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霸权，败也霸权：历史转折中的日本经济

成也霸权，败也霸权：历史转折中的日本经济

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日本名义GDP将被德国超越，跌落至全球第四位。

这源于两国货币对美元相对贬值程度的差异，日元的疲软是其经济下行的重要缩影。曾经强劲的日本经济，正变得摇摇欲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政府越过反法西斯同盟，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在日本的最高统帅。9月7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成立，它以美方为主体，实际成为美国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工具。

美国允许日本以军方名义投降，降低了战败对天皇地位的影响。在随后的改革中，美国同意保留天皇制，而裕仁发表《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为人而非为神。

天皇自降神格，促进社会民主，能有效防止法西斯主义复辟，顺应了国际要求；保留天皇制则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天皇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有利于日本稳定政局，便于后续政策实施，更避免日本因动荡而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1947年，冷战爆发，美苏关系急转直下，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优先级迅速上升。为了建设东亚反共桥头堡，遏制红色政权扩张，美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经济自立。

1948年，杜鲁门政府大幅削减日本赔款数额。次年，美国推行著名的“道奇路线”，保持美元对日元1:360的固定汇率。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即可维持货币的稳定低汇率，这成为日本长期保持倾销姿态的基础。

50年代伊始，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次经济景气，即“特需景气”，这直接得益于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军事需求。

在此轮景气中，日本承接了美国的大量技术转让。

日本的获益不止资金和技术。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美国政府愈发重视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951年，美国推动签署《旧金山和约》，结束盟军占领，日本得以恢复正常国家地位。

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军事订单的减少使日本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日本经济在离开军事订单后的脆弱性，担心其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出现政治动荡。

因此，1953年9月，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日本非正式加入的方案，并以2/3多数票通过。1955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

在东南亚地区，越南人民政权的壮大使美国政府感到威胁，为遏制中南半岛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发动越南战争。

顽强的北越政权给了美帝国主义当头一棒，越南战争失利迫使美国在冷战中转入守势。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调整原有全球战略，重视修复中美关系，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尼克松政府对日实行“越顶外交”，绕开日本同中国接触。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

1972年田中角荣任日本首相，新内阁意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向已成定局，旋即跟进实现中日建交。

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带来了繁荣，越南战争却相反。它给美国带来巨大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状况迅速恶化，美元危机多次爆发。日本经济在深度捆绑的日美关系中受损。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日元固定汇率制终结。越战重创了美国经济霸权，日本经济在此霸权体系下的收益也随之削弱。

日美贸易摩擦始于纺织业。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纺织业便受日本政府重点扶持，在二战后日本政府新一轮扶持和美国政策优惠下，纺织业再次兴盛。

1955年，日本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衬衫，美国纺织业遭受冲击，国内工会组织反倾销运动，美国政府因此向日本施压，日本纺织业自1956年实行出口自主限制。此后，日本多次同美国签订协议，限制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

随着产业升级，日本制造业也给到美国经济相当大的压力。1963年起，日本成为世界钢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七十年代美国钢铁业遭受石油危机重创，美国成为钢铁净进口国。

迫于美国压力，日本钢铁业实行多轮出口自主限制。1976年，美日签署《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除纺织业和钢铁业外，汽车、家电及半导体等产业的出口规模均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打压。

石油危机也是影响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重要因素。

1973年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决定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1972年，日本所需石油的99.7%依靠进口，中东地区进口占比为80.7%。石油危机给予了日本经济沉痛打击，基础产业因能源不足而被迫停产，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战后以来首次负增长。

日本政府也充分利用货币紧缩等政策，使日本在应对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展现出逆势上升的强劲韧性。

浮动汇率、贸易摩擦和石油危机，是影响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滞胀”压力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在逆境中继续前行。

通货膨胀虽得到控制，但利率上升又引发汇率上升，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化。1982年起，美国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

里根政府选择对经济伙伴施压以扭转贸易逆差，日本经济因此受到限制。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主要为打压出口和要求市场开放。

1983年，美国向日本摩托车征收45%的关税；1986年，日本签署第一次《日美半导体协定》；1987年，美国对日本电视和计算机征收100%的关税。

此外，自由化浪潮下，国际社会出现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呼声，日本再次感到“黑船来航”的压力。

高度封闭的国内市场曾是日本获取外贸优势的重要支撑，但这次美国在巨额逆差面前，没有为日本开绿灯，大量保守落后的国内产业必须面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

冷战局势变化加剧了日本在日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1985年初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对外积极同西方对话，对内实行“新思维”改革，冷战局势倒向美国，日本作为意识形态对抗前线的地位下降。

同年9月，美国顺势促成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美国逆差困境缓解。

实际上，日本政府认为日元升值有利于发展内需型经济，因而同美国一拍即合，但日本设想目标远不及美国要求。

广场协议签订后，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泡沫经济。日本政府在一年内连续五次降息，1987年宣布《景气对策》，释放六万亿日元以刺激内需。

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升值失控，向国内民众传递了错误经济信息，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投资实业的热潮衰减，大量资金流入地产和股市投机活动。

对比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日本，这次紧缩政策来得太晚，1989年起，日本央行采取强硬紧缩政策，刺破经济泡沫，日本经济走入“失去的三十年”。

美国利用自身霸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八十年代收回日本曾经的外贸特权，日本经济在试图摆脱美国阴影的过程中走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