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民主党、中情局、国防部与辉瑞制药公司深涉乌克兰军事生物项目

原创：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俄罗斯“三防”兵司令）

整理：朱长生（沃民高科沃德研究院院长）

俄军方分析获取的相关文件证实：

①美国民主党党魁们是军事生物研究主意的策划者与为美国精英中的少数人秘密洗钱计划的制定者；

②美国现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yden）深涉其中；

③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疾控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辉瑞制药公司等是乌克兰秘密军事生物计划的关键参与方；

④为“大制药公司”的利益，美国政府将在法律和伦理上有争议的研究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⑤美国防部正积极将乌克兰项目未完成的研究转移到中亚和东欧国家；

⑥福奇公开撒谎，故意隐瞒美国政府参与研究项目的情况，并与社交媒体管理层串通，在关于COVID-19起因上操纵公众舆论。

综上，世界有权质问美国，威胁人类的新病原体是怎么出现的、其流行病特征是什么？

俄罗斯国防部

12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举行情况通报会。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简称“三防”兵）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通报了对获取文件的分析结果。俄国防部网站全文公开、刊载了基里洛夫中将的发言材料。

2022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第9次审议大会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是在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军事生物活动丑闻曝光、H1N1猪流感爆发和非洲猪瘟蔓延的背景下举行的。会议讨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地位、其条款遵守现状、增强各国生物计划透明度问题。

俄联邦在公约框架内曾提出一系列加强不扩散生物武器机制与完善信任措施倡议。

首先，恢复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带有有效核查机制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谈判，包括病原微生物、毒素和专门设备清单，并且具有全面性。

其次，提供在本土以外进行生物防御研究实验信息，扩大建立信任措施的范围。

第三，建立科学咨询委员会，评估具有广泛地域代表性和平等权利的成员国科技成就。

第四，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内使用流动生物医疗队。

然而，这些提议被西方集体阻止了。只有关于开始就设立科学咨询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建议没有受到反对。尽管有120多个国家支持俄方倡议，但美国明确表示，不允许在成果性文件中使用关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和核查程序重要性的措辞。

西方代表团坚持只就其感兴趣的问题作出决定，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关注。他们有意将论坛参与方的注意力转移到次要问题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替代机制上。例如，在审议大会期间，一个美国非政府组织建议在联合国名下建立一个调查生物事故的联合机制。

美国人意图，要让新机构填补负责生物武器使用调查的秘书长机制与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之间的空白。其成立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对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结论不满意。显然，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忠诚、更可控的工具来调查传染病的爆发。

美国对将美国和乌克兰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义务以及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展军事生物活动的事实写入最后文件的建议作出了“特别痛苦”的反应。

利用第9次审议大会平台，俄罗斯国防部就2022年9月举行的磋商会议结果举行了通报会。提供了文件证据，证明在美国的财政、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下，在乌克兰境内对生物武器部件进行了研究，并对特别危险和具有经济意义的感染病原体进行了研究。

作为论据，提供了反映俄罗斯和国际专家立场的视频材料，以及证人与美国国防部降低威胁局项目参与者的证词。其中一位是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博舍尔，他再次证实了在五角大楼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进行危险病原体研究的事实。

俄罗斯的发言促使许多缔约国思考与华盛顿在生物军事领域合作的风险，并重新审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美国代表团团长肯尼斯·沃德拒绝回应俄罗斯关于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指控，理由是“…莫斯科从来没有兴趣听到美国对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具体问题的答复，因此我们打算拒绝进一步澄清。”

美国的这一立场及其对重启《公约》核查机制的任何倡议的阻挠再次证明，华盛顿有要隐瞒藏的东西，确保遵守《公约》的透明度对美国没有好处。

早些时候，俄方引用了美国（迪特尔）非政府组织关于乌克兰活动的报告。五角大楼对该文件进行了严格审查，删除了大约80%的信息。

俄罗斯国防部获取了该报告的扩展版，它披露了生物项目专家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位、参与的实验室名单以及证实进行了与特别危险感染病原体有关的演习和训练的事实。

根据该文件，军事生物计划的执行者是乌克兰梅奇尼科夫防治瘟疫研究所、兽医研究所和利沃夫流行病学和卫生研究所。这份报告包含了五角大楼三家承包商的信息，来自美国国防部的30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与7名负责人的个人资料。

这些文件补充并证实了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获得的信息。

早些时候，俄方提供了材料，确认亨特·拜登和他的罗斯蒙特·塞内克（Роузмонт Сенек）基金会以及美国民主党控制的其他实体参与资助了在乌克兰开展活动的五角大楼主要承包商。表明，美国现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yden）深度参与资助国防部控制的Metabiota公司。

乌克兰军事生物秘密计划的关键参与者包括美国国防部降低威胁局前局长（肯尼斯·迈尔斯Kenneth Meyers）、美国中央情报局风险投资机构In-Q-Tel执行副总裁（塔拉·奥图尔Tara O’Toole）、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马斯·弗里登 Thomas Freeden）、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沃兹沃斯）、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际研发与医学部总裁及首席研究员等。

他们都是五角大楼生物项目的受益者，与民主党有联系，民主党领袖人物是军事生物研究主意的策划者与为美国精英中的少数人秘密洗钱计划的制定者。

应该质问这些人，为什么纳税人的资金被浪费到在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非法军事生物研究上。

必须指出，为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进行游说是美国阻挠《公约》核查机制的原因之一。

早在1990年代初，俄罗斯就同意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内，在相互基础上为美国和英国官员开放非军事实验室。根据协议，俄罗斯专家组对制药巨头辉瑞的企业进行了检查，并在检查开始前48小时通知了对方。

这种访问引起了美国制造商的强烈反应。以检查危及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为借口，美国政府阻止了任何进一步的检查程序。

为了所谓的“大制药公司”的利益，美国政府将在法律和伦理上有争议的研究转移到“第三国”境内。同时，这也使得不必在《禁止生物器公约》建立信任措施框架年度报告中对美国军方委托进行的研究作出申明。

据报道，五角大楼正在积极将乌克兰项目框架内未完成的研究转移到中亚和东欧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与肯尼亚、柬埔寨、新加坡、泰国等非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也在加强。美国国防部特别感兴趣的是已经拥有高级生物隔离实验室的国家。

在第9次审议大会之前，联合国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中满泉女士表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所有裁军条约中最没效的，因为没有明确的核查程序。有许多灰色区域，特别是在实验室进行的科学研究中……”

这类研究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强病原体功能的工作，包括在波士顿大学制造一种人工冠状病毒感染病原体。正如俄方曾指出的，这种修改后的病毒有80%的死亡率，导致非典型神经症状和严重的肺损伤。

尽管有正式的禁令，但美国预算仍将资金用于双重用途研究。在这方面，共和党已开始调查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兼拜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美国）国家通过中介组织资助加强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病毒致病性的实验这一事实得到了证实。

调查发现，福奇公开撒谎，故意隐瞒美国政府参与研究项目的情况。同时，他还与社交媒体管理层串通，在关于COVID-19起因上操纵公众舆论。

在这些披露的背景下，质问美国对人类危险的新病原体的出现原因及其流行病特征，是合乎情理的。

回到会议成果上来，俄方要指出，美国及其盟国试图使《公约》适应其利益，结果导致会议未能就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达成原则性协议，最后通过未有结果声明的文件。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倡议被西方代表团封杀，被称为“不专业”或“研究不足”。

这次会议暴露了在执行《公约》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美国执意追求全球主导地位，白宫在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文件中强化了这一想法，这进一步加剧了分歧。

西方媒体不仅无视缔约国的声明，而且无视这一国际论坛的工作事实本身，对第9次审查大会鲜有报道。

俄方认为，这暴露美国及其盟友图谋，对西方不方便的军事生物研究项目保持沉默，留下回旋空间，并再次阻止加强不扩散生物武器机制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