦点，在印度力求摆脱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而中国力求实现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时，合作成为了两国的共识。

即使2020年中印两国爆发边界冲突，中印两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合作平台仍然保持合作。2020年印度曾先后两次向亚投行申请紧急援助抗疫贷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向印度发放了总额为20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印度抗击疫情、恢复经济。2020-2021年中国通过亚投行向印度提供了24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支持。中印产业链从疫情中恢复的时间梯度差也为中国主动实施产业链重构、降低印度脱钩风险、提升中印经贸合作的稳定性提供了窗口期。

由于印度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疫情对经济的扰动并未完全消失，在经济不稳、前景不明的情形下印度政府不会贸然加快与中国的强制脱钩。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有利的窗口期，加快制造业产业链重构， 提升制造业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推动工艺流程再造和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中国贸易商品的技术附加值，增强印度对中国贸易商品的依赖程度，降低印度强制脱钩产生的冲击，促进中印经贸升级。

其次，中国相对印度产业链的技术梯度差可为中国提升多次跨境的复杂价 值链贸易比重、减少印度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促成中印经贸合作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撑。从中印两国产业链的技术梯度差来看，中印两国经贸互补空间大。本文参考波尔•安特拉斯（Pol Antras）等的上游度指数和罗伯特• 库普曼（Robert Koopman）等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方法，通过分析中印产业链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比较优势，探究中印产业链重构存在的贸易互补空间。

上游度指数是测算各国产业部门距离全球价值链最终需求的距离远近，其用以表示该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游度指数高，表明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有利分工地位；上游度指数低，表明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分工地位。本文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Ti-VA2018的2005年和2015年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由于TiVA2018的数据是基于2008 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四版修订本进行分类，本文借鉴樊茂清、黄薇（2014）的产业部门分类法，进一步将产业细分为初级加工品和资源产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健康、教育与公共服 务业。

根据数据测算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印两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比重均在70%以上，中印两国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均具有比较优势。而从上游度指数测算结果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出于中游位置，印度处于下游位置，中印产业链之间存在技术梯度差，并且这一技术梯度差随时间有逐步扩大趋势。

就具体产业而言，中印两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其国内增加值均在70%以下，中国处于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产业链的中游位置，印度处于下游位置，中印两国在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上均不具有比较优势，缺乏国际定价话语权。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印两国均具有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中国处于产业链上游，印度处于产业链下游。中印两国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可以驱使中国在提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研发、设计、创新功能的同时将人力成本负担较重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印度，实现中印之间的经贸合作。

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印两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均较高，但与中国情况相反，印度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却较低, 这说明印度具有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潜力，中国对印相关行业进行投资与合作的空间较大。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国无论在自身比较优势上还是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上都处于有利地位，而印度缺乏优势和有利地位，中印两国难以实现相关产业合作。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言，中国和印度的总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不高，尽管中印分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下游位置，但由于两国服务业面临的语言环境、文化习俗以及制度规范等不一样，两国进行相关产业合作的可行性较低。

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而言，虽然中印两国相关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低于70%，但两国相关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较明显，并且中印分处于产业链的上、下游位置，这意味着中印两国在该产业合作的潜力较大，中国对印度投资相关产业的发展空间较大。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印度的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且具有比较优势，但从产业链位置分布来看，印度处在下游，中国处在上游，由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差异，中印在该产业的合作空间不足。对健康、教育与公共服务业而言，中印两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印两国开展相关产业合作的空间较小。由此可以得出，在中印产业链技术差异日益扩大的情形下，印度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所具有的投资吸引力可为中印经贸投资合作的扩展提供空间，增强中印双边贸易的互补性。

此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整体都比印度高，表明中国 可以主动出击，引导两国价值链贸易模式的调整。同时，中印两国贸易既存在以初级产品交换的传统贸易，也存在简单价值链贸易，还存在复杂价值链贸易。从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次数看，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产业贸易存在简单价值链贸易和复杂价值链贸易。简单价值链贸易是指生产要素仅在国与国之间跨境流动一次，复杂价值链贸易是指生产要素要跨境流动多次。如果中国采取主动战略，积极提升自身的产业链升级，密切追踪印度的价值链重构趋势和战略走向，采取跟随战略主动强化与印度贸易伙伴国的配套和外包关系，就能在印度对华投资抵制、 对华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形下，调整双边贸易模式，提升多次穿越国境的复杂价值链贸易比重，促成中印经贸合作。例如，中资企业可通过与印度贸易伙伴国的企业进行投资和经贸合作，主动集合不同国家的资源进行产业链编排和重组，利用多次穿越国境的复杂价值链贸易加强中印之间的经贸合作。

再次，中印数字贸易的发展将为提升中印经贸合作层次、增强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性提供新的贸易形态。随着全球生产要素禀赋格局的演变，数字化和智能化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中国作为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枢纽, 在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互为补充、畅通内外双循环的要求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其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大战略。而印度受疫情的影响也加快了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数字经济如何融入中印贸易实现其优化升级，将对中印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和持久性产生重要影响。数字化将使贸易利差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推动远程服务贸易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积极推进自动化生产，疫情的冲击更是加快了自动化机器人对传统劳动力的替代。一方面，传统劳动力对制造业产值的贡献度日益下降，各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收窄，制造业的可贸易性降低；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受自动化普及的影响较小，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远端可视化交流成本大大降低, 远程服务贸易的利差所得增加。发展中国家因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极大提升了数字化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数字服务贸易将成为了其未来产业链重构、 贸易发展的主导方向。数字贸易将为中印经贸合作催生新的双边贸易形态。新冠疫情期间，线上办公、远程医疗、可视化教学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将极大促进中印两国数字贸易规模的扩张。2005-2019 年，中国数字贸易进口额由173.48亿美元增加到1435.48亿美元，出口额由 315.11亿美元增加到1282.63亿美元，进出口额分别增长约8.27倍和4.6倍。

中国数字服务的本土化需求强劲，数字贸易存在逆差。相比之下，印度因重视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的全球市场份额更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更强。2005-2019年，印度数字贸易进口额由202. 66亿美元增加到730. 36 亿美元，出口额由373.64亿美元增加到1479.29亿美元，进出口额分别增长约3.6倍和3.96倍。进一步对比中印数字贸易的进出口增速发现，中国数字服务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印度对进口的依赖较低，但印度数字服务对国际市场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印之间进行数字服务贸易的可能性存在。

另一方面，数字贸易将为中印经贸合作带来新的价值创造。2019年，中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为18.99% ,印度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占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为30.29%。相对于中国而言，印度信息服务产业对出口的贡献比重更高，印度信息服务产业更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如果中印两国推动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印度将在中印双边贸易中更具有竞争优势，从而可以改善中印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促进中印经贸的良性发展。

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各国对产业链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对全球产业转移的承接和对上游产业的争夺。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倾向在本国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而产业链的完整性将降低印度对中印双边经贸合作的依赖性，强化印度与中国在低端产业链贸易的争夺。

首先，印度产业链重构所推行的替代中国供应链战略将降低中印双边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印度推行的替代中国供应链战略，将降低对中国贸易商品的依赖，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虽然短时间内印度很难实现完全取代中国供应链、实现自给自足，但是通过增大对他国进口、抑制对华进口的分散战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过度依赖，将增大中国贸易发展的风险，不利于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中印产业链重构将强化中印双方在低端产业链贸易的争夺。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印度在争夺低端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显现。然而，由于内部产业链基础薄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生产要素流动受限，印度完全独立承接低端产业仍需较长时间。因此，在产业链转移的渐进式发展过程中，中印在低端产业链贸易方面将面临着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虽然疫情冲击下中印产业链重构会带来机遇和挑战，但总体来说以中印两国产业链重构实现中印经贸合作的升级，将增强两国应对疫情冲击、地缘政治事件的经济韧性，促进亚洲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建设。

目前，中印两国存在政治分歧、战略互信偏低，短时间内要扩大双边特定互惠性经贸合作成果困难重重。因此，对于双边合作的提升，可将其放到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和机制完善的任务中进行。中印两国可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平台加强沟通与协调，拓宽经贸合作领域, 扩大多边合作平台的参与主体，让参与两国双边贸易的中小企业成为推动双边合作的主力军，促进两国在多边合作平台多范围、多层次、多样化的双边合作，巩固现有双边经贸合作成果。此外，完善金砖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推动设立金砖国家的民间交流和人文交流机制，加深相互包容，减少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分歧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干扰。

中印两国无论是要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跃升，还是引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要依托本国科技创新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引领。技术升级中要以关键节点为抓手、前瞻性为要求、颠覆性为目标，努力实现核心领域、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为此，对各产业链的技术含量要进行准确定位，根据各产业技术等级差异，选择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

一是推动高端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从国家战略高度构建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协同网络，整合政府、产业链企业、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以及个人的科技创新资源，发挥专长，互补优势，实现关键技术的攻 坚克难和颠覆式创新。此外，加大对高端技术人才的培育，引入国内外优秀科技专家，健全高端应用型技能人才的培育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

二是提高中低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和工艺再造。政府要以税费优惠鼓励企业积极投身自主创新，设立专项资金引导民间资金参与筹建技术改良和培育研发中心。推动高端技术对生产流程和工艺的改良和再造。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市场潜在需求，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重构，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工匠精神，制定严格的生产技术标准。

中印产业链贸易的升级，离不开相关生产性配套服务体系的支持。尤其对于广大链上中小微企业来说，跨境产业链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产业链贸易的效率，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因此加强中印产业链金融服务的能力建设十分必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推动下，跨境产业链集群向区域化聚集, 金融机构跨境服务的对象将由此前跨国大企业核心客户主导向区域内优质客户延伸，产业链上大量优质的外向型中小微企业将是中印金融机构跨境服务拓展的主要目标客户群体。

然而，现阶段的跨境产业链金融服务只为少数链上核心企业展开，链上大量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较低。由于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信用等级低，融资门槛较高。而金融科技的广泛运用，可有效整合跨境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实现全链可溯、全域可视。金融机构在充分了解链上企业双向开放经营模式和金融需求的前提下，可利用核心企业信用外溢形成的集成数据和共享资源进行数字增信，研发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增强对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扩展金融辐射范围，提升金融服务强度，多维度拓宽跨境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精准设计跨境产业链服务产品和模式，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全链式风险管理。由于不同产业、不同市场形成的跨境产业链在经营模式、交易方式、技术要求、风险要素等方面具有异质性特征，跨境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产品的研发和设计需要满足精准化、个性化需求。这意味着针对不同产业集群，生产性服务机构需要掌握产业链各环节产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特征，挖掘产业链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和沟通难点，有针对性地量身定制跨境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产品。

同时，通过搭建开放性数字化产业链服务信息平台，促成各服务机构之间产业链信息的全链共享和穿透式交叉验证，疏通全链信用传导，提升产业链上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分层分类管理的效率。此外，利用大数据平台汇集行业、区域和宏观经济数据信息，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科技手段推动实 现跨境产业链风险管理的数智化，利用海关、货运、保险、质检、仓储等多角度、多形态数据进行风险识别，强化对跨境产业链的实时风险预警管理，缓解信息不对称，逐步实现全链式跨境产业链风险管理。

促进中印两国跨境产业链生产性服务机构的业务联结。如在跨境产业链金融服务过程中，通过两国金融机构互设代理账户，开展跨境贸易支付与结算、货币互换、本币拆借等业务，加强两国跨境产业链金融服务业务的对接。此外，加强两国产业链金融的国际合作。如在中印医药产业链跨境金融服务中，中国金融机构在相关产业资本的跨境流动中缺乏国际化运作经验。虽然自2016年起中国药品企业开始有规模地进行海外并购，但国内金融行业能配合药企出海并购的机构只有寥寥数家，大多数国内医药投资机构只集中于风险投资，而对大型药企并购缺乏国际化运营能力。相比之下，印度药企除了熟悉国际化的运营思路，还有国际投行、咨询公司和私人资本的配合，医药产业国际化之路较为顺畅。因此，可以加强中印相关产业金融资本的合作，促进中印医药产业的发展。

加快中印产业链数字资源的转化，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本原始积累。完善产业链数据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改进和模型调试进行数据的结构化改造，形成数字智能产品，实现产业链的数字化，增加中印数字服务贸易的可能性，提高中印经贸合作的价值创造功能。积极推进中印数字贸易协定的签订，加快中印两国数字贸易规制的融合。明确数字主权，建立健全数据保护制度，保障在线交易的公平竞争。建立基于数字平台的价值链治理体系。基于中印产业链深耕细化市场，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弥合中印之间的数字鸿沟。引领国际数字化平台治理标准建设。

尽管边界纠纷、疫情冲击增加了中印经贸脱钩的风险，但中印经贸合作的态势却逆势而上。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印两国经济互补性较强，中印两国产业链禀赋优势演变和发展动能释放扩展了双边贸易的空间，中国对印度开放市场，印度短期内替代中国供应链的可行性较低，印度已深度融合在中国为核心的价值链中。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印产业链重构将使中印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中印两国从疫情中恢复的时间差，为中国主动调整产业链布局、增强中印经贸合作的韧性提供了窗口期；中国相对于印度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为中国调整双边贸易模式，减少印度的干扰作用提供技术支撑；中印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为降低中印贸易不平衡、拓展中印贸易形态提供可能。与此同时，印度分散供应链布局、中印在低端产业链的争夺也为中印经贸合作带来了挑战。总之，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中印产业链贸易可以降低边界纠纷、疫情冲击对中印经贸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冲击下若要进一步提升中印经贸合作，需要继续完善多边合作机制，巩固中印经贸合作成果；依托科技创新稳固产业链；建立生产性服务体系，精准设计产业链服务产品和模式，加强跨境业务的联结；加快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善中印数字贸易规则。

中国若要在未来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中获得主导地位，就要加快推进创新驱动产业链升级的战略，同时积极应对印度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大科技创新；逐步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