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渊
本文转载自：后厂村体工队（ID:sports_163）
最不希望摩洛哥和法国比赛的，可能就是法国警察。
在10号晚上摩洛哥1比0战胜葡萄牙的赛后，上万北非移民及其后裔涌上法国街头庆祝，尽管起初的气氛是庆祝性的，球迷高呼口号、挥舞旗帜，但很快现场开始变味，出现了骚乱、抢劫以及一些暴力伤人事件，警方不得不介入并与这些人发生了冲突。
咱把凯旋门给点了吧！
为了迅速清场驱散人群，法国警察发射了催泪瓦斯，在一些流出的视频影像中，手持警棍和防暴盾牌的警察向人群冲去，对躺在地上的肇事嫌疑人拳打脚踢。
警方与摩洛哥球迷冲突
部分球迷被抓
这一迅速发酵的事件，无疑再一次触碰到了法国社会那根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北非移民问题，而之所以说“再一次”，是因为就在去年欧洲杯开打前，法国政坛便对重新征召本泽马进行过“灵魂拷问”。
从政治倾向上来讲，很多法国极右翼都对本泽马心存不满。法国前锋在他们眼里，就是市郊的代表性人物。市郊鱼龙混杂，聚集着大量贫穷的北非移民，是法国社会公认的藏污纳垢之所。正如电影《暴力街区》中所拍摄的那样，北非移民聚集的市郊成为了法国民众最害怕的暴力袭击发源地，成为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发泄口。
老实说，本泽马是一个极右翼势力攻击的完美对象。他祖籍阿尔及利亚，成长于里昂市郊，之后又移居马德里成为一名千万富翁。更要命的是，一次在公开场合，他将阿尔及利亚称作“我的祖国”。何况本泽马自己也不干净，2015年，本泽马曾因涉嫌用一份“性爱录像带“帮助一名黑帮成员，敲诈勒索国家队瓦尔布埃纳，而遭国家队开除。案件于同年10月开庭，媒体将其称为“录像带事件”（la sextape）。
就在“录像带事件”审理期间，2015年11月，圣战分子在巴塔克兰剧院、法兰西大球场、以及咖啡店和餐厅中先后射杀了130名平民百姓。这两件新闻，无意中将法国年轻北非男性推向了风口浪尖。自此，向来开放博爱的法国民众对北非移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2015年底，YouGov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的法国民众相信世界会变好。
本泽马：我的锅，这么大
本泽马效应迅速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蔓延开来，西方部分社会学家认为，这一事件迅速戳破了法国社会背后敏感的移民问题。“许多移民后代开始自我怀疑：假如连本泽马都不能被社会认可，自己该如何做到？”法国《巴黎人报》写道。一方面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已经让他们接受和认同了欧洲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又因长相和生活习惯上的细微差异遭到主流社会的唾弃，所以北非后裔们的心被撕裂了。
极右翼政党议员们趁机火上浇油，公开将以本泽马为代表的北非后裔，称为“纸面上的法国人”（暗指本泽马的法国性，只存在于文件上），并坚信对北非后裔的宽容就是对“人渣”（racaille）的屈服——这个词，长久以来专指生活于市郊的非白人群体。
这显然是哗众取宠的过河拆桥。二战结束后，法国经历了短暂的“婴儿潮”。但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这其中有科技与狠活儿（比如避孕手段的成熟），也有性解放运动的功劳，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空缺，以及可以预见的严重老龄化。不得已，法国只得从前殖民地引入廉价劳动力，大量北非移民因此涌入法国。此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也进入尾声，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前殖民地的居民不得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行选择（当然更多是从经济角度的考虑），北非移民潮由此爆发。
以摩洛哥为例，大部分法语地区的移民投奔法国，许多来自里夫山脉北部的柏柏尔人则大规模前往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其中的一部分人又辗转去了经济逐渐好转的西班牙。1973年，法国开放移民政策，允许移民携带家人一起，并给予法国公民身份。这条政策确实解了法国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两年后的人口普查中，60%的移民都来自北非。
齐达内也是北非移民之后，他甚至还保留了自己的阿尔及利亚国籍
这还没有结束，九十年代东欧剧变时，大量来自巴尔干半岛和车臣的穆斯林难民又辗转来到法国。“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难民又大批涌入欧洲，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法国的穆斯林群体。由于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他们大多从事着最基础的民生服务行业，和来自非洲的黑人移民一起构成了法国社会底层的大多数。
因为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社会上升通道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一群荷尔蒙爆棚的贫穷失业青年，就成了社会隐患：来钱快的偏门行当很容易成为他们的首选，久而久之，他们与法国主流社会进一步割裂。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年轻一代的北非后裔的身份意识也在觉醒。他们‘属于街道’，是穆斯林，也是法国人。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三重身份能同时被人认可。极右翼政治家告诉他们，“你们不属于这里。”如今年轻人则会反击，“是的，我们在你的地盘上，但还是北非人。”对于他们而言，“北非人”是一种骄傲的身份标签。这种身份代表着勇气，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而足球运动员则是他们的英雄，因为他们勇于将北非身份穿在自己胸口。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前往球场看球或在街上踢球时，也不再身穿法国球衣（因为法国队中更多是来自黑非洲的移民而不是北非人），取而代之的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出发，真正让北非移民问题爆发的并不是这些流于表面的身份认知或身上穿着的国家队球衣。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用一句大白话给出了答案：“笨蛋，问题是经济！”
事实确实如此，大家都能赚到钱的时候，没有人会故意找事，志趣不相投就各玩各的；但当资源不足以合理分配时，身份认同就显得很重要了，“排外”也成了某种不可避免的心里安慰。
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双重打击下，法国经济随全球大盘持续跌落，种族矛盾和阶级差异也随之放大，这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得以重新崛起的关键原因。西方现代政治有两大常用借口：阶级矛盾和民主自由。经济好了，用民主自由；经济不好，就用阶级矛盾，百试百灵。
人口学家米歇尔·特里巴拉曾骄傲的表示，法国队1998年的夺冠“比几十年的政治调整，更具社会融合性”。但之后发生的一切却否定了这种说法。如今摩洛哥与法国世界杯半决赛一战，更是戳破了社会长久以来努力维系的表面和平。
可见，足球并不是一把重新塑造法国的锤子，相反，它是社会看清自我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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