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蛮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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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存在着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或“四圈人”这样的区分，身处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处于核心地位，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同样属于被征服民族的色目人，却因为帮助蒙古统治者统治广大汉人、南人被抬到元朝次核心的位置上，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
“色目”之“色”者，就是诸色、各色之意；“目”者，就是名目、科目。“色目”一词，最早见于《唐律疏议》“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谓骡、马、驴等色目相类”，唐律里的色目，就是指各色名目、各等种类。
宋代类书《册府元龟》记载，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马承翰奏请惩处在都下走马伤人者，“走马者不问是何色目人，并捉搦申所司，请依律科断”，是指不管是什么人。以及宋人王楙在《野老纪闻》中说“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是指品德之种类。
再有《资治通鉴》建中元年（780）正月丁卯条的“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罢之”“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之色目，则是指税务的种类。
及《元史》宪宗二年（1252）十二月，“孛鲁合掌必阇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是指各色名目之官职。《清史稿·蒯德模传》记载：“徵漕，旧有淋尖、踢斛、花边、样米、捉猪诸色目，又有截串、差追诸弊，一皆革除。”指各色名目之差役。
可见，色目按原本含义作为词汇是一直存在的，比色目人的使用时间更长久。
至于“色目人”，最早出自唐宣宗大中年间，据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记载：“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曰榜花。”就是说唐朝大中以后，每逢礼部科举放榜，就会在登第者中选择两三个姓氏稀僻之人，充当榜花，这几位榜花就被称为色目人。
到了两宋之交，就已经参考晚唐习惯，开始把相貌与中国有异、姓氏稀僻的人种，统称为色目人。蔡條《北征纪实》记载：“上授之曰：若遇异色目人，不问便杀，以授使人。”
通过唐宋史料可知，只要和中国人相貌不同、姓氏稀僻者，和平常所见人种不同，就被统称为色目人，并不是到元朝才有的。
蒙古元朝最初称呼西域人及外国人为“回回”，据《元典章》“礼部丧礼”条“比及通行定夺以来，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记载可知，元朝使用“色目人”来代指回回人，最早出现在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
《元史》则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才出现用色目、色目人代指西域人的例子，“增置行台色目御史员数”“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
总而言之，就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色目人开始作为代指西域人及中亚胡人的惯用词，逐渐成为对西北和西域以及欧洲各族人的总称，它既有种类繁多的本意，又有西方诸种人和东方的汉人、南人不同之意。
《元世祖出猎图》。作者/（元）刘贯道，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元朝的色目人到底包含多少种族？可能元朝自己也说不清。
色目人的族类很复杂，复杂到元廷自己都懵圈，因为色目人并不是单指一个民族，而是元朝因统治需要而设定的一个族群。严格地说，色目人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民族概念，它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据《元典章》记载成宗大德十一年 （1307），山东宣慰司向中书省询问“未审何等为色目人”，请求中书省给个标准，中书省就回复“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系色目人”，意思就是除了汉人、高丽人、南人以外，都是色目人。
到了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济宁路又询问中书省，偷猪贼女真人张不花算不算色目人，中书省经过讨论，认为张不花虽然是女真人，但他和汉人一样有姓，实“难同色目”，应该归类到汉人中，“合与汉儿一体刺字”。
从这两个案例可知，元廷不但在成宗末年未明确色目人都包含哪个种族，甚至到仁宗后期，也仍没有明确界定，无例可循的执法官只能向上级咨询。可见元朝“法令之粗疏，政治之简陋”，他们根本没有精密系统的相关律文，只能依靠判例和惯例来处理事务。所以，认为元朝曾制定过“四等人”制度，实在太抬举元廷了。
正是色目人的种类繁多，才对色目人的种族众说不一，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将色目人列为31种，分别是：
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剌乞歹、赤乞歹、畏吾儿、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剌、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密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剌吉答歹、拙儿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剌、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
陶宗仪提供的版本，后来被钱大昕和箭内亘指出不少谬误，有同名重出的，比如有两个火里剌；有异译并存的，比如哈剌鲁与合鲁歹、匣剌鲁，康里和夯力，撒里哥和彻儿哥；也有把属于蒙古而误列入色目的，比如火里剌实际是蒙古的豁罗剌思，秃鲁八歹实际是蒙古的朵儿边，乃蛮歹也属于蒙古；还有无考无出处的，比如苦里鲁、剌乞歹、赤乞歹、密赤思、苦鲁丁、拙儿察歹；以及并非族名的贵赤和秃鲁花，前者是卫军之名，后者是质子军之名。
经过对陶宗仪版本的订正增减，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又将色目人列为23种，分别是：
畏吾儿、唐兀、康里、乃蛮、雍古、钦察、阿速、迦叶弥儿、赛夷、族颖、突甘斯、感木鲁、土波思乌斯藏掇族、回回、也里可温、木速蛮、哈剌鲁、合鲁、阿鲁浑、尼波罗、板勒纥城、谷则斡儿朵、伊吾庐。
尽管钱氏杂采元史及元代碑铭、传记诸材料，对陶氏所列色目人种有所增减，比前者更为精准可信，但仍有重复失误之处。
比如他仍把属于蒙古的乃蛮列入色目人种；把同属吐蕃的族颖和土波思乌斯藏掇族分开罗列；把异译的哈剌鲁和合鲁重复罗列；还把惯例归类到回回中的赛夷、木速蛮、尼波罗、板勒纥城、谷则斡儿朵、伊吾庐也分开罗列；既然把木速蛮、赛夷都单列了，钱氏又把也里可温也单列出来。
箭内亘在陶宗仪和钱大昕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增减，认为色目人种“其实只二十种上下耳”。但实际上，从现有史料可知，色目人种远超箭内亘所说的数量。
①回回——回回是元代色目人种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文化或宗教归类，因此，花剌子模（中亚）、波斯（西亚伊朗地区）、阿拉伯（阿拉伯半岛和北非）、赛夷、木速蛮、尼波罗、板勒纥城、伊吾庐、谷则斡儿朵（即陶氏所列的哈剌吉答歹）、斡端（今和田）、鸦儿看（今莎车）、可失哈耳（今喀什）等等，都被归类到回回行列。北京大学张帆老师认为，回回是属于被汉人叫出来的、当地没有的次生概念，而不像汪古、钦察、阿速之类，都是当地原本存在的原生概念；
②吐蕃——又译为脱孛都惕、土伯特、土播思等，包含了陶氏所列的秃伯歹，钱氏所列的族颍和土波思乌思藏掇族，是今藏族的先民；
③畏吾儿——又译为北庭、畏忽惕、委兀儿台等，活动于吐鲁番为中心的新疆地区，是今维吾尔族先民之一；
⑤雍古——又译为汪古、瓮古、王孤等，活动于阴山北麓的漠南草原；
⑥哈剌鲁——是唐朝的葛逻禄，又译为合鲁歹、匣剌鲁、合鲁、罕禄鲁等，它和阿儿浑在入明后也被归类到回回人中；
⑨阿速——又译为阿思、阿兰、阿宿等，是今奥塞梯人；
⑩斡罗思——又译为斡鲁速惕、兀鲁思等，是今俄罗斯人；
其他还有迦叶弥儿（即陶氏所列的乞失迷儿，今克什米尔）、阿儿浑（即阿鲁温）、感木鲁（即陶氏所列甘木鲁）、撒耳柯思（即陶氏所列撒里哥、彻儿哥）、突甘斯、忻都（今印度）、术忽（今犹太人）、拂菻、啰哩（今吉普赛人）等等。
总之，构成色目人的种族很多，人数之多寡悬殊也很大，很难清晰梳理让其落实到具体数据，所以说，要问元朝的色目人到底有多少种？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不管色目人种的族属为何，只要归属色目人，就能享受到种种特权。
在元朝的四种人中，特权至上的是蒙古人，享受优待、可以分享部分特权的是色目人，被轻视的是汉人，而最受歧视的则是南人。色目人不管是在任官、科举，还是在荫叙、刑法等方方面面，待遇都远胜于汉人和南人。
首先在任官方面，百官之长均由“蒙古人为之”，色目、汉人只能为副。
尽管现实操作中也有特例，但有元一代，位居中枢的中书省长官，南人出任长官者为0，汉人只有史天泽、耶律铸（契丹）、贺胜、贺惟一4人；而色目人则至少有11人，其中康里人5名，回回人2名，钦察人2名，畏吾儿人1名，吐蕃人1名。
负责兵权的枢密院长官一职，更是被蒙古人牢牢把控在手，即便是受信任的色目人，有元一代担任枢密院长官的也仅有3人，分别是马谋沙（回回）、帖木儿补化（畏吾儿）、亦怜真班（唐兀）；汉人仅有2人担任枢密院副使，分别是史天泽和赵璧，还都是忽必烈在位前期正利用汉人之际。
负责监察的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的汉人，仅贺惟一1人，色目人则有8人，其中康里人3名，回回人2名，唐兀人2名，畏吾儿人1名。
至于地方官，大多数地方充任上官达鲁花赤的，也都以蒙古人为主，色目人为次。
不过，从世祖至元年间，元廷先后两次下诏罢诸路汉人达鲁花赤，色目人则可以依旧。从而可见，在现实中存在以汉人充任达鲁花赤的现象。到至元末年，对于那些条件艰苦、气候恶劣、蒙古人不敢去赴任的地方，元廷也只能妥协，任由汉人出任达鲁花赤。
据箭内亘统计，各路总管府的达鲁花赤，汉人仅有12人，色目人则有20人。掌管地方军事的万户府达鲁花赤，汉人仅有1人，色目人仍有20人。
蒙古和色目同一考卷，汉人和南人同一考卷；在乡试和会试时，蒙古、色目科目简单且只考两场，汉人、南人科目较难还要考三场；殿试时，虽然四种人都只考策问一道，但蒙古、色目仅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和南人则必须在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可以自愿选择汉人、南人的考卷，中选者还会授以高一级的资格，但汉人、南人却不准选择蒙古、色目考卷。
虽然最终的录取成绩会分为两榜，但四种人选拔的定员却是相同的，即乡试后依地域分配各选75人，会试后各选25人，殿试名额不定，也由四种人平均分配。汉人、南人的人口数量远超蒙古、色目人，科举却采取定员同数制，显然是对汉人、南人的不公平。
元廷对落第举人也有加恩的现象，授以教授、学正、山长之职，“以慰其归”，色目人依旧能享受到特权，和蒙古人一样，年过三十以上连续考两次不第者，就可以获得推恩，汉人、南人则要在年过五十以上，才能接受推恩。
正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汉人、南人存在诸多不公，就出现汉人、南人冒充蒙古、色目报考的情况，投机取巧之辈更改籍贯、名字，冒籍参加考试。
在诸职官子孙荫叙上，四等人之间最初还不存在差别，到成宗在位时，更定了荫叙法，就规定“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至于怯薛宿卫，蒙古、色目哪怕是无功无学之人，都可以入宿卫，汉人和南人不管多优秀，仍旧被摒弃在外，除非是高官显贵子弟才有资格进入怯薛。
不过，从元廷接二连三颁布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冒籍入宿卫的诏令看，和冒籍科举一样，也存在汉人、南人、高丽人冒籍混入怯薛的现象。
元朝在立国之初，由于制度粗疏，所以不管是蒙古、色目，还是汉人，犯法均由大宗正府的断事官处置，一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规定上都、大都的蒙古、色目人犯法，归大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的汉人、蒙古、色目案件，均归刑部掌管。
不过，随后在顺帝元统二年（1334）三月，元廷就又收回刑部对蒙古、色目人有限的司法权，仍归宗正府管理。同时，元廷还针对居住在汉地的色目人，专门设立都护府，处理色目人的词讼之事。
朝廷括诸路马匹时，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色目人好歹还能落下一匹，汉人则是一匹都不给留。
在武器保管方面，元廷对汉人、南人尤其防范，世祖至元前期，对武器的禁绝还仅限于民间，且不禁猎户的弓箭；到至元中期及以后，就规定汉人士兵下班后就要把武器缴纳入库，也开始禁止猎户私藏弓箭。到仁宗前期，汉人、南人、高丽人充宿卫者，连武器也不给发放了。各地方官府所属的弓箭武器，也均由蒙古或色目官吏掌管，而不许汉人、南人官吏染指。
色目人基本不在武器之禁例。不过，身为被统治阶级，即便能享受特权也会有例外，比如大德三年（1299），有个唐兀僧人的环刀、弓箭、红袖枪，就被没收了，理由很简单，这个色目人是个剃发僧人，就应该“修祝为善”，带着武器，“虑恐因而别生事端”。这显然有点官字两张口了。
正是因为色目人在任官、科举、刑罚等诸多方面享受优待，被划分到汉人行列的高丽人，就很想加入色目行列中。国王曾先后两次上表，希望皇帝看在甥舅一家亲的份上，允许高丽“兹远别于汉南，得同入于色目”，但汉文史料并不见元朝皇帝的回复，高丽到底也没能成功混入色目人的队伍中。
色目人为何更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呢？除了早于汉人归附蒙古，以及起到牵制汉人的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色目人赶上元朝创业的风口，为立国建立卓越功勋，自然就能享受各种特权，并长期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多次为成吉思汗出生入死，完成外交使命的回回人札八儿火者；先戍守中亚、后出任燕京行省札鲁忽赤的著名理财官回回人牙剌瓦赤，他儿子麻速忽也长期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官职，管理中亚。
色目人中显贵第一的是钦察人土土哈及其家族，土土哈的孙子燕帖木儿以一己之力改天换日，而元朝唯一一位色目人皇后答纳失里，正是燕帖木儿的闺女。元朝还有两位帝母是色目人，一位是元文宗之母，追封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一位是顺帝之母，追封贞裕徽圣皇后罕禄鲁·迈来迪，前者是唐兀人，后者是哈剌鲁人。色目人中的回回，因为文化水平较高，大多担任理财、行政以及科技等工作；同样有文化的畏吾儿人，在蒙古崛起之初，就承担其文化启蒙者的担子，为蒙古帝国的文教事业做出贡献；原本就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唐兀人、汪古人，更是有文有武；而原有文化低下的钦察、康里、阿速，在归附蒙古后主要从事征战，以军武传承，三家中唯有康里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出现儒家士人，钦察人次之，阿速人则始终不接受汉文化。随着征战以及出仕，徙居中原的色目人大约有三四十万户，这些色目人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处，仕宦、通婚、交友、共事，以致色目子弟备受汉文化的熏染，“舍弓马而事诗书”者与日俱增。到科举恢复后，就有不少色目人以科举起家，并融入到汉族的经术和文学圈。正是深受居住地民族的影响及融合，在元朝灭亡后，彼此间没有什么关联的各个色目族群，很快就失去自己的身份归属。同时，明太祖朱元璋还下诏，强迫蒙古、色目人与汉人通婚，禁止他们本族自相嫁娶，这个举措加快了色目人同化的速度，更进一步促使色目人和汉族融合。融入到徙居地的色目人，又有很多在出仕后更改姓名，以求抹去色目人的身份特征。为此，明太祖朱元璋还在洪武三年（1370）四月专门下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并安抚蒙古、色目人“果有材能，一体擢用”，你们更改姓氏容易让子孙忘却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改过姓的就重新改过来吧！到了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朱元璋因天变求直言，淮安府海州有个老学究曾秉正，就在上书言事时，专门提到色目人改姓氏的问题，“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宜令复姓，庶可辨识”，还建议朱元璋把军中以及身边的色目人全都清退。从曾秉正的上书看，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颁布的蒙古色目复姓诏书，执行力度并不高，史书没有记录朱元璋对曾疏的批示，不过特诏曾某进京，擢升他为思文监丞。这个高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老学究后来因为违背人伦，卖幼女筹路费，被朱元璋施以腐刑。明朝中期名臣丘濬，曾在奏疏《内夏外域之限一》中说：“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从丘濬的话可知，朱元璋的禁蒙古、色目改姓诏，在曾秉正上书后，似乎执行力度有限。改汉姓后的色目人逐渐融入到明代社会生活当中。
1.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张帆《圈层与模块：元代蒙古、色目两大集团的不同构造》，《西部蒙古论坛》2022年第1期。
3.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元代回族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5.船田善之《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2期。
6.箭内亘《元代蒙古色目待遇考》，陈捷，陈清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7.《明太祖实录》，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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