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使节出使西域奇遇：远方有座“头痛山”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随行一百多人，西出阳关，徒步翻越帕米尔高原，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两人，可见这趟旅途的九死一生。但自此以后，有无数国家使节、军旅屯卒、商胡客贩、弘法僧侣来往奔波于西域至长安那条漫长而艰险的丝绸之路上。

汉成帝时期，汉向西域派出的使节在这条路上遭遇了件“怪事”：路过皮山（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之后继续向南走，来到喀喇昆仑山山口，行走在山川之间时，人们会浑身发热、脸色苍白、剧烈头痛、呕吐不止，就连同行的驴马牲畜都难以避免。行路的人只能相互扶持，用绳索相连，牲畜坠入山谷还未跌到底就粉碎了，若是人坠入山谷，连尸首都收不回来。平安返回长安的使节为中原的人们带回了这段奇怪遭遇，后来的汉人提起那个令人难受的地方，就把它生动形象地叫作“头痛山”，有大、小两座。

今天的喀喇昆仑山脉。摄影/Amber曼乐，来源/图虫创意

这“古怪”的头痛山究竟在哪里？又为何会头痛？

在《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中，头痛山是作为前往罽（jì）宾国的必经之道出现的，因此要找到头痛山的位置，就不得不提到罽宾。

罽宾国位置示意。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罽宾位于中亚内陆，喀布尔河中游，东到长安一万二千二百里，大致在今天的克什米尔及拉瓦尔品第一带。“罽宾”就是喀布尔河的古称“Kophen”的音译。罽宾原本由希腊王朝统治，公元前2世纪左右，位于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塞种人受到大月氏人的驱赶，向南迁徙，来到喀布尔河流域，取代希腊人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也正是在塞种人统治时期，罽宾与汉朝建立关系。

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乌孙，派副使前往罽宾。自此之后，罽宾便成为丝绸之路南道支线上的重镇。据汉文史籍记载，此地农业发达，盛产花果，所产的郁金、火珠、药草等，曾作为重要的贡品被送往中原王朝，中原的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输入该地，汉朝与罽宾的交流主要是商业上的往来。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第323窟。来源/王惠民著《三危佛光 莫高窟的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据《汉书·西域传》介绍，西汉通过塔里木盆地和罽宾有密切交往，而从塔里木盆地往南，必须先越过喀喇昆仑山。西汉早已认识到此山的战略价值，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今新疆轮台）设置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牢牢统治了这个形险要区。

而在西域归入西汉版图之前，帕米尔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地区，就已经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原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往来，并且有了政治联系，昆仑、葱岭（帕米尔高原的古称）等名称早已深入人心。《西域图志》曾记载：“葱岭，一名极嶷山，在天山西南，与南山会合处。 连冈叠障，数百余里。 起伏迤逦，高者上薄霄汉，为西域西境之屏障。”万山之祖的帕米尔，东跨萨雷阔勒岭，西临喷赤河，南障兴都库什山脉，北屏阿赖山脉，纵横数百里。世界著名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都从这里向各方延伸，形成了巨大的山结，其间山峰与谷地交错而列，地势高耸，组成了“世界屋脊”。

要穿越如此地形去往罽宾，可想而知一路上不是寒风凛冽、常年积雪，就是尘沙蔽天，路途险阻，行人步履维艰。有了这易守难攻的地形优势，罽宾国的国王乌头劳打起了小算盘，汉军没办法大规模轻易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于是他随意劫杀前来交流的汉朝使者。眼看罽宾王不仗义，汉便不再向罽宾派送使者。乌头劳的儿子继承王位后，为了缓和两国关系，主动派遣使者到长安，给汉朝皇帝进贡礼物认罪，两国又短暂地恢复交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罽宾都上演着“献礼认罪恢复交往—心血来潮杀几个汉朝使者—再献礼认罪—再杀使者”的循环戏码。

《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元帝时期，罽宾王阴末赴抓捕了汉朝使者军候赵德，并杀死了他的副使。这阴末赴其实是在汉的扶持下登上王位的，他杀完人后主动派使者认错。汉元帝不接受来使，让罽宾使者滞留在悬度（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不允许其进长安。与汉朝关系中断后，罽宾不能通过丝绸之路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于是汉成帝时期，罽宾又遣使者到长安献礼认罪。汉成帝接受了罽宾的悔罪，想遣使者回礼，并送罽宾使者回家。这时，官员杜钦出来劝阻了，也正是在这里，“头痛山”第一次明确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之上。

杜钦除了讲述前几任罽宾王背叛汉朝的行为，分析路线上遭遇盗窃、饥荒等危机之外，还特别指出使者要路过大头痛山和小头痛山，那里使人头痛呕吐，险阻危害多得说不完。于是，汉朝使者仅护送罽宾使者至皮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就返回了。

自汉成帝以后，汉再也没有派正式使者出使罽宾，罽宾也于公元65年左右被贵霜帝国吞并。伴随着罽宾的消失，历史上关于“头痛山”的记载也渐渐隐匿了，我们如今是否还能找到头痛山的位置？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述的路线，从皮山向西南越喀喇昆仑山口而至罽宾（今克什米尔附近），在杜钦口中，大头痛山和小头痛山是这条路线上最明显的标志。

头痛山大致在皮山向西南罽宾延伸的范围内。汉晋时人宋膺《异物志》记载：“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之东，疏勒（今新疆喀什）之西。”不过这个范围还是很大。

唐杜佑撰写的《通典》第一百九十三卷又为我们寻找头痛山进一步锚定了坐标：“又有头痛山，在国（指渴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向罽宾，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

唐代喝盘陀国位置示意。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至此，大头痛山、小头痛山的地理位置也只能缩小至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方的群山之中。究竟是哪座山头曾让两千年前的汉朝人“头痛不已”，我们已不得而知。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所在位置。来源/百度地图

或许千百年以来，对于古人来说，“头痛山”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地理位置。来自低海拔地区的中原人，一旦进入空气稀薄、冰天雪地的高原雪山，常因严寒、低压及低氧状况，不同程度地出现心悸、气短、昏迷、呕吐等症状，并随海拔的增高逐渐明显。“头痛”正是数千年前人们翻越高原时对身体产生的不适感总结出来的具象化阐述。这些高海拔、高严寒高山，对于不了解高原反应发病机制的古人来说，都是一座座难以跨越的“头痛山”。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带领他的同伴穿越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及喜马拉雅山到天竺取经，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了同伴在南度小雪山（指阿富汗的苏纳曼山，相对于梵语中的“大雪山”喜马拉雅山）时口吐白沫而死的情景，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关于高原反应临床表现的描述。

法显及其同伴西行取经。来源/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截图

宋膺《异物志》对于经过“头痛山”时的生理反应也有描述：“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把高原反应识为“毒”，是古人长期以来对于“瘴”的地域性医理观念。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规模流行病的现象。六朝以后的历史记录渐渐形成了对这种环境疾病的固定表述——“瘴”，并派生出“瘴疗”“瘴气”“烟瘴”“瘴毒”等多种说法。

但“瘴”字在汉字表述中出现时间较晚，即使是《汉书·西域传》谈到前往罽宾时路过大、小头痛山时，也只是平实描述了“身热无色，头痛呕吐”的症状。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并没有借用“瘴”来进行指称。

“瘴”字原写作“障”，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安等所编纂的《淮南子·地形训》，这篇文章讨论了15种不同地理气候环境对人身疾病的影响。这里的“障”与“山”“泽”“风”“林”“木”“暑”“寒”等并举，指的是一种地理气候的自然状态，即“土山之气”。《说文解字》释“障”为“隔也”，因为古代的地理区划常常由山川区隔自然而成，如秦岭分南北、泰山分齐鲁。因此《淮南子·地形训》也认为，不同区域的人跨越了地形上的阻隔，自然会产生“障气”。

渐渐地，“障”演化为“瘴”。南朝梁陈间官员顾野王所作的《玉篇》第一次将瘴作为疾病名称：“疟疠也，疫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曾派30万大军南征百越（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秦军从北方一马平川的平原进入南方丘陵沼泽，大批士兵水土不服，加上南方气候湿热，空气中常常弥漫着一层雾气，秦军视其有毒，称之为“瘴气”。后世历代史官文人也反复描绘这种南方瘴气，将岭南壅塞不通的水土渲染成野蛮险恶的代表。

不过，瘴的范围又是何时从南方湿热地区扩大到西部高寒地带，将高原反应也归结为瘴气呢？

《南齐书》中称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一带“辄有障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这些症状都是高原反应的特征。北魏和平元年（460），文成皇帝讨伐西北吐谷浑时也遭遇了冷瘴，《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八月，西征诸军至西平。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疾疫，乃引军还。”

隋朝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前往吐谷浑。武威太守樊子盖就献上了青木香，帮隋炀帝抵御冷瘴中的雾露。其实，青木香这种药材气味香浓，服用下去先有苦味后有麻辣味，所以可以用于缓解眩晕头痛、胸腹胀痛等症状，并不是什么治疗瘴气的灵丹妙药。

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即焉支山，位于甘肃省山丹县和永昌县边界）款待高昌王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大臣和使者。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此后，冷瘴依然经常出现在有关史料中。唐朝咸亨元年（670），薛仁贵远征吐蕃，进入高原作战，因不熟悉冷瘴及其地理环境而失利：“车行艰涩……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官军大败。”清代纪昀所写的《河源纪略》在提到积石山时说这里“积雪成冰，历年不消，峰亦皆白，形势险峻，瘴气甚重，人罕登陟”，可见直到清代，人们依然把进入西部高海拔、多寒少暑的地方后所产生的高原反应称作“瘴气”。

古人之所以无法正确认识高原反应，是因为要掌握高原反应的发病机理，首先应当具备“氧气”的观念。人们之所以在高海拔地带会产生眩晕、气喘、恶心疲乏等“瘴”，严重者还会引发心脏病、肺水肿、昏迷、红细胞增多症、血压异常症等疾病，都是由于低压、低氧引起的病态。但氧气在1774年才被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发现（普里斯特利一开始称其为“燃素”，是拉瓦锡在此基础上才明确了氧气的概念），直到19世纪，西方医学家才对高原反应作出解释，而中国则是在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传入后才真正了解所谓的“高原病”。例如民国初年，周希武在《玉树土司调查记》中写道：“十一月十三日，信宿（玉树境内）黄河南岸。古人述出塞之苦，此次行役之苦则有较古人所言为尤甚者，而空气稀薄，举动辄气喘不止，则古人所未言也。”

再回到文章开头，汉朝使节在头痛山的身体反应，在今天看来，基本可以判定为“高原反应”。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相接，这里山川连绵，海拔在4000米以上，头晕目眩、恶心呕吐都是中原人到了高原之后的正常反应。如今我们在中国地图上已不能再找到任何叫“头痛山”的地名，但头痛山却真实地存在于古代人们对西域的神秘记忆中。以“头痛山”来称呼高海拔的山地，反映了古代人对于高原反应最为原始的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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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信兵，肖德全，高原病发展简史。

苏北海，两汉在西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及帕米尔高原的统治疆域。

田峰，吐蕃通往勃律、罽宾之道略考。

黄红，中亚古国罽宾。

于赓哲，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应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

张亭立，陈丽云，再论汉代的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