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市场的分割程度，就能理解这两份中央文件的意涵

陆铭：

各位安泰EMBA的校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演讲主题是“统一大市场下的区域经济和县城”。

最近有两个重要文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

这两个前后脚发布的文件引起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很多误解，比如说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被很多人理解为我们是不是要搞统购统销，回到计划经济。后面这个更加离谱，很多朋友理解为我们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鼓励小县城发展的道路上去。

我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们把这两个意见合在一起看，才可以看到现在中央决策层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有非常先进的理念。我要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怎么理解所谓的“新空间新格局”，这是我今天的意图。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疫情是短期影响因素，我们今天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呈现出来的状态讲。

我们学过经济学就知道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要素积累，第二是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积累可以称为粗放型扩张或者是量的扩张，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质的提高，可以称集约式增长。

中国经济现在是什么状态？首先看要素积累，主要是三件事——我不谈另外两个生产要素，科技和数据，——我们讲人、地、钱。第一，人，人口红利基本是消退阶段，总人口可能很快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是2011年左右进入负增长。第二，钱，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投资过度的现象，而且这个投资没有带来很好的回报，每单位的投资对GDP拉动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很严重。第三，地，长期以来中国在土地城市化方面远远快于人口城市化。从生产要素量的积累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太多空间。

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常在经济理论里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寄望于教育、科技、研发等等，这些东西很重要。但今天我不谈这些，而是谈另一个方面，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地区间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城乡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市场分割很严重，人口、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仍然碰到了极大的体制、观念障碍，使得配置效率的提高碰到很多阻碍。

图自新华社

从大国发展角度来讲，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有最大的市场规模之一，发展要兼顾全局，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发展动能，尤其是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每一种生产要素要尽量到它回报比较高的地方去发挥它的生产效能。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由于区域经济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所以在全世界现代化国家里面，经济和人口集聚在少数地区发展，而且这种集聚程度在提高。长期以来，这种现象被我们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GDP总量的集中，在经济学里面称之为集聚，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对平衡发展，我们要关注的是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差距，它与集聚是不矛盾的。我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国家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占这个国家GDP的80%，另一个地方是20%，你可以看到空间上经济集中在少数地区，我们认为这种状态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了，但你换个思路想，如果80%GDP的地方也是有80%的人口，20%GDP的地方也是有20%的人口，两者间人均意义上就差不多。

我在后面会告诉大家，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出现了一种集聚中人均平衡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空间均衡，在这种状态下，集聚中走向平衡是伴随地区间的分工。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同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史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有一些地方比较适合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引领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这个地方的人会多一点，像我前面讲的是那类80%GDP份额的地方。

另外一些地方，负责保障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些地方的人不用多，GDP规模不大，要人均水平高，就要相应减少人口。然后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GDP比较小的地方，发展当地有竞争力的产业，提供给他们公共服务，促进不同地区的生活质量的大致均衡，这就是十四五发展规划里面讲到的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规模的差距是存在的，人均的差距是可以达到大致平衡发展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讲到统一大市场的含义了。一个大的国家，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大市场要有价格机制。怎么知道有一些地方回报高，有的地方回报低？这个地方如果有市场化的劳动工资，有市场化的地价和房价，有市场化的投资回报信息，那么人、地和钱这三种资源就知道流动到哪里、配置到哪里的回报更高。

不仅要价格机制，统一大市场还要有制度保障，保障生产要素可以在城乡、地区间自由流动。大家可以这么想，如果价格有差异——不管是地区间的工资还是房价的差异，而生产要素又不能跨地区配置，那么我如果出生在一个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地方，看到一些发达地区工资比较高但又不能去，只能望洋兴叹。要素流动加上价格机制，是保证国家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达到最大化的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经济发展还要有“用脚投票”的机制，因为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价格，比如公共服务，这个价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否则不公平；生态环境是没有价格的，更不要说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营商环境、政府有效还是腐败等等，这一系列东西是没有价格的。所以，“用脚投票”机制就是人们可以观察这些信息，老百姓通过迁移的方式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就会转移到房价上，在需求侧，房价就是反应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以及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不好好干活，营商环境糟糕，政府腐败，公共服务差，环境差，老百姓就走了，那么对当地的税收有负面影响，也就约束了地方政府不能乱来。

刚刚讲市场机制的时候，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个大国内部，有一些所谓的跨界的外部性问题和跨界的公共品提供问题，必须要政府出面，尤其是发挥统一市场里面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

我举一些例子，第一是环境治理。比如说长江这么一条几千公里的大河流，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环境监管，上游城市只管经济发展，GDP是留在上游了，污染往长江里面排，在长江下游就是喝污水，要负担治理水源污染的成本，所以整个长江流域的大保护大开发，需要上下游协同行动。

第二个例子是基础设施，像高铁网络，如果是市场经济行为，发达地区有钱就造高铁，欠发达地区没有财力造高铁或者只能造一段，这样的基础设施形成不了网络化，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建设。

第三种情况，就是市场的制度和标准。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政府统一监管的话，地方政府会出现所谓的“逐次竞争”，也就是学坏不学好。以环境为例，最好是别的城市监管，我的城市不要监管，最好是别的地方有比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我的比较低，我如果“学坏”，招商引资就到这里来了；“学好”的地方一看，你把企业吸引过去，那我也不学好了，于是就会变成“逐次竞争”。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市场标准方面要有全国统一的制度建设，这就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范围内各地做了什么努力，远的不讲，就讲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比较。

美国是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全国都讲英语，是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的国家里，美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在100多年前，美国赶超英国的时候，美国国内大市场为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尤其是当年在铁路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美国的统一大市场保障了国内铁路网络的形成。

欧洲则是由几十个小国组成的，欧洲一直意识到自己没有统一大市场优势，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在推进艰难的一体化。欧洲不同的国家有语言、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差异，但即便如此，欧洲国家从贸易自由化、移民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些欧洲国家结成了欧元区，做到货币统一；未来欧洲国家会致力于推进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化，但这条道路非常难，毕竟欧盟是几十个独立国家组成。

中国从历史上来讲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是统一的国家，经过历代王朝更迭，继承的是宗教、语言、文化没有太大差异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所以我们拥有统一大市场这个先决条件。但遗憾的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下来的一些体制，加上地方政府的行为——最大化本地的GDP和税收，再加上很多传统的观念——比如不喜欢经济集聚，很多人会嘀咕统一大市场是不是就有利于发达地区，再加上户籍制度、土地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等等，还有什么统一大市场可言呢？如果离开统一大市场，整个中国的竞争力就缺乏了本应有的优势，那是非常遗憾的。

视频截图

理解了这些东西以后，大家再去看前一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意见就一目了然。我借了网上的图（见上图）——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源头了，这个图很简明扼要。现在统一大市场是分三大方面、五个小方面，首先是统一的市场制度，包括统一的市场基础的制度、统一的市场监管公平；第二是统一的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包括要素市场；第三是市场设施要高标准，全国连通。

这和前面讲到的发挥整个国家的统一市场的规模经济，让我们的大市场变成一个强市场，这就要发挥很大的作用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我讲了好的方面，也必须要讲不好的方面。经济学家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我们不做研究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有多严重。

下面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数据看到的结果。

我们看早期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研究发现当时省和省的市场分割程度接近于欧洲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后来这一市场分割有所缓解，但是2015年浙江大学吴意云和朱希伟两位老师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左右开始恶化，出现了省际的产业同构的现象，这是非常遗憾的。

你们可能会问我最近情况怎么样？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的研究，如果一切顺利，这篇文章可以在今年发表。

视频截图

我们和上海的一家大数据公司评驾科技合作，他们有交通部下辖的全国的货车、客车的车流，我和李杰伟、郑怡林以此评估了市场分割情况。结果就是：大家看车流的情况，横轴就是任何两个城市的距离，像上海到苏州80公里，到南京300公里；纵轴就是两个城市的车流。有两条线，每一条线都是往右下角倾斜，就是说两个城市距离越远，车流越少。很好理解，因为距离远的地方贸易成本高，大家经济联系少一点，那么这两条线怎么回事？上面的圆圈带着点的线，代表这两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下面是是黑点，就是代表不在同一个省。如果不在同一个省的话，车流总是小于同样距离下两个城市在同一个省。我们看两个城市在不同的省，距离是200公里，他们车流相当于在同一个省内部相距302公里的一组城市之间的车流，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省际边界可以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拉开接近100公里。根据我们的估计，这个情况比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好多了。但是，我必须遗憾地告诉大家，一直到今天，这种市场分割的状态仅略好于其他研究里面看到的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状态。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要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讲到这里，要讲一下我们观念上的障碍，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想的。

今天很多人认为统一大市场对发达地区有利，对欠发达地区不利。形成统一大市场以后，经济和人口向少部分地区集中，这是天然的结果，欧洲、美国、日本都是这样，平衡不是均匀，是缩小人均之间的差距。中国是什么情况？我后面会讲。

我们在观念上的障碍，总有人觉得经济集聚不好，认为经济集聚会导致城市病，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由于人口集中导致的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我和李杰伟、郑怡林研究过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的拥堵和污染的关系，我们发现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与拥堵和污染之间的关系并不强，大城市有拥堵，小城市也有。在环境污染的问题上，与人口规模有强相关的是生活废水，其他的生产生活里面的污染与人口规模的关系非常的微弱。

在拥堵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增长1倍仅仅使人均的通勤时间增加2.3分钟，这些都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和美国数据出现的结果是几乎完全一致，这告诉我们：我们总是试图去讨论人口规模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反对人口的集中。但事实上这些问题，第一不严重，第二是可以治理。退一万步讲，即使人口集聚是造成问题的原因，那是要解决集聚还是解决问题呢？我想大家不难找到答案，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问题，因为解决集聚的代价很大。

很多朋友无法区分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有人说既然自由移民这么重要，为什么美国和欧洲还要反移民？其实他们反的是国际移民，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国内移民。一个国家的国内移民，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利于缩小城乡与地区间的人均意义上的差距。还可以形成“用脚投票”这样一个有效的治理机制。第四，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货币区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大国大城》中有解释，在统一货币区下面要实现人口自由流动，限于时间，就不详细解释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中国今天的人口流动趋势，城市酷想家的李杰伟老师带领他的学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制作了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的图，每一个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减少都可以从图上看到，其中红色和黄色是正增长，蓝色是负增长。

人口增长的地区，用五个字概括，第一是沿海，第二是大城市。内蒙、新疆是例外，因为这些地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不高，且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因此这里人口增长很大程度是出生率比较高导致的。

如果一个地区，既远离沿海，又远离大城市，那么它的人口基本上呈负增长趋势，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北地区。过去十年里面，东北人口负增长1千万，只有长春、沈阳、大连三个大城市的人口是正增长。

如果用区县数据看，人口是向中心城区集中的。在一些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出现的是“集中式收缩”。拿东北举例，哈尔滨的总体人口是负增长的，但是哈尔滨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这说明在一些所谓人口负增长的地区，真正收缩的是农村和郊区的县域，市中心是正增长的。今天中国人口的流动趋势是从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从内陆向沿海地区集中。

讲完这个问题，我想回过头来解释集聚和平衡的关系。去年我和李鹏飞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在人口和经济上比较大的国家。我们首先比较国家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GDP规模差距，差距越大，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越集中在少数地区；其次，我们比较人口规模差距，差距越大，表示这个国家的人口越集中在少数地区。

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GDP高度集中，人口也高度集中，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的差距非常小，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结果。促进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没有户籍制度，劳动力自由流动，流动过程是经济向少数地区集中，同时因为人口流动起来了，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便缩小了。如果人均GDP差距很大，人口进一步流动，流动到差距变小，没有流动的动力了，这就达到了前面讲的空间均衡状态。

日本与美国相比，GDP在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大，人口差距也是很大，虽然这两个集中程度都比美国低。但是如果单独看日本，日本的经济和人口也是同步集中的，其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均GDP的差距很小，甚至低于美国。日本城市和城市间的人口差距是慢慢往上跑的，主要是向东京集中，但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在地区之间是慢慢缩小的，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有了发达国家的参照，我们看到中国GDP的集中程度不高，相当于日本的水平。真正出问题的就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户籍制度，我们的人口集中程度是跟不上GDP的集中程度的，所以中国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大家仔细观察，其实中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人口差距是在慢慢拉大的，当然这是非常平缓的。

在人口集中的过程中，中国人均GDP在地区之间的差距是缩小的，所以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恰恰就是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的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要担心统一大市场会导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仅全国范围有这个情况，在一些省份内部，例如广东、四川、湖北，还有一些人口比较多的欠发达地区例如河南、安徽，都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趋势。尽管东北人口大量流出，但是如果我们把东三省当成一个地区看，东北内部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也是在缩小的。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 图自中新网

那么欠发达地区要怎么发展？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县城。我们只能在条件欠佳地方找比较优势。一方面，人口有跨省转移，可以向沿海地区转移，也可以向区域性的大城市转移。

有一些地理条件不是很差的地方，例如安徽，安徽是长三角地区相对欠发达的地方，但是安徽也是中部省份里面条件最好的地方，因为是长江经过的地方。安徽省内沿长江地带的城市是人口正增长，这些城市借着长江黄金水道，可以发展水运加海运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对广大的远离大城市和远离沿江条件的中西部地区，不具备有大规模发展制造业的条件，可能就是人口流出。这就需要发展拥有当地独特自然条件的行业，比如说文化和旅游产业，注重提高附加值，发展自然资源产业，但是这些产业能够创造就业和GDP的空间很小，所以人口流出对这些行业来讲是有助于提高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和使用量。

我举一个例子，安徽北部城市亳州，这里生产古井贡酒，像这样的地方，人口的数量主要取决于产业规模。我们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假设，假设这里的特色产业就是酒，那么就要考虑这个地方的GDP总量取决于国际国内市场白酒的销售数量和古井贡酒的市场份额。当地从酒文化开始，又可以延伸出来一个博览园就是古井贡酒文化博览园，来发展旅游，旅游业的产值就是取决于多少人去旅游。这两个产业的GDP规模大概就决定了与其适应的人口规模了。

中国中西部远离大港口，除了刚刚说的本地特色产业以外，如果是面向外需，要考虑发展的是一些国际贸易运输成本不依赖海运和水运的产业，比如说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手机和软件等等同理。中西部大城市还可以发展直播业、动漫产业、数字产业等等，这些产业不需要海运就可以发展。还有就是农业和旅游业，这样的产业对人口的容量不是很大，可以人口适当流出，有利于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这里有一个疑问，中国人地矛盾那么严重，可以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吗？事实上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同时，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但这并没有危害中国的粮食安全。最近20年以来，中国农产品的产量逐年递增，城市化率也提高20%，这就是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过程。

有人说中国的地形有很多山地，不能搞规模化。这要看如何理解规模化，规模化是不是等于机械化？机械化是不是等于收割机、拖拉机？如果“等于”的话，我承认地形对规模化、机械化是障碍。

我在贵州山区做调研的时候，看到一些地方做了成片的鲜花园，有一些是装饰的鲜花，还有种植菊花用来做精油、药材的。这是不是地形没有限制规模化？我到全国各个地方调研，有些地方是国家级贫困县，有的地方就是山区，我看到成规模的在做农业，像种鲜花，在大棚里面种蘑菇，山上种西瓜，还有中药材园，更不要说树林、竹林。像这类产业和地形的关系并不大。哪怕车开进去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成规模化的养殖场。所以说地形不是规模化的障碍，地形仅仅是影响了用播种机、收割机的种植业，还是有利用地形的崎岖程度养鲜花、药材、果林等等。

下面讲旅游，这里不是要讲上海都市型的旅游这种，而是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旅游。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要鼓励大家搞特色小镇，很多地方建立了文化小镇。但是要记住，搞旅游，一定要注意特色和距离之间的关系，有特色的地方再远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特色的地方，就要在车程一小时的大城市周边的都市圈里面搞；如果车程超过一小时，又没有特色，那就没有人去了。所以说特色和距离关系对旅游业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讲县城，关于县城发展的意见，让很多人热血沸腾。我建议大家要冷静。最近有人说要到县城建大学，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口中的县城是什么样的县城？中国有大约1800个县城，分布在中国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这些县城人口规模的差距很大，比较大的县城，例如上海隔壁的昆山，人口超过200万，实际相当于中等城市规模；最小的县城在西藏，总人口8千。

要到县城办大学，指的是哪一个县城呢？昆山已经在办大学，它不是一个小县城，而是一个中等城市，并且是在上海都市圈的范围里。所以，现在讲县城发展，一定是要区别对待。

如果今天讲到县城，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是周围是山，还有江、河，这是在中国中西部。在地理位置很好的长三角、珠三角，县城其实是一个中等城市概念，有些县城甚至像国外的大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一次国家的县城发展指导意见里面有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就是把县城分成5类。

第一类是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要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专业性市场等等。第二是积极培育专业的功能县城，比如浙江块状经济的县城，有的地方搞小五金等等；山东的曹县，做棺材而且出口到日本，还有发展汉服业。还有边境的县城，就是专业的功能。这两类可能是成为人口增长的县城。

第三、四类可能会造成人口负增长，第一是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周边的农场随着人口减少变成现代化和规模化的大农场；还有是重点生态功能，类似于西藏、东北、内蒙古等地的县城，要慢慢变成生态的功能，人口流出才有利于保护生态。

第五类，非常典型的就是人口流出的县城，这些县城往往是资源型的，对承载人口没有太大的空间，有一些地方甚至资源枯竭。这些地方是严控建设用地的规模，而且要盘活存量。要想促进人口公共服务的话，就要适度集中到中心城区来保障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提供的效率。

我对县城发展的意见解读是建立在中国今天出现的人口空间大变局理解的基础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是做企业，一定要小心不同的产业。不是说县城不能办大学，而是要考虑是什么地方的县城。中国县城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每一个县城的功能和当地的地理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产业基础都有关系。

昆明晋宁区一位花农正在采摘玫瑰 图自中国日报网 穆功/摄

对于乡村振兴，我说六个字：人出来，钱进去。农民要逐渐地减少，实现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使用量的提高，推进现代化、规模化。钱包括私人资本，也包括政府的公共资本要进去做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对人口减少的地区，我调研过吕梁。在政府扶持下，吕梁鼓励人口向中心村镇集中居住，有一些地方要规划养老机构和场所，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对没有保留价值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或是生态用地。农业大户、农业公司通过转包方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对进城居住或搬迁到异地的家庭，如果是在自愿且有偿的基础上，允许农民逐渐退出土地的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另外有些农村是有文化生态价值的，这种文化生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旅游产业。比如莫干山民宿、大理民宿，我到大理考察的时候，在民宿里面问当地的农民，外地人在这里开民宿，他们怎么想？我们很多人反对资本下乡，但是我问当地的农民，他们说很开心，原来做农民一年赚几千，现在是一个月赚3千，很开心。而且我们调研一些在当地做民宿的外来人口，赚钱了以后出钱保护当地的古村落，修缮当地有文化价值的建筑物，这时候资本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类就是在围绕大城市，一小时车程的都市圈范围里面，包括像上海的郊区新城，像昆山、太仓。随着人口增长，要允许常住人口对宅基地附属建筑物的使用权进行长租，租20-30年。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允许买卖？长租从本质上来讲和买卖没有太大差别。都市圈范围里面的宅基地，如果已经闲置，要允许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市，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增加当地的住房供应，像上海郊区可以做这样事情。

在都市圈范围内，可以跨地区地从人口减少地区有偿的调入建设用地的指标。在人口流入的城市，对新增常住人口，以当地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标准来排序，作为获取本地户籍身份和公共服务优先级排序标准。对外来常住人口，如果自愿把老家的宅基地指标带过来，在户籍落户指标有限的情况下，我认为不妨让这部分人优先市民化；对仍然不能获得当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

最后，时代的进步一定会呼吁新一轮的农村土地改革，最近关于县城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全国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里面也都提到土地市场的改革，关于农业用地现在是做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制，未来应该保障农民的交易权和收益权，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要推进改革，已经立法了，在实践当中推进也可以加快一点。

随着人口的逐渐流出，在很多地方会出现闲置的宅基地，怎么办？复耕为农业用地，就是我们说的补充耕地指标，可以跨区域交易。有一些宅基地，现在做民宿，实际上已经不是居住功能，对这些宅基地我觉得可以变成经营性用地，进行自主入市交易。

我希望在我们科学、客观地把握区域城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有些改革可以深化，可以加快改革的力度，可以顺应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的新空间、大格局。

我今天的报告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