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伟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然而夏朝——这个文献所记载的
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谜底，或许就在这片田野之下
早上7点半，村里的女人们走进院子，在阳光尚未照射到的角落里，坐在小板凳上，清洗着浸在水桶里的陶片，用刷子拂去表面板结的泥土。院子另一头的槐树下，开凿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水坑，几个女人坐在坑边，搓洗着泥土，炭化的谷粒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种高校考古专业学生需要专门学习的考古技能，用来收集肉眼已不可辨的远古植物残留，名叫“浮选”。
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拥有一个独立的院子，前院是整理、分类出土物的地方，堆满蓝色货箱，装着一箱箱陶片、兽骨和贝壳。后院种着一片竹林和西红柿，办公室、实验室、宿舍、食堂等都在两层小楼里。院子已经用了30多年，树木参天。
这时，另一些女人也上工了。在不远处的田野里，她们戴着草帽，蹲在一人多深的土坑底部，用手铲在土里挖掘。考古是这些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一些经验丰富的村民，练出了敏锐的眼光，能看出土壤中不甚明显的颜色差别，分辨不同时代的地层。考古队收入不高，村里男人很少干，一线发掘人员九成都是女工。人们熟知的考古学家、考古领队，并非总是拿着手铲在坑里挖土，日常发掘基本依靠村民。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陶器。图/中新
与一些设施豪华的考古队相比，二里头考古队条件十分简陋，食堂雇了两个村民做饭，吃的是馒头、玉米和小米粥，菜则有什么吃什么。曾经有文物系统领导说，二里头考古队的条件，在全国也就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这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界的地位完全不相称，对比其在整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更是低调得过分。
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村民们淘洗的陶片，曾握在3000多年前的先民手中，那些陶制成的容器被用来煮饭和饮酒。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二里头归属的国家是夏朝。
然而夏朝——这个文献所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谜底，或许就在这片田野之下，就在村民手中。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开着越野车在二里头遗址公园转了一圈。缓慢行进中，他指向右边一棵树，中国迄今最早的青铜爵就在那发现的，那是赵芝荃当考古队长时代的事；他指向左侧车窗外的两棵杨树，中国最早的青铜鼎就在那里发现的，那是郑光队长时代的事；车经过一处十字路口，有“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之称，那是许宏队长时代的发现；他又指向左侧的远处，一片小土坡下，发现了一条古代道路，为揭开多网格式城市布局提供了新证据，这是赵海涛当队长这几年的新发现。最后，他在2号宫殿原址复原处停下了车。
傍晚的光线变得柔和，出现在晚霞中的是一片半人高的残垣断壁。围墙嵌套着房基，一圈栈道环绕四周，偶尔有饭后散步的村民上去走几圈。
二里头遗址公园内的宫城区2号宫殿基址。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宫殿基址，地位堪比明清紫禁城里的殿宇。通过立在现场的说明牌，很容易获得这些基本信息，但要真正感受它的往昔，你需要一种参观此类上古遗址的必备能力：想象力。
这间宫殿一侧回廊就有17根木柱，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顶着茅草铺盖的大屋顶，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恢弘。地面上安装了陶质的排水管道和石板砌成的排水沟，保证排水通畅。贵族们进进出出，穿得与众不同的那位是祭司，腰腹上系着绿光盈盈的铜牌饰，举着大玉片，有一臂之长。祭祀是这里最重要的仪式，甚至很多日常政务的进行，也都伴随着祭祀活动。他们在宫殿周边挖出了一个个坑，埋进猪、狗，以及被砍去手足的人牲。
2号宫殿的旁边，还有座面积更大的1号宫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宫城向外，北面几百米有专门的祭祀区，南边是忙忙碌碌的铜器、绿松石器等器物加工作坊。这些为王国服务的部门，都整齐地安排在九宫格的“格子”里。格子的分界线是纵横交错的道路，最宽处有近20米，超过今天的双向四车道宽度。
今天的人们暂且称宫城里的建筑为宫殿，但还不确切它们的真实功能，或许是朝堂、殿宇，或许是宗庙。总之，在当时二里头人的心里，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这一天，遗址公园里的两个考古工地正在发掘中，村民和考古专业实习生正在工地上挖土。穿过挂着“考古重地、闲人免进”警示牌的铁门，赵海涛走进一片制骨作坊的遗址。
他穿着宽大的运动裤和polo衫，站在探方上面，手指着地面熟练地指点，对考古系的实习生说：这里是一段道路，紧贴着的是墙垣，顺着墙垣里侧埋了一座小墓，墙垣延伸至远处的栈道……而他手指的所有位置，都是黄土，未经训练的眼睛看上去几无差别。此时的考古队长，显露出一种通灵般的神采。赵海涛蹲下身子，用手指拂拭一块嵌在土里的陶器残片，陶片逐渐露出粗糙的刮抹纹表面。“这不是二里头文化的，”他拍掉手上的土说，“是东夷的陶器。”二里头都城末期被弃用前，来自今天山东的东夷人入侵过此地，留下了东方的岳石文化陶器。
这个搭着遮阳篷、面积不过100平方米的作坊遗址，隐藏着一个秘密。线索就出现在赵海涛脚下的一片土中。
他站立的地方，原本是一道墙基，墙基外侧，紧贴着道路。这里是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而路口其他三个角，除了西南角已经被破坏殆尽，另两个角上也找到了墙垣遗迹。这意味着，在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上，应该都有墙，当时的道路两侧都建有围墙，围墙内是不同功能区。居中是宫城，其他区或为手工作坊区，或为祭祀区等区域，也有贵族居住和埋葬区。
方正、规整的城市布局越发清晰起来。紧接着，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浮出水面。在遗址核心区的西北、东北方向，考古队又发现了两段道路遗迹，并不在原先发现的“井”字型4条道路上，而与那4条路似乎又能组成一个规整的九宫格，并有可能继续向外拓展，延伸出更辽阔的多网格布局。
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宏大布局。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那些城邦，规划远没有这么严谨，宫城之外几乎没有工整的布局，更遑论如此遵循几何标准的城建工程。
左上图：2023年8月，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队驻地等待整理的陶片。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上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仓储式陈列着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左下图：二里头都邑骨角器加工作坊局部。供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
右下图：二里头考古队驻地里浮选出的炭化谷粒。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勘测结果显示了多网格布局的更多奥秘。在九宫格里，中心宫城那一格面积最大，南北侧“格子”与宫城的宽度相等，但长度少了四五十米；东西侧“格子”与宫城的长度相等，宽度则降了二三十米。总之，虽然都是方格子，但其他功能区一定比宫城略小，这应该是为了凸显宫城等级的有意为之。
由几条道路和城墙揭开的多网格式都邑格局，是二里头遗址布局方面最重要的新发现，获评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自2004年以来，二里头遗址第二次获评这一最高奖项。
这种格局看上去很眼熟，形似唐长安、洛阳城的里坊格局，但又不尽相同。赵海涛说，长安、洛阳的里坊独立于皇城之外，不是城市最重要的部分，而二里头的九宫格包含宫城，等级秩序蕴含其中，后来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新郑望京楼、安阳殷墟等遗址倒是与此相似。也许表明，二里头的多网格式布局后来被商周城市继承了。
当时在九宫格内外生活的人们，过着怎样的日常，如今通过考古发现已经能部分还原。他们穿着纺织的麻制衣物，贵族戴着帽子、项链和耳坠。平民主要吃小米，贵族能吃上水稻和小麦，水稻和小麦也被他们用来酿酒。二里头人喜爱喝酒，常常举办宴饮活动，高级贵族用青铜酒器，低级贵族用陶酒器。他们饲养着猪、牛、羊、狗等动物，也常常猎鹿为食。
根据一项对二里头人骨的研究，二里头的三成多居民可能都不是本土人，意味着二里头人的来源相当广泛，这是一个接纳四方的大都会。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着那些二里头人使用过的物品。一眼看上去，无非是一些残破的陶鼎，原始的铜器，随葬品不多的墓葬。仔细看一看展牌，你才会发现，那只其貌不扬的暗黑色铜鼎，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第一只青铜鼎，司母戊鼎是它的后裔；那个不知有什么用途的牙璋，后来传播到整个南中国乃至东南亚，显示了二里头文化浩瀚的辐射力。
读懂这些，心底便会泛起一阵低音的震颤：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只要进入偃师区的地界，你就会被浓浓的夏朝气息笼罩。夏都大桥、夏都工业园、中国夏园……各种地名都自豪地提醒着这里是夏的故土。最近几年偃师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也与夏有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周边环境。图/视觉中国
博物馆把着遗址公园南侧，考古队驻地把着公园北侧。遗址公园将二里头遗址的核心区囊括在内，64年来最重要的发掘都在这里展开。
从定名就可以看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对夏文化的确认，内部展陈更是如此。其中一个展厅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完成了多少考古和历史学者始终不敢跨出的那一步：
“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留下了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的历史记忆。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里头和尸乡沟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鄩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肇始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这里登上舞台。”
这些文字将考古遗址和文献记载一一大胆地对应起来，以大开大合的气势构建了考古中的夏代史。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这么简单明晰就好了，也就不会存在持续至今的无数争论。从传说到信史的一步，受学术规范约束，学人不敢轻易跨越。
在中国考古史上，关于二里头和夏的问题，酿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一场学术争论。几十年中，“同门反目”“同室操戈”不断上演，形成一道学术奇观。争论起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之后逐渐冷却，如今仍有零星讨论和新的意见冒出。
一开始，学界基本同意徐旭生的看法，认为二里头是商都西亳。随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被发现后，都被一些人认为是真正的亳都，对二里头的定位逐渐向夏都偏移。但二里头分四期，认为二里头是“前夏后商”的观点也一直存在，分界线划在哪两期之间，每种意见都有，也都能提出证据。1977年，北京大学教授邹衡果断而干脆地提出，二里头从头到尾都是夏，这个观点与后来的国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相吻合，从而基本统一了国内的意见。
“那场争辩是前无古人，从现在看，也是后无来者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专家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领域内的专家人人都在争辩夏商分界，提出的设想有几十种之多。
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依然认为，二里头遗址不能与夏都划等号。
二里头存在于地面上，而夏存在于纸面上，两者无法划等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二里头迄今没发现文字，便无法提供自证性材料。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二里头找到文字，并且出现“夏”这个字，除此以外，只能通过推理逐渐接近答案。
迄今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已经发现了几十个刻画符号，简单的似乎是计数符号，更为复杂的有鱼形等刻符。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早期文字，甚至将一些符号与甲骨文中的“井”“皿”等文字对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认为，目前发现的这些刻符，无法代表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有理由相信在其之前，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即使是不同意上述刻符属于文字的学者，在二里头人掌握了文字这一点上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当时的文字书写在竹木或帛类等有机质材料上，便很难保存下来。加上考古工作的或然性，这就决定了文字发现的概率很低，应当说是可遇不可求。”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中写道，“日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更为丰富的、足以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和早期王朝史的文字材料，那也不足为奇，是意料之中的事。”
从一些蛛丝马迹上也能推测二里头文字存在的可能性。甲骨文和金文“酒”字中的“酉”，形似一种肩部突出的器皿，可能是大口尊。而这种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早期，殷墟时代已经绝迹。甲骨文“爵”和“壶”字所描绘的器型，也与二里头时期流行的器物相近，而不见于殷墟。有学者认为，这些象形的文字，很有可能首创于二里头时代。
但杜金鹏认为，不应该奢望用文字来证明夏，就算在二里头发现文字，其中有“夏”的记录，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殷墟出土了那么多甲骨文，出现“商”的记录也只有零星几条。
除了文字这一“铁证”之外，二里头距离夏都还有多远呢？
“说二里头，夏肯定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赵海涛说，“你要否定它是夏，比肯定它是夏的难度要更大。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当然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研究阐释，历史定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夏都肯定是二里头最好的历史定位，没有比这更好的。”
十多年前，这个话题在学界就有些退潮了，因为始终没有关键性的新证据，只能停留在争辩上。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现任的领队，赵海涛深知相比于争论这个称谓，这里还有太多太多实际工作需要做。
在前几年一次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内部讨论会上，有文物主管部门的人士问，为什么有很多人怀疑夏的存在？杜金鹏说，与表述的方式有关，如果你说“有专家认为是夏，有专家认为不是”，那人们总认为可能性五五开；但实际情况接近于95％的领域内专家认为二里头是夏，5％认为不能确定，而完全否定的国内专家几乎没有。“如果按后一种说法表述，可能大家的疑惑就大大减少了。”杜金鹏说。
其实在考古学界，关于二里头的争议并不算太多了。“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城”，这样的定位几乎已成共识。性质基本明确，格局逐步显明，细节日益丰满，至于它是不是以夏为名，无非是称谓问题，又有多大差别呢？更具体、更重要的工作，是对遗址本身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说，“夏”只是人们用来指认那个时代的一个代号，正因为史书早有记载，也早就根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便拿过来指称。
“你要是不承认文献，就给他另起个名儿也行。说是商前王朝、前商时代也行，也可以。”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问题在于，是否一定要在历史文献中找一个二里头的对应物。怀疑“夏都说”的学者，往往坚持考古学本位，认为在铁证不足的情况下，要谨慎与历史文献一一对应。而赞同“夏都说”的学者，则或多或少认为有对应的必要，将重建古史视为中国考古学一项独特而根本的学科使命，换言之，考古学就是要努力把历史文献中模糊不清的部分搞清楚。
实际上，这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存在的一个观念分歧。中国的考古学是要“证经补史”，作为证实或证伪传世文献的手段；还是遵循另一条思路，在文献不足的上古年代，依靠考古重写一部考古学范畴內的“历史”？两种思路反映了对考古学根本使命的不同认知。
在这样的分歧之下，夏的谜团，始终没有一锤定音的定论，或许永远也不会有。
赵海涛停车的地方，挨着2号宫殿基址外侧的一个墓葬，“那件绿松石龙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他指了指一片平整的草地说。21年前的初春，墓葬里出现了一件奇异的器物，2000多个指甲盖大小的绿松石片，鳞次栉比地拼成了70多厘米长的龙形。这是在中国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从未见过的器物，它的体型和构造透露出极为高贵神秘的气质，成为二里头最具代表性的“超级国宝”。
二里头遗址公园内的绿松石龙出土处。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图/视觉中国
至今，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00多座墓葬里，包括一些第一等级墓葬，这个埋藏着绿松石龙的大墓就是其中之一。考古专家推断，墓主人应该是与宗庙管理有关的贵族。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显眼位置陈列着另一个原状大墓，也有大量绿松石和铜铃、玉器。
可是这些一级大墓，也只有2至3平方米左右，在比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龙山时代，中国就出现了20平方米以上的大墓。而且二里头一级墓葬已经发现了20多座，王陵级别的最高等级墓葬不可能有这么多。
从种种线索来看，考古人认为，二里头遗址目前出土的还不是最高等级墓葬，这些一级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中等贵族。中国人视死如生，墓葬像一块时间的琥珀，保留着最多的遗物。在高等级大型墓葬里，也许还会有些人们见所未见的器物。
譬如，二里头出土过一件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内侧刻有动物纹样，有专家认为是龙形纹。而二里头迄今出土的青铜器，只有简单的几何纹饰。根据陶范反推，这个口径至少30多厘米的复杂纹饰青铜鼎，无疑将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证明二里头的青铜工艺远比现在所知更高。
这只青铜鼎在哪里呢？依然埋在地下，还是已经流失？无人知晓。
被问到是否希望在有生之年发掘到重量级的器物，神色向来十分严谨的赵海涛少见地笑了：“肯定的。”
考古从业者很忌讳将“挖宝”作为工作目标，但谁又能拒绝那些精美的、奇异的、划时代的宝物的冲击呢？“虽然我们说考古不是挖宝，但重要的器物肯定会带来很多新的信息，可能直接解答一些问题。”赵海涛说。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左起）微雕骨猴、青铜器陶范（刻有复杂动物纹饰）、玉钺。供图/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
想到二里头遗址的地下或许还埋藏着殷墟妇好墓级别的大墓，无疑令人激动。
然而，二里头墓葬或许根本不在遗址范围内。有人曾经推测，二里头遗址北侧的洛阳北邙山，或许是二里头王陵埋葬之地。北邙山作为墓葬区，历经了11个朝代，有大型封土墓近千座，古墓葬多达数十万，密密麻麻，号称“几无卧牛之地”。但这里也没有发现过二里头大型墓葬。杜金鹏觉得，也有可能后世墓葬过于密集，破坏了早期的二里头墓葬。
也有学者认为，大墓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曾提出一个观点，有可能那一时期实行贵族共和制，没有显赫王族出现。然而，这不太符合史书记载的中国首个世袭制王朝的特征。
“在二里头找到大青铜器的可能性，比找到大墓葬的可能性大得多，也可能在祭祀坑、窖藏坑里头。”杜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不要指望依靠王陵去解决问题，都是偶然。”
二里头遗址现存总面积300万平方米，60多年来只发掘了5万多平方米的面积，不到2％。2019年之后速度有所加快，每年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比前几年翻了一倍。相对于遗址全局，却依然是沧海一粟。
然而，从考古学规律甚至伦理来讲，发掘确实急不得。杜金鹏个人认为，如今二里头考古到了需要慢下来的时候，应该仔细整理和研究以前发掘的东西，避免“重发掘、轻研究”，在不同时代发掘成果的案头研究中，也能获得重大发现。譬如世纪之交，许宏正是在整理材料时，偶然看到20多年前在宫殿区发现道路的记录，才灵光突至，寻找古道，揭开了往后20多年二里头宏观布局大发现的序幕。
如今的考古工作越来越精细，当年考古专家安金槐发掘王城岗遗址，一个坑只发掘一半，另一半原封不动，以待未来的人带着更先进的科技和方法前来，探索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科学而克制的态度。而在更早的时代，譬如民国，发掘几乎就是彻底破坏，掘地三尺，直到再无人类活动的生土层，以后的考古人不可能再重新发掘，留下无尽遗憾。
“民国时，把殷墟最重要的宫殿区和王陵区挖了，我们现在觉得，要是给我们留一点儿，我们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2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看我们肯定也是这样。”杜金鹏说，“考古是一个纯消耗的学科，挖一点少一点，将来一定会限制自身发展。现在有点大干快上的意思，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66岁的杜金鹏是著名夏商周考古专家，1982年到1996年，他在二里头遗址干了15年，后来接任偃师商城遗址考古队长，工作地从传说中夏朝末代都城，转移到商朝第一个都城。退休以后，他翻阅大量早期考古报告，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报告，他称之为“二次发掘”，从中发现以前被忽视的材料。
考古学本身就是个充满遗憾的学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从地底找到令人惊喜的宝物，甚至解决夏的谜团，这一切都很难。
让我们暂时离开二里头，看看彼时中华大地的整体面貌。
试想，你是一个二里头王国的史官，正在撰写一本上古史。纵览中华大地，你最先写下来的，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西辽河的牛河梁遗址、长江中游的屈家岭城址、黄河中游的河洛古国等，它们都是出现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古国。当时，中华大地各地区正陆续进入“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
写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上古“战国时代”，各地之间掀起兼并战争，进入动荡调整期。你会写到陕西石峁古国的崩溃，写到晋南陶寺古国的衰落。放眼望去，黄河、长江中下游和关中都在发生大范围的文化和社会衰落现象。你将这一章命名为“最黑暗的长夜”。
接着，你开始写本国的历史。就在那些老牌古国相互征伐之时，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中原的伊洛河流域。洪水过后，留下一片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冲积土土质肥沃，农作物长得异常茂盛。平原最南端的高地上，逐渐兴起一座城。高地南侧，伊洛河水流过，高地向北，邙山连绵起伏，依山傍水，王气显形，是王国建都的优选之地。这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
在这片平原高地上，你的族人冲破黑暗，异军突起，征服四方，并吸收大量外来文化。二里头文化聚落的覆盖范围，不仅包括今天河南省大部，还抵达陕西、山西、山东、湖北，规模空前。而二里头文化所及之处，则一直辐射到今天的甘肃、四川、广东、香港乃至东南亚等广阔地域。从此，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引领者，持续数千年至今。
3000多年后，科学家们还会写下你从未得知的另一些真相。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环境考古专委会主任莫多闻说，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大地可以划分为七大区域，各自有大型人类聚落和文明产生，然而随着气候变化，一些文明逐渐衰落。原因各不相同，比如，长江下游是因为河流与海潮造成的洪水，不再适宜居住；黄河上游、西辽河流域本来就比较干旱，气温降低和降水减少导致农业难以为继……而中原地区得天独厚，有相对充沛的降水支撑旱作农业，广泛分布的黄土丘陵和台地，又规避了河谷低地洪水的冲击，最终因为地理和环境的优势而鹤立鸡群。
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位置居中，与周边地区具有通达的便利条件。“位置居中、环境适中，所以二里头文化有特别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域适应性。”莫多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很容易吸纳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同时它的先进文化因素也很容易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
假如我们以今天的科技手段和地质、环境知识，来为当时的人们选择一块最适合作为王国都城的地方，同样会选到中原地区。独一无二的自然条件，也是二里头这个“最早的中国”诞生因素之一。
3000多年前，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这是中国最早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地方。如今，这里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河南农村。
几十年来，为了保护遗址，二里头遗址控制地带内不能有建设工程，也不能新批宅基地。杜金鹏在二里头遗址工作15年，他体谅村民们为遗址做出的牺牲。
赵海涛也认为，“游客来了，你得让他们有一定的消费，所以周边应该有综合的产业开发，围绕二里头进行休闲观光旅游相关业态的开发。只有做好这些，才能把二里头的价值发挥出来。”
赵海涛就是河南人，在二里头村和考古队里，他成天用河南话与村民交流，俨然本村土著。他每年至少七八个月待在队里，家中的事很难照顾到，自从2002年进二里头考古队，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20多年。
赵海涛话不多，但说起自己的籍贯河南唐河县时，多提了一句：“跟徐旭生先生是一个县的，也是一种缘份。”这天傍晚，他驾车缓缓经过遗址公园的宫城西北角，又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里原来有不少鱼塘和砖窑，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
那是1959年初夏，为了调查“夏墟”，71岁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第一次途经二里头村，当地文物干部带他来到村民发现陶片的鱼塘边。在那个暴雨将至的下午，他无意间揭开了中国第一王朝的一角，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也让中国人与自己的身世之谜相遇，至今难以解开。
参考资料：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许宏、袁靖主编；
《最早的中国》，许宏著；《鼏宅禹迹》，孙庆伟著
发于2023.10.30总第11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在泥土里寻找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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