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制造业门槛越来越高，中国要如何应对并实现国产替代？

如果我们回溯过去20年全球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各主要工业门类中，主要玩家越来越少，门槛越来越高。

星海情报局的老局曾经和小米公司的一位高管交流，问小米为什么选择造汽车，他解释了雷军等小米核心高管对汽车市场终局的判断——未来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主要玩家，不会超过5家。这一判断显然来自智能手机市场的经验，在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前，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只剩下苹果、三星、华为、小米、OPPO/vivo5家。而在功能手机时代，全球手机市场曾经百花齐放，包括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韩国的三星、LG，日本的索尼、松下、夏普，法国的阿尔卡特，中国大陆地区的联想、金立，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中国台湾的明基等几十个品牌，都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叱咤风云。

蔚来汽车EP9电动超跑

在燃油汽车时代，世界范围内至少有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捷克、中国、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有较强的汽车工业，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品牌，加起来全球共有几十个主流汽车品牌之多，包括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三菱、马自达、铃木，美国的通用、克莱斯勒、福特，德国的奔驰、宝马、大众、保时捷、奥迪、欧宝，英国的捷豹、路虎、劳斯莱斯、罗孚，意大利的菲亚特、法拉利、兰博基尼、阿尔法罗密欧，法国的标致、雪铁龙，韩国的现代、起亚、大宇、双龙，捷克的斯柯达，中国的红旗、奇瑞、比亚迪、荣威、长城、东风，西班牙的西雅特，瑞典的沃尔沃，澳大利亚的霍顿等。

如果真按照小米的预测，全球新能源车的终局只剩下5家，那么目前全球较领先的新能源车品牌中，美国特斯拉遥遥领先，很可能占据一个席位，中国有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小米等，很可能有至少1～3家进入最终的“决赛”。这也就意味着在世界新能源汽车车工业中，最终可以继续留在牌桌上的国家，也许不会超过3个。一大批燃油车时代的汽车强国，很可能就此衰落。

如果我们分析世界企业研发投入分布，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将只剩下东亚、北美、西欧3个地区有可能形成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带，其他地区如南美、西亚、非洲都基本出局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都在滥发货币，但是世界范围内大家对通胀的感受并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因为过去十几年，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抵消了通胀的影响，比方说十几年前售价5000元以上的液晶电视，现在的价格跌到了1000元以下，因为液晶面板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带动，在通胀压力下，全球老百姓的日子会非常难过。

大批发达国家丧失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资格

从全球研发费用投入排名靠前的公司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研发费用产业分布相对均衡，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领域都有研发投入大户，欧洲、日本企业则花了很多钱在汽车、生物医药领域。如下图所示，中国企业较为“偏科”，主要投入在信息技术和重工业领域，而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2020年度全球企业研发费用投入50强

2020年度中国企业研发费用投入50强

中美两国已然成为了全球科技研发领域的两个“主引擎”——贡献了绝大多数的研发力量。不过，双方在研发上的布局略有不同，以液晶面板行业为例。目前全球只有4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资格继续发展液晶显示工业，分别是韩国、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基本出局了，更不用说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了。

2020年度全球研发投入500强企业数量分布（以国家和地区分类）

世界上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乌克兰这6个国家具有大型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技术。而其中只有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动机产品在民航大客机方面取得过大规模市场验证。中国、俄罗斯、乌克兰的航空发动机主要是军用，在油耗、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与美、法、英相比有较大差距。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等，都在这一领域缺少积累。

截止到2022年，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可以制造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分别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推出的F-22和F-35是世界第五代战斗机的领跑者，中俄两国的五代机理念，多多少少都对美国的机型有所借鉴。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成飞”）推出的歼-20隐形战斗机具有航程广、航电系统先进等特点，且产量与装备量提升速度都比较快。相比之下，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推出的苏-57项目进展缓慢。一直到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一共只制造出了5架苏-57的样机，且没有达到投入实战的程度。可以看到，世界下一代的先进战斗机，主要还是中美两国有实力继续竞争下去。

实际上，除了中美俄3国，日本、韩国、伊朗、印度、土耳其等，也都曾尝试研发过隐形战斗机，但是大都不了了之，主要原因在于第五代战斗机要考虑隐身性能，对飞机的外形设计要求很高，中间需要经过大量的风洞测试，需要用到超级计算机。此外，第五代战斗机需要推力矢量技术、飞行控制技术、机载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技术、综合航电结构技术、隐身材料涂层技术等，其研发费用至少需要几百亿美元，一般国家根本玩不起。

在DRAM存储芯片市场中，三星、SK海力士、美光垄断了全球95%的市场份额，日本和中国台湾企业基本出局了。在Nand flash存储芯片市场上，三星、铠侠（东芝）、西部数据、美光、SK海力士、英特尔六大巨头也基本垄断了市场。高度的垄断使得这一行业经常提价，下游的厂商叫苦不迭。可以看到，世界存储芯片市场也是门槛极高的工业门类，目前韩国是这个市场绝对的领先者，美国和日本也有一定的地位，目前中国的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在这一市场中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较快，未来有机会在这一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实现国产替代。

在半导体晶圆代工产业里面，世界上也只有中国、韩国、美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具备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在2020年拿下了全球58%的市场份额，其他排名靠前的企业还有台联电、格芯、三星、中芯国际等，但都与台积电有巨大的差距。可以看出，半导体制造是一个门槛极高的工业门类，中芯国际因为受制于美国专利壁垒和上游光刻机等机器设备“卡脖子”，目前与台积电、三星相比有较大的工艺水平差距。台积电已经可以成熟生产5纳米芯片，且准备量产3纳米芯片，而中芯国际目前还在挑战14纳米制程。

在半导体制造所必需的光刻机设备上，世界只有荷兰和日本两个国家有大规模量产的能力。来自荷兰的ASML是绝对的垄断者，它占据了近80%的全球市场份额，尤其是高端光刻机，只有这一家能造。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在中低端光刻机领域有一定的份额。中国国产光刻机正在努力追赶中，但是目前尚没有经过大规模市场验证。

以上种种信息显示，世界先进制造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我们在这个名单上已经很难看到那些曾经的工业强国、科技强国的名字，比如俄罗斯、意大利、瑞典、芬兰、捷克、土耳其、西班牙，几十年之后，它们是否依然能保持工业强国的地位？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话题。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在大部分先进制造产业当中都留有火种，中国目前依然有留在牌桌上的资格，所以未来一二十年产业升级如何，直接决定中国国运。

为什么能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国家越来越少？

世界上有资格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国家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半导体、大飞机、电动汽车、液晶面板、先进化工等产业的研发投入费用越来越多。

从一个国家的研发费用投入分布，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产业上的竞争力。欧盟每年会出一份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排行榜(The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这是国际上比较权威的数据。这2500家公司的研发总投入占到全世界企业研发总额的90%。

我们分析了2020年欧盟出的这份报告。欧美有大量研发费用投入了生物医药领域，其中美国企业26.4%的研发费用投入了这一领域，欧盟是19.2%，而中国只有5.5%。中国研发投入排名第一的医药公司，在全球制药企业里面只能排到三十几名，在全球所有企业里面只能排到200多名。纯从研发投入角度来看，中国的医药产业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按照欧盟出的报告，2019年，全世界有10家公司的年度研发费用超过了100亿欧元，有169家企业的年度研发费用超过10亿欧元。

我们认为，在全球研发投入公司2500强里面有50家以上公司的，才能称得上工业强国（地区），2019年全球依次只有美国（775个）、中国大陆（536个）、日本（309个）、德国（124个）、中国台湾（88个）、法国（68个）、韩国（59个）、瑞士（58个）8个国家或地区有资格入围。

可以看出，从研发投入上来说，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西班牙、葡萄牙、南非、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匈牙利、波兰这些曾经的工业国已经掉队。没有研发投入，就没有未来。

俄罗斯曾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军工大国，其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弹道导弹、直升机、潜艇、防空导弹、军用运输机、坦克等多个军工细分品类，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中可以看到，俄军损失惨重。按照欧盟公布的2019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数据，俄罗斯仅有一家企业入围，这意味着俄罗斯的工业基础正越来越差。在这样的局面下，俄罗斯即使有再雄厚的底子，也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迅速掉队。

世界先进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举例而言：生产半导体所需的光刻机，需要5000个厂商通力协作才能生产出来；生产苹果的iPhone手机，也需要600多个厂商紧密协作才能生产出来。因此，先进制造业日益向世界少数地区聚集，形成产业带。

半导体刻蚀设备

在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这几个国家，形成了全球最强大的消费电子产业带，这里生产着全世界90%的手机和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这里同样有发达的燃油汽车产业，同时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动汽车产地。

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空航天、军工、半导体研发与生产基地。同时美国在其他各门类的高端制造业中也表现突出。

欧洲以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为中心的地区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燃油汽车产业带，同时是重要的精密机床、民用客机、精密仪表和生物医药产业带。

除了东亚、北美、西欧三个先进制造业产业带，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基本看不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土壤，因为当地公司在研发投入上过少。例如在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公司中，南美、西亚、非洲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只有不超过10家。过低的科技产业密度使得这些地区很难形成高效的产业聚集。可以说，在未来的世界先进制造业中，马太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先进制造业的门槛越来越高，还因为进入信息时代后，产业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竞争，而不只是单个产品的竞争。

在功能手机时代，手机制造的门槛并不高，大家都使用高通或者联发科的芯片、韩国LG或者日本夏普的屏幕，手机外形整体设计和软件设计的门槛并不高，但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苹果、华为、三星等手机厂商都开始自己研发芯片，每一代新的手机处理器的研发费用都在10亿元以上，苹果和华为甚至自建了操作系统和开发者生态体系，手机工业的门槛被瞬间拉高。

新能源汽车也类似，带有车联网和操作系统的智能汽车，其产业特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手机产业，而不是像传统燃油车产业。头部的特斯拉、蔚来、小鹏、比亚迪等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发芯片，自己研发操作系统，自己研发车载人工智能交互系统、自动驾驶技术，其门槛远高于传统燃油车产业。

而半导体制造、液晶面板制造这两个工业品类的情况很类似，这两个产业其实是高度可预测的，行业周期性强。比如液晶面板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就是简单地线性追求面板尺寸的扩大，被分为1代线、2代线、3代线、4代线、5代线、6代线、7代线、8代线等，拼的是烧钱。韩国公司之所以在这两个领域击败日本公司后来居上，就是因为韩国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产业不景气的周期里面逆势投资，扩充新的生产线和投入技术研发，而日本公司则因为日本政府支持力度不够而后劲不足。中国的京东方先后在液晶面板产业上投入了上千亿元，到2022年前后，京东方的面板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列成功实现了国产替代。这说明韩国企业走过的道路，其实中国也很有机会复制。

欧洲和日本都有大量的研发费用投向了汽车行业。2019年，在欧盟的研发费用投入当中，有34.8%投入了汽车及交通运输行业，日本是31.3%，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4%，中国是10%。在此不禁开始为欧洲和日本感到担忧，因为最近几年来新能源汽车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全球，而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特性更像IT产业而不是更像传统汽车产业，汽车厂商需要自己研发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技术、人工智能交互系统、电池技术等，欧洲和日本积累了近100年的传统汽车机械技术，是否能够继续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强势下去，可能需要画一个问号。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巨大的优势，因为中国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时代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人才，但是欧洲和日本却错过了这个时代。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在智能手机、液晶面板等主要先进制造工业门类上，都保有入场券。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均GDP仅有1万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均GDP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有如此强的先进制造业竞争力。

先进制造业的一些经典门类及中国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国家排名不分先后）

当代的先进制造业已经越来越呈现出产业链分工协作的特点。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厂商可以独自制造出一台智能手机，也没有任何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可以完全依靠自己造出一辆高水准的电动汽车。

幸运的是，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消费电子产业带、世界主要的汽车产业带、世界主要的先进化工产业带、世界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世界主要的轻工业加工基地，其产业配套冠绝全球。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人才。我们以富士康为例，这家曾经被认为是廉价代工企业的公司，2019年的研发投入高达27亿欧元，位居世界所有企业研发费用开支排名第57名，这是一家实实在在的高科技公司。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雇用了数以万计的工程师，他们需要和苹果的产品经理们一道，把那些世界上最难制造的消费电子产品，分解成最合理的加工工序，并且保证其良率以实现量产。中国在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理工科人才出现了井喷式增长，造就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航天军工强国。众所周知，互联网、半导体、计算机、无人机、喷气式飞机、卫星、移动通信这些改变世界的科技产品，都是来源于军工产业尤其是美国军工业的带动。军工产业相比起民用工业的一大特点是不计成本，许多项目甚至是举全国之力研发出来的，典型的如美国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航天领域的“阿波罗计划”。中国强大的军工产业，为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也奠定了坚实基础。

苹果产业链与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提升

中国过去20年在电子产业上的飞速进步，与苹果产业链的带动密不可分。十多年前，当我写作《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时，中国在整个苹果供应链上还只能生产相对低端的零部件，包括玻璃盖板、外壳、印刷电路板等，而iPhone当中技术含量最高、价格最昂贵的芯片处理器、屏幕则主要在韩国和日本生产。

到了2020年，苹果公布了新的供应商名单，名单列举了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200家供应商及它们旗下的610家工厂。其中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有259个，排名世界第一，其他如日本有96个工厂，美国有49个工厂，中国台湾有37个工厂，韩国有30个工厂，越南有23个工厂，泰国有19个工厂，菲律宾有17个工厂，马来西亚有15个工厂，新加坡有14个工厂，印度有9个工厂。而苹果在欧洲只有21个供应商工厂，在南美只有7个。

可以看出，整个苹果供应链的重心全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苹果的组装厂主要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如越南和印度能小规模生产一些，但是和中国大陆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其他供应商则需要最大限度地靠近组装厂。

苹果供应链对于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带动是巨大的。首先，苹果供应链极大地摊薄了其他消费电子厂商的供应链成本。举例而言，深圳大疆无人机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是因为它直接受惠于苹果供应链，大疆生产的无人机当中有大量的零部件来自高水准的苹果供应商。

而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中国本土手机厂商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市场披荆斩棘，也应该感谢苹果供应链。在雷军创办小米初期，小米是一家在手机行业没有积累的初创公司，其早期优势集中在市场营销和商业模式创新上，而苹果已经打造出了成熟的供应链体系，这使得小米能以极快的速度切入了智能手机产业，并最终跻身世界前五。

此外，苹果产业链直接带动了本土的蓝思科技、立讯精密、歌尔声学、德赛电池、水晶光电、长电科技、超声电子、京东方等企业的发展，光上市公司都有数十家之多。

我还记得当年去蓝思科技在湖南浏阳工厂的场景，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听说过蓝思科技这家企业，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创始人周群飞。我在工厂附近一家餐厅第一次见到周群飞的时候，她穿着一身价格不超过100块钱的花格子裙子，为人谦虚。在我们的交谈中周群飞衷心感谢了苹果的订单，在和苹果合作前，蓝思科技与国产手机厂商的合作可以说充满了辛酸。公司给当年名噪一时的科健手机做的订单，最终只收回来800元钱。而苹果不仅订单量大、信誉好，还给供应商提供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对于苹果供应商的分量心知肚明，几乎所有的苹果供应商都会受到资本的热捧，在中国A股形成了独特的“苹果概念股”板块。蓝思科技市值最高的时候破千亿元，而周群飞也一度成为中国的女首富。

苹果供应链至少在中国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工程师和产业工人成为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宝贵财富。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之所以发展到世界领先地位，和苹果供应链积累下来的这一大批产业精英有密切的关系。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一年的规模接近3万亿元，中国无疑是这一波浪潮中最大的受益者。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错过了苹果供应链这一波几十年难遇的产业转移契机，一步错过，步步错过。因为像精密电子工业这样的先进制造业门类，其产业链的转移难度，远高于服装、玩具这些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门类。

就算是曾经的制造业中心——美国和欧洲，想要重建如此规模庞大的精密电子供应链，也绝非易事。

我们可以从富士康宣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上百亿美元新建液晶面板工厂的曲折中看出其问题所在。2018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游说下，富士康宣布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新建一座液晶面板工厂，也就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0.5代线，并承诺在当地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然而几年下来，这一工厂始终进展非常缓慢。因为美国工人的工资过高，需要当地政府提供高达30亿美元的巨额工资补贴。除此之外，因为威斯康星州当地缺少电子产业的上下游配套工厂，还需要康宁公司等供应商在当地同步修建工厂，而这些公司也一样要求当地政府提供巨额补贴。此后，在漫长的扯皮当中，富士康的美国工厂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一直到特朗普下台，这个工厂都没见到投产。要知道，对消费电子产业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而在这4年当中，中国的京东方液晶面板工厂已经连续扩出了好几条产线，远远把富士康甩在身后。

近年来，美国开始加速与中国脱钩，苹果供应链开始往越南、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转移，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这一过程至少需要10年时间。因为中国在基础设施上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太多，同时中国的上下游产业链优势是其他国家很难企及的。

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表现良好，应该说和中国地方政府这些年来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中国建设工厂的效率世界第一，而在讲究时效性的消费电子和电动汽车产业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特斯拉宣布在上海设厂到第一部中国产特斯拉电动汽车下线，前后仅仅用时1年，这一效率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比。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所生产的汽车不仅在中国本土出售，还大量出口到海外，使得中国本土汽车工厂的竞争力一下子被拉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当一个地方政府负责引入一个工业大项目的时候，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开始扮演这个工厂的联合投资人角色——地方政府需要为工厂提供土地平整、基础设施配套、税收优惠、银行贷款流程和进出口流程优化等配套服务。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效率在世界上很少有竞争者。

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国产替代的时候，很多种新的模式涌现出来，其中有成功、有失败。那么，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当中，具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液晶面板、半导体、电动汽车、电子制造业、光伏等，这些产业动辄投资几十亿元、上百亿，门槛高，带动就业、产值、税收的效果都非常可观，是各地争相上马的项目。

经济学者郑永年指出，1994年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意外结果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中国地方政府在承担风险能力、有效资产和债务、经济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表现得像大企业”。

虽然大部分的税收在分税制改革后都上缴中央，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发地方债等方式获得融资。尤其是在土地开始货币化之后，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在了半导体、面板、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制造业的投资当中。

中国广义的地方政府被分为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4个级别，在新兴的高科技制造业投资浪潮当中，主要的参与者是省级和市级政府，因为这两级政府聚集了最好的地方财政资源。

其中的典型代表要数被誉为“全国最成功投资银行”的合肥市政府。当年合肥曾经投资京东方液晶面板项目取得成功，后来合肥又投入巨资押注处于困境中的蔚来汽车，使其成功翻身，市值几百亿美元，这一举措使合肥一跃成为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领军城市。更早之前，以江苏无锡、江西新余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投资太阳能光伏产业，喜忧参半。十几年前，随着西方国家加大对于太阳能发电的补贴，且光伏发电技术日趋成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以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等为代表的光伏企业巨头。

2001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的施正荣博士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无锡尚德，他的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马丁-格林教授，被誉为光伏之父。当时无锡市政府旗下的3家政府投资平台如无锡国联发展集团，以及5家地方国企如江苏小天鹅集团，一共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施正荣占股25%，一起成立无锡尚德。本质上无锡市政府是施正荣的天使投资人。2005年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无锡的国资在上市前退出，这在当时被企业界认为是无锡政府大度，不与民争利的典范。施正荣一度成为中国首富，是海归创业成功的典范。

与之类似的是，2005年，江西新余市政府支持江西人彭小峰成立另一家光伏巨头赛维集团。当时地处偏远的江西新余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8亿元，政府拿出了2亿元借款投到了赛维集团里面。其中以新余财政做担保，发放信托产品融资1亿元，市财政又七拼八凑了几千万元，江西省财政又借给了新余3000万元，总算凑够了2亿元。江西新余以此换取赛维光伏项目落户当地，当地政府希望这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的产值、税收和就业，这应该说算一场投资，赌赛维能否成功上市。

恰巧遇上光伏产业的爆发。2007年江西赛维就在美国上市，募集资金4.69亿美元，上市成功后一个月，赛维将2亿元借款连本带息还给了新余市。彭小峰也成为江西首富。江西新余依靠赛维这个光伏龙头，又在产业链上下游招商引资，引入了中材高科陶瓷、上海博能、宁波华升等太阳能上下游企业。除此之外，新余市政府给赛维提供的保姆式服务，也是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快速崛起推动因素之一。当时江西新余的算盘是，赛维能到2009年实现年产值600亿元，如果按照6%的税收来计算，一年可以给新余贡献36亿元税收。当时新余一跃成为江西发展的明星城市。

应该说，包括无锡尚德、常州天合、江西赛维在内的这一批光伏企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赶上了一波国际光伏市场产业的景气周期，再加上国际资本市场的放大，所以拉出了一条很猛的大阳线。2004年，德国以高电价政策鼓励建设光伏电站，2005、2007年，意大利、西班牙相继出台光伏鼓励政策。欧盟对光伏发电设备的大量需求给中国产业界带来了商机。那时候，光伏业内有“两头在外”的说法，即中国光伏组件90%出口海外市场，中国光伏组件上游多晶硅料90%进口自海外，中国企业集中在进入门槛较低的硅片、组件环节。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的补贴大幅缩减，资本市场也急转直下，内忧外患压垮了一大批当年显赫的光伏巨头，投资支持它们的地方政府们也落得一地鸡毛的结局。2013年，无锡尚德宣布破产。2012年，彭小峰离开赛维集团，2016年赛维集团破产。这些光伏巨头的倒掉，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无穷的债务后遗症。根据赛维债委会的数据，经过审计，截至2016年7月，赛维的总资产136.6亿元，总负债达516亿元，负债率高达377%。颇有争议的是，在赛维明显已经快不行的时候，地方政府仍然强行主导对企业进行输血，导致赛维的窟窿越来越大。辉煌时期，赛维集团一度吸纳了当地2万多人就业，年贡献税收9亿多元；门前一条横贯东西的八车道马路，被命名为赛维大道。

彭小峰当年在马洪镇投资120亿元在马洪一次性上马3条年产5000吨的硅料生产线，是拖死赛维的主要原因。项目上马的时候刚好是产业高点，而项目上马后行业便遭遇断崖式下跌，企业马上陷入困境。对于财力并不雄厚的江西新余来说，投资光伏产业失败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地方财政受很大影响；其次，为赛维集团提供贷款的银行也血本无归。据《财新》杂志报道，赛维集团的破产重组事件影响恶劣，对江西尤其是新余的金融环境破坏非常大。有赛维的债权银行表示，以后在新余的信贷投放会很小心。

综合以上案例，从积极角度来看，中国其实非常适合发展重资产类的高科技项目，比如芯片、液晶面板、消费电子产品制造、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如前述章节所描述，世界先进制造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一般国家根本玩不起。

以液晶面板产业为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液晶显示原始技术，都来自美国公司的开发，但是因为这个产业投资过于巨大且周期性强，美国没有公司能坚持下来。后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大陆的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企业属于后发追赶的典型案例。京东方从2003年收购韩国现代集团的显示业务开始，才算是正在进入这个领域，而到2020年，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和电视五大细分领域的出货量均达到全球第一，公司的专利申请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应该说，起步较晚的中国液晶显示产业成功实现了后发追赶和国产替代。正是因为成功实现了国产替代，液晶显示器在中国的售价被打到了几百元，液晶电视的价格也降低到1000多元的白菜价，而国产手机、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电脑）、电视厂商不再受制于人，在和日韩厂商合作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议价筹码。与此同时，京东方还成功打入门槛极高的苹果供应链，给苹果的iPhone手机生产液晶显示屏，成功进入国际高端市场。

可以这样说，中国在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后发追赶，是地方政府参与重资产投资的体制性优势的体现。以北京、合肥、重庆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先后多轮参与京东方的增发，使得京东方累计筹资近千亿元持续投入这一门槛极高的产业。更不用说，地方政府在土地、海关、招工、科研支持等政策上的倾斜。

那么，液晶显示上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中国在其他周期性强、重资产投入的高科技产业上，也很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需要警醒的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产业投资的专业人士，赌上地方财政的未来押注这些风险较高的新兴产业，需要警惕以下几方面。

警惕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中国的汽车产业曾经经历过各地一拥而上、重复建设的阶段，有很多教训。美国经过多年的洗牌，只剩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3家大型汽车厂商，而中国有大大小小上百家车厂，在各地的保护下，许多经营状况较差的车企，依然在低水平重复建设，迟迟不能退出市场。光伏产业也经历过类似的教训，重复建设使得中国各地左右手互搏。

某位参与过许多大项目招商引资的中部某城市的官员曾和我分享，就算是最终成功引进这类大项目，地方也未必能真的落到好处，你无法想象这些项目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因为有动力争抢这类项目的地方政府太多了。这样的现实往往导致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现象。

以当下大热的芯片产业为例，2017—2020年投产的晶圆厂有62座，其中26座位于中国，占全球42%，而在中国上马的晶圆厂，很多与国际主流制程差了两个时代，集中在中低端市场打价格战。中国未来将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警惕押错产业周期。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许多地方曾经斥巨资押注录像机产业，从日本等国家引进录像机生产线，但是后来VCD和DVD产业迅速普及，使得这些录像机生产线迅速过时。与此教训类似的有中国许多地方当年押注CRT（阴极射线显像管）电视机工业，最后斥巨资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显像管产业，在液晶电视普及后迅速沦为过时的产业，一些地方受此拖累一蹶不振。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专业的产业经营机构，要指望它们对瞬息万变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周期做出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避免这一尴尬的最好办法是把选择交给市场，地方政府应尽量通过相对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成立地方性的母基金，把资金交给有专业判断能力的市场投资人士去管理和决策，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的色彩。

警惕超越自身财政实力的投资。江西新余投资太阳能产业的教训非常深刻，当年财政收入不过18亿元的江西新余，举全市之力扶持的江西赛维，最多的时候负债竟然高达500多亿元，应该说，其投入已经过于超前，超出了当地的发展阶段。

我们以江苏淮安发展芯片产业的例子来看，这座苏北城市的GDP常年位居江苏倒数第三，并不具备芯片产业的产业基础，2015年，当地引入了投资额高达450亿元的德淮半导体项目。当地政府承诺出资60亿元，德淮创始人夏绍曾（出生于中国台湾，原中芯国际二厂厂长）承诺引入一期投资的另外60亿元，共同在淮安投资图像传感器项目。据《财新》杂志报道，此后淮安政府兑现出资30多亿元，夏绍曾引进的社会资本仅有数亿元，无论是政府和企业，都无法兑现原有的60亿元出资。很明显，当地政府低估了一个芯片项目的难度。以淮安的财力和产业链成熟度，养不起这样一个昂贵的项目。2018年，淮安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47.3亿元，而支出高达486.8亿元。要知道，之前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新区花了10年时间才转亏为盈。淮安发展芯片的窘境不是个案，号称投资175亿元的南京德科码也曾经因为资金不到位而停摆。号称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武汉弘芯项目也因为资金问题烂尾。

警惕本地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是否能跟上。我曾经和一位参与过许多大项目招商的中部某城市官员交流，他说像深圳这样的沿海大城市，对于一个产值百亿的招商项目，并不怎么感兴趣，而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城市，财力又支撑不起这种项目的招商，真正在投资这种高科技大项目的，大部分都是中部城市，它们往往积累了一定的财力，有一定基础，然后又希望通过大项目迅速解决本地区产业更新换代的问题。但是，许多这类城市并不具备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链环境。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则非常想复制硅谷模式，打造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鼓励创业，希望本地区能长出大量类似硅谷的谷歌、Facebook这种创业公司来。比较典型的有长三角的苏州、无锡、杭州等地，中西部的武汉、成都，南方的深圳、广州等城市。

在硅谷工作多年的吴军博士在他的《硅谷之谜》中给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冲动泼了一盆冷水。他的研究表明，硅谷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当地各城市的政府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他指出，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到了硅谷，都希望约几个当地政府官员见面，其实非常好约，因为他们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平时工作也没有那么忙，而当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希望通过这些美国地方官员去约苹果、谷歌等公司的高管的时候，发现并不好使，因为这些美国地方官员对于这些本地大企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

我曾经在长三角当记者时做过5年关于科技产业的报道，去过长三角很多的地方科技园区，和地方官员有较深度的交流。他们打造的营商环境和创业环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硅谷。比如在江苏无锡，很多海归回来的博士创业者可以拎包入住当地政府新建的人才公寓，房子非常漂亮；你愿意在当地创业的话，3年办公室免租金；地方的投资公司还愿意投资这些企业；此外，一次性现金补助、税收优惠等措施也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这些年下来，中国有地方复制了硅谷的辉煌吗？答案是没有，因为硅谷的成功，并不是政府行政规划、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偶然的自发市场行为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比如总部在纽约的IBM公司当时决定在硅谷新建一座高水准的计算机研究中心，比如斯坦福大学因为财务危机拿出一大片土地对外出租做了科技园，比如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从硅谷的鼻祖仙童半导体公司离职创业。甚至在美国内部，也都没有办法再复制一个硅谷这样的地方出来。

一个地方的产业要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要赶上一波产业大势，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PC和软件产业，2000年后的互联网产业，2007年后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2015年之后的电动汽车产业等。时势造英雄，没有站在正确的潮头上，其他一切动作都只是白费力气。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打造优良的创业环境，为本地区的创业提供更好的土壤，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避免急功近利，比如动用地方财政对创业进行过高的补贴、奖励，以此来期待本地产生一大批明星新经济创业项目，这种行为往往会违背行业发展规律。例如前几年西部某城市斥巨资扶持本地一家互联网公司，希望以此为龙头，将该城市打造成中国互联网新的一极。但是几年下来，应该说该城市在互联网产业当中的地位仍然非常一般。

从鼓励地方创业的角度，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成都、武汉两地政府。成都常年打造优良的创业环境，并以此吸引了一大批游戏公司落户并投资，如腾讯、盛大、完美世界等。我曾经去过几次成都的天府软件园，对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成都天府软件园的硬件基础设施不输给北上广深任何一个产业园，而这边的房租、人工等成本远低于北京、上海、深圳。

大批游戏公司到成都设置办事处推动了当地游戏人才的快速增长，这些人的离职创业带动了成都在游戏产业创业上的腾飞，成都由此成为中国游戏产业不可忽视的一极。而风靡全国的《王者荣耀》游戏正是在成都被开发出来的，这是成都游戏产业多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成都有类似发展道路的还有武汉的互联网产业。武汉大学生众多，湖北籍互联网创业者也很多，典型的有雷军、周鸿祎等，但是武汉的互联网产业却在全国长期处于落后。此后，以光谷为代表的武汉地方政府开始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引入了小米、火花思维等一大批优质互联网企业。

我曾经和光谷负责招商的官员深度交流，他们制定的招商政策非常清晰，就是以互联网公司在武汉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为核心。由此，武汉迅速形成了以在线教育为代表的互联网发展新高地，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而大批在武汉就业的互联网从业者，必然会带来本地区互联网创业的繁荣。

总之，成都和武汉的成功案例路径大致类似，就是第一步先依托某个具体的产业招商引资，把成熟大企业招商过来，带动本地区相关就业人口井喷，产业人口井喷之后又必然带来创业人口的井喷，从而带动本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之类似的有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富士康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才外溢效应，带动了深圳在电子制造产业的极大繁荣；阿里巴巴在杭州的发展所带来的人才外溢效应，带动了电子商务创业在杭州的极大繁荣。

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例如土地、金融、学校、牌照、税收等，是许多高科技大项目的实质参与者，这与韩国的情况很像。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想在许多投资巨大的新兴产业中崭露头角，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地产的相关收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步见顶，地方财政压力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不盲目发展高科技大项目，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产业的时候，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无为而治”，但是一定要遵循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要“乱作为”。

作者：曾航，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