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真的“新”吗？

新保守主义，真的“新”吗？

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近两个世纪更是多事之秋，两次世界大战为国际格局带来深刻变革，冷战也使世界不得安宁，此后的国际格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在历史的热点问题上，在美国内政外交中，新保守主义一度产生着巨大影响。

它信奉“美国例外论”，强调“美国具有异于且优于其他国家的特性”，因此“美国也负有特殊的使命、权力或责任去提升人类的福祉”。其追根溯源是清教精神，五月花号被誉为“装载美国的船”，满载第一批分离主义清教徒，为逃避圣公会的迫害而远渡重洋。他们将美利坚视为“上帝的山巅之城”，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而身体力行地超度旧世界，正是清教徒的命定天职。

它宣扬“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政治的特性使其倾向和平，而专制国家天生好战。通过侵犯专制国家的和平，实现世界的“终极和平”，颜色革命与侵略战争竟成为和平的壮举。而“敌对文化”的提法，塑造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抗性，文化本应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却也为零和思维所裹挟。

而“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恶果使新保守主义的反恐思想难以立足。其以反恐为名，却使它沦为恐怖主义的温床，不见自由民主，只见断壁残垣。反战思潮东山再起，美国人民不再听信“高贵的谎言”。新保守主义者不再被视作灯塔之国的十字军，而被斥为硝烟弥漫的罪魁祸首。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界地位有所下降，其影响力绝不会就此消亡。威廉·克里斯托就曾表示，基于美国道德价值，以军事实力推翻暴君、传播民主的基本理念仍富有影响力，在美对外战略中，其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凡是战争都是神圣的”，若非如此，战争就无法得到国际的谅解与民众的支持，较之旧日帝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中的民主国家更加需要正当的战争理由。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界两党交替，思想界百家争鸣，新保守主义却长盛不衰，即使在遭遇惨痛的失败后，仍然屹立不倒。它与霸权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美国争霸的野心未变，只要美国的霸凌行径和干涉主义仍然存在，它就不愁没有市场。距离新保守主义的消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