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0万人的死，换来了我们的生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郝慧英永远记得，她去偷看父亲、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最后一面。

那是1937年9月，武汉汉口火车站。

当时，侵华日军直攻山西雁门关，并兵指华北要塞太原，为了拱卫华北，郝梦龄整军北上，临行前，甚至来不及和儿女好好道别，女儿郝慧英于是在父亲临行前偷偷去看他。 

郝慧英回忆说，那天下午，她偷偷跟着父亲来到汉口火车站，当时汉口火车站到处是黑压压戎装在身，即将奔赴前线抗战的国军士兵，父亲整军待发，没注意到尾随在后的女儿，“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她没有想到，这将是她与父亲的生离死别。 

一个月后，1937年10月，为了拱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郝梦龄亲自带军突击第一线、反攻日军第五师团，不幸被日军机枪扫射中弹，壮烈牺牲。 

临死前，面对日军的猛烈火力，部属们想劝他退下第一线，他却大声呐喊说：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作为抗战史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由于生前廉洁不治产业，郝梦龄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郝荫槐和郝荫楠，此后不得不沦落到在重庆街头叫卖茶叶蛋和茶水谋生。 

1939年，兄弟俩沿着重庆街头到处行走叫卖茶水，竟然无意中碰到了郝梦龄的老上司冯玉祥，冯玉祥在街头看着两个孩子可怜，便随口问了句你们是哪里人，兄弟俩便回答说是“河北藁城县”。 

冯玉祥便说，“哦，你们那里，出了位伟大的将军，叫郝梦龄，你们知道吗？” 

兄弟俩淡淡地回答说： 

“知道，他是我们爹爹！” 

冯玉祥听后极其震撼，赶紧带着两个孩子去确认情况，在重庆街头、冯玉祥泪流满面，紧紧抱着两个孩子，随后，由冯玉祥出面向国民政府打了报告，申请到了2万块钱补助郝梦龄的遗孀和五个子女，最终在国民政府的资助下，郝梦龄的孩子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许多年后，忆及往事，郝慧英感慨不已。2014年，她在武汉“郝梦龄路”路标下，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留念。  

在这个清明，我们缅怀苦难，缅怀英雄，也缅怀一个特殊的“校训”： 

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正式成立，作为中华民族史上一所不屈不挠的先驱航校，笕桥航校是这样勉励它的学生们的： 

“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为了捍卫祖国，夺回沦陷的国土，无数进入这座学校的航空学子们，每日进出校园的第一眼，就是耳濡目染这个神圣的誓言。 

为了实现回归故乡的梦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流亡来到杭州，入读笕桥中央航校第六期的空军飞行员阎海文，在日记里写道： 

“东北沦亡，国将不国。堂堂的中华民族，竟受倭奴之摧残与蹂躏，令人痛心，所以我常为之悲，为之泣。” 

在和战友们的聊天中，阎海文说： 

“我是一个流亡者，我要打回老家去，要为东北3000万同胞复仇！” 

他的机会，终于到来。 

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受命出击盘踞上海的日军，作为第五大队第25中队飞行员的阎海文，驾驶着自己的霍克III型飞机，对在上海罗店登陆的日军进行投弹攻击，接着又进行俯冲扫射，在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后，阎海文的飞机不幸坠落于日军的阵地之中。 

阎海文跳伞而下，被日军层层围住，当时，日寇叫嚷着要活捉这位中国空军飞行员，步步向他紧逼过来，在用手枪射杀几名围攻的日寇后，誓死不降的阎海文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临死前，他慷慨激昂高声叫喊道： 

“中国无投降之空军！” 

然后引枪自尽，年仅21岁。  

在祖国的危难时刻，无数人挺身而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部分地方实力派仍然犹豫观望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却挺身而出，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刘湘托出了全部家底： 

“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在主动请缨抗战时，刘湘对身边人说： 

“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于是，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坚持亲自带兵出川抗战，1938年1月，他最终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不幸身亡，临死前他对川军留下遗嘱说：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1888-1938） 

在八年抗战期间，川军共出兵340万人支持抗战，其中阵亡26.3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伤亡失踪达64万人，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之一。 

1938年3月，川军122师更是在师长王铭章的率领下，以5000兵力死守山东滕县，最终在3万多日军携12架飞机、40多辆战车、70多门大炮的狂轰滥炸下，5000多川军全部殉国，日军攻入城内后，川军122师数百伤兵不愿降敌，全部引爆手榴弹自尽殉国。 

滕县的坚守，最终为国军争取时间、围歼台儿庄日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后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 

“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 

正如抗战中川军将领唐式遵所言：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当时，滕县城破，在获悉王铭章殉国后，积极协助国军抗战的滕县县长周同最终决定自杀殉国，临死前他说： 

“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领，还没有殉职的地方官，吾愿开此先例！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 

随后，不愿降敌的周同从滕县城墙上跳下自尽，以身殉国。 

我们缅怀战争和战疫中的英雄，是因为无论在炮火纷飞还是和平奋战的时代，他们身上都涌动着坚守职责的衷心与不悔。 

1938年3月开始，日军以陆军为主，并集结海空军，投入40多万兵力全力进攻武汉。此时，中国海军原有的130多艘舰艇，除了25艘自沉用于阻塞江道，另外有82艘舰艇已于此前被日军击沉，在无力主动攻击的情况下，中国海军在长江残存的最后20多艘军舰全部集中开往武汉上游，开始执行防御作战。 

在此情况下，晚清民国传奇战舰“中山”舰，也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花费68万银元从日本定制的，1913年完工回国后，中山舰先后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 

到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山舰的舰长，是福建福州望族、海军名将萨镇冰的侄孙萨师俊，作为中山舰的第十三任舰长，在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后，萨师俊带领中山舰官兵奔赴武汉保家卫国，并奉命将中山舰上的三门大炮拆下，以支援武汉外围的防空火力。  

从1938年6月至10月，中山舰一直负责警戒长江金口至嘉鱼、新堤沿江一带，奋勇抗击日寇入侵。1938年10月24日，武汉会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中山舰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舵机和锅炉完全毁坏，整个军舰失去控制，几分钟内进水达1米多深，随后，中山舰完全丧失了动力，开始在长江上随波逐流。 

尽管如此，舰长萨师俊仍然坚持在驾驶台上指挥作战，随后，日军飞机又炸中中山舰舰首，萨师俊双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但他仍然忍住剧痛，坚持指挥官兵开炮轰击日寇。 

官兵们看到舰长萨师俊已身受重伤，就想用舢板带他上岸医治，没想到萨师俊却说： 

“诸人员可离舰就医，但我身为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当时，中山舰驾驶舱内也已进水，军舰已沉没在即，随后副舰长吕叔奋当机立断，下令强行将双腿已被炸断的萨师俊和受伤官兵转移到舢板，舢板刚刚离舰时，中山舰舰首就高高昂起，有如英雄昂首挺胸般慷慨就义，随后在呜咽壮烈中沉入江底。 

而刚刚被转移到舢板上的萨师俊和24名受伤官兵，则被日军飞机疯狂扫射，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尸体全部沉入长江，不知所踪。 

就在武汉会战前，萨师俊曾经对部队官兵们说，“吾任之所在，生死以之，但愿以身殉国！” 

这位出身海军世家的中山舰舰长，最终将生命和热血，抛洒在了长江之上。  

每一曲记载忠诚的瑰歌，我们都不曾遗忘。 

1940年，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溯江进攻中国的陪都重庆，随后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作为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自忠本不必亲自上前线，但是为了洗刷此前舆论污蔑他在北平放弃抵抗的不实指控，这位视名誉如生命的将军决定以死明志。 

在亲自率兵抗击日寇前，张自忠亲笔给三十三集团军的各部队和将领写信昭告说：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随后，他亲自率领2000多人的部队出击日军，并一次次拒绝了上级和属下要求他回退后方的建议。1940年5月16日，日军从截获的电报和国军俘虏口中，获悉国军有高级将领正在湖北南瓜店一带指挥作战，日军随即调集飞机和重兵，猛烈轰炸我方阵地，当时国军弹药即将耗尽，部队将领请示张自忠可否先行退却，张自忠却回答说： 

“现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完了，要用刺刀杀，刺刀断了，要用拳头打，用牙齿咬！” 

面对日军的疯狂围攻，将士们不断催促张自忠先行撤退，但是他却始终不肯后退一步，当时，张自忠全身已多处受伤，他的右胸被日寇的子弹洞穿、血流不止，日军疯狂围拢过来， 

后来，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在被国军救治后，在弥留之际回忆说： 

“（1940年5月16日下午）总司令猛然前扑，旋又立起，右肩后流血了！很显然是被炮弹碎片炸伤了。与此同时，参谋处吴处长也受伤了。到了十里长山，（张自忠）还在指挥，接着左臂也在流血！但是总司令仍然站在那里，怒目圆睁，大声呼喊着，指挥着……他的腿上也流了血，血湿透了袜脚。我见总司令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总司令脱了上衣军装，让我给他裹伤。血如泉涌，溅上了我的脸和全身。我刚包扎完伤口，敌人就一窝蜂上来了！总司令命我快走开，还说，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这时总司令面已苍白，但还有些笑容，接着眼睛就闭上了……” 

对于这位誓死不下火线的集团军总司令，侵华日军在《231联队史》中，记载了将军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站起来，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出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心起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在张自忠倒下后，日军感觉到这个“临死前还猛站起来、混身是血的大个子军官”可能来历不凡，随后他们从张自忠身上，搜出了一把刻着“张自忠”三个字的钢笔。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一位敌军的总司令。 

战斗结束后，日军231联队长横山武彦随即命令，将张自忠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随后由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日军资料记载“专田盛寿举着蜡烛久久注视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没有错，确为张君。’在场者先是欢呼，继而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 

对于这位敌军的高级将领，日本人也给予了张自忠高度的敬重。随后日军39师团长官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张自忠的遗体擦洗干净，然后命人从战场附近的木匠铺里，为张自忠赶制了一口棺材入殓，并葬在十里长山的陈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土坡上，坟上立一墓碑，上面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噩耗传开后，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自忠将军的尸体，最终经增援的国军38师官兵浴血奋战，将张自忠的遗体抢运回到后方，事后经检视，张自忠将军全身共有8处伤口： 

其中炮弹伤2处，

刺刀伤1处，

枪弹伤5处。 

其中右肩、右腿为炮弹伤，腹部刺刀伤，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 

由此可以想见，即使在身中多弹、血流喷涌的最后时刻，将军面对日本兵仍然猛然跃起、怒目金刚的最后时刻。 

早在年轻时，张自忠，这位父亲本是县令的公子哥，就为自己取字“荩忱”，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年，1939年，在返回重庆述职时，张自忠就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因抗战不战而退被杀），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将军最终不愧此言、不愧此名。 

张自忠牺牲三年后，1943年5月，日军开始沿长江逆流而上，并企图攻占湖北长江边的石牌要塞，进而穿过三峡，攻占中华民族最后的抗战基地：重庆。

面对攻到眼前的日寇，中国军队已然退无可退，于是，为了捍卫石牌这座进入四川的长江门户，数千中国守军从战壕里惊天动地冲锋而出，用尽生命的所有气力、呐喊着，端着军枪刺刀，与逼近阵地的日军一起，展开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近身肉搏战。

战士们与敌寇逼得如此之近，彼此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战斗进行到最激烈处，负责国军湖北战事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负责守卫石牌要塞的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打来电话，询问他“守住要塞到底有无把握？”胡琏对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胡琏的军队，确实做到了。 

几个小时后，以血肉之躯与日寇近身肉搏的第十一师官兵，将2000多来犯敌寇，歼灭于石牌要塞跟前，剩余日军则仓惶而逃，他们那里会想到，从来都是自己拿手好戏的刺刀肉搏战，竟然是以这样的惨败告终。 

而中国守军也伤亡惨重，对此当时中央社向全国播放消息称： 

“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 

说起来，自从1940年6月长江要地宜昌失守以来，日本人连续三年强攻石牌，最终都狼狈而归，他们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他们前后耗时数年，牺牲巨万，其中1943年这次进攻，更是集结了号称日本“钢铁猛兽”的第十一军等10万大军，可就是怎么，都啃不下来石牌要塞这根“硬骨头”。  

而就在这场血腥白刃战前，1943年5月，石牌要塞守将、国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就对属下的团长们下令说： 

“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为此，当时年仅36岁的胡琏，在战前特地在石牌要塞附近的凤凰山上，带领师部人员设案焚香祭天，这位誓死捍卫石牌、保卫重庆的年轻师长，喊出了这样的祭天誓言：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战斗前，已经抱定必死决心的胡琏，为此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信，劝告父亲不要为儿子可能的牺牲悲伤：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在留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则写道：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十馀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枝，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毋悲亦毋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正是在众多像胡琏一样，舍身卫国的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下，1943年，这场以石牌保卫战为核心，粉碎日军沿长江进犯重庆，历时达4个月之久的鄂西会战，最终以日军总共伤亡25000多人、仓惶败退告终，而1万多中国守军，则将年轻的生命，永远遗留在了长江两岸的这片土地上。  

那时候，由于战局艰难，中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对此，有一篇文章曾经这么描述，在石牌保卫战中浴血牺牲的士兵和少年： 

“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当年，这些贫苦却意志坚定的中国男儿，最终以自己的死，换来了我们民族的浴血重生。 

而未曾亲身体会战场残酷的人们，更是难以体会苦难者的哀伤。 

1944年，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为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这一年，日军在中国发起了豫湘桂作战，在湖南衡阳，由方先觉军长率领的国军第十军困守孤城47天，以1.7万人对抗日军9万大军的围攻，最终全军阵亡达6000多人，一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军将士们回到战场搜寻将士们的遗骸，亲身经历者写道：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工作。这古战场并不古，不过在一年半以前，这些古人，都还是我们生龙活虎的战斗伙伴。如今，荒草没径，锈损的枪支、弹壳、炮弹皮、炸弹片，遍地皆是，惨白色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草长得最高最茂的地方，必然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根据抗战后民国国防部统计，从1937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作战伤亡达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国军总计伤亡人数高达365万0465人。 

而中国从西到东的国土面积跨度是5200多公里，合计5200000米，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伤亡的3650465位将士，如果以他们平均身高1.65米计算，他们平躺下来，长度将达到6023267米，他们的身体，将足以覆盖我们的祖国从西向东的长度，什么叫寸土必争，什么叫“一寸山河一寸血”，这就是最好的注脚。 

这些牺牲的将士，他们不是一些冷血简单的数字，他们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曾经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和恋人。 

今日清明，我们缅怀历史上与生活中的每一位勇士。每一个生命都如此高贵，无论历史、现在抑或将来，我们因这些勇士而生，我们因这些勇士而活，我们生而为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份子，我们受益于斯，生长于斯。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向勇士们致敬，因为他们“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清明，致敬勇士，因为你们，中国才生生不息、生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