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朝野的清朝第一贪腐大案

作者：张斯扬、逆北

本文转载自：历史研习社（ID:mingqinghistory）

文|张斯扬，逆北

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年) , 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自封疆大吏到地方县官, 光是被判处死刑的就有100多人。一时间满朝上下人人自危。连乾隆帝本人在了解事情原委后也颇为吃惊，称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值得玩味的是，这桩贪腐大案的东窗事发，并非清廷大员自上而下主动查处的结果，而与一场民间暴动有关。

而这一切，还得先从甘肃循化厅撒拉族人苏四十三的反清起义说起。

01甘肃官员弄巧成拙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族内部发生“新教”和“旧教”之争，因清政府在调解教派冲突中偏袒“旧教”，最后衍变为“新教”和清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属甘肃河州管辖的循化厅 (今青海循化县) 撒拉族人苏四十三, 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乾隆皇帝谕令军机大臣和珅、大学士阿桂赴甘, 并急调连城、凉州、固原和陕西等地援军进剿。然而，即使北京方面调集了数万官兵，战事依旧未能快速推进，同时还因为参战人数较多，给朝廷的军费开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出征的清朝骑兵）

战事不顺连带的乾隆帝心气儿也不顺，更重要的是当地的战略储备物资——“捐监粮”也不翼而飞，陕甘总督勒尔谨被撤职, 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亦是战战兢兢。他在惶恐之中为求自保，竟主动向乾隆帝献殷勤，称“现在用兵之际, 需用浩繁, 臣情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 缴贮甘肃藩库, 以资兵饷。”

王廷赞意图看似是颇具“大局意识”，毁小家为大家，然而在这个异常敏感的时刻，乾隆帝却感到这种套路似曾相识。原来，此前已经升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因为“王燧贪纵不法案”受牵连，呈请罚银五十万两，以充修建海塘公费之用。

对于乾隆帝来说，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乾隆帝戎装图）

用钱财来抵掉罪罚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两人提出的罚金数额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些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这直接引得乾隆帝疑心大起：“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 (即布政使) , 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同时，王亶望刚刚调浙不久，其巨额家资应该也是过去在甘肃任内所得。

巧合多了便不是巧合了，乾隆帝断定这其中必有问题，当即传谕已经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 严密访查王廷赞因何家道充裕, 是否与甘肃捐监一事有染指情弊, 据实复奏。

乾隆帝老了，但却不傻，他的思路回到了案情的关键所在——“捐监”。

“捐监”就是指捐纳监生，在清朝前期，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社会现象，富裕人家的子弟向朝廷捐纳一定的钱粮，可以获得监生的资格，可送监读书，从而获得参加乡试会试的资格。捐纳监生始于顺治六年（1649），康熙朝规定：“民间俊秀子弟捐米一千石，可送监读书，其谷收入库内，存储待济。” 之后所需捐纳钱粮数目又减少了许多，到了乾隆十年，只要捐纳一百七十石，就可以得到监生资格。这个规定的初衷是为了遇到灾荒可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或应对其他突发情况，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一项举措，但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 挪用捐监粮, 甚至折收银两, 以便中饱私囊的事常有发生，因此这项政策推行了几年便被中止了。

甘肃那个时候作为全国较不富裕的省份, 自然灾害频发，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 以抚恤灾民, 并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长久下去，中央每年需拨巨款，甘肃地方却还是为缺粮发愁，因此即使有诸多弊病，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仍奏请恢复捐监旧例, 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 乾隆皇帝也便很快允准。

为了避免之前的弊病再次发生, 乾隆皇帝还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 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这位新上任的王布政使确实很“精明”，也“善于理财”，到任不久，他便私自让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 改“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清政府在批准复开捐监时, 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 王亶望把这43石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 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下粮食储备没有了，换成的银子都流入了官僚的腰包。

面对空空如也的粮仓，王也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向中央哭惨。王亶望调亲信蒋全迪为兰州知府, 公开授意各州县收来的银子总交蒋全迪办理，将无中生有的“捐监粮”以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受灾情况也是虚假上报，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 定出收捐数额, 由藩司将预定单发给各县, 由各县照单开赈。也就是地方上想报多少, 就报多少。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当地州县官员争相贿赂上级部门。王亶望在后来的招供中坦言：“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些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在这种情况下，甘肃官场上下沆瀣一气，收受贿赂蔚然成风。平番县知县何汝南, 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 虚开赈银6万余两，而前后送给王亶望的就有18000余两, 甚至还“馈送”蒋全迪6000余两, 最后，此人又花去银6000余两。为总督勒尔锦办买物件。

乾隆四十二年，王亶望升任浙江巡抚，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但王廷赞不仅没有揭露这种贪污行为，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他很快被同化，继续维持这种灰色收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 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 收银15094750两, 总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此案查实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首犯王亶望被处斩,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王廷赞于本年秋审时绞决伏法。贪污过万两白银的巨犯斩首56人,免死发遣46人,革职、杖流、畏罪自杀数十人。

（影视剧中被斩首的王亶望）

这样的一桩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巨多的贪腐大案，居然隐藏了七年之久，最后还是乾隆皇帝一语道破，为什么这七年间就没有人发现这件事呢？难道是清朝的监察系统出了问题？

02“形同虚设”的监察制度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置了监察官员，用以防止百官失德，清朝也不例外。

清代掌握监察大权的部门是都察院，负责掌司风纪,监察百官的政绩与品德。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分别对全国各省的刑名事务进行审核、监察,给事中则分别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务。二者合成“科道”。然而，在清朝君主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的情况下，监察官员实则“形同虚设”。

首先，对于监察御史这一类监察地方的官员，实际已经失去了监察地方的权力，巡按御史定期巡查制度于康熙二年废止后,督抚就将地方监察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清史稿》记载“巡按既裁,地方巡视责归督抚”,地方的监察实质上变成了督抚的自我监督,甘肃的督抚自然可以逍遥法外而不必担心被弹劾。

其次，给事中作为监察中央的官员,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给事中等官员根本无从得知,既然内容都不知道,弹劾、封驳又从何而来?乾隆元年,给事中曹一士上疏，提出恢复给事中的独立地位,避免给事中因为忙于应付程序性事务,无暇封驳之任。奔走内外,朝夕不遑。然而此议未获乾隆皇帝批准。

最后，作为封建皇权的顶峰的清朝，我们不能不考虑乾隆皇帝本身的态度。单是甘肃冒赈案这一桩案子，乾隆四十一年,当乾隆第一次怀疑王亶望上报的捐监数据时,他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查验。乾隆四十六年案情逐渐败露后,乾隆又特派自己信任的大学士阿桂、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等人对甘肃案件进行监察和审讯。乾隆任用的都是自己的宠臣、心腹，根本没给监察官员任何发挥的空间，足以看出皇帝的不信任了。

纵观整个乾隆一朝,监察官员都很少弹劾其他官员,也较少参与大案要案。发生于乾隆朝的五千多件弹劾案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由监察机构提出。乾隆皇帝也很少依赖于都察院，几乎从不把贪腐大案交给监察系统处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判断，并派专门的钦差大臣前往查核。在这种情况下，监察官员又如何有所作为？

03密折制度也失灵了？

除了监察官员之外，清代还创立了一种具有君主集权特色的百官相互监督的制度，那就是密折。

密折制度自清代康熙晚年开始出现，最初是由皇帝指定的大臣向皇帝专门奏事的一种文书,也是皇帝获得各种政治信息的机密通信。相比于监察官员，皇帝当然更加相信密折上的内容，因为这种渠道是一对一的秘密通信渠道，可以有效避免官员之间的结党营私，从而把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

可在甘肃冒赈案一案中，乾隆皇帝就是被这种祖宗传承下来的制度狠狠蒙骗了。

上面我们说到地方的监察主要靠督抚，那么陕甘总督勒尔谨对于此案也是“功不可没”。乾隆三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勒尔谨先在密折中捏造了甘肃安西二处捐监的具体情况,又在当年五月初七的“奏报严定收捐监粮章程”中,向乾隆保证“随时密访严查,一有折色亏挪等事即行据实参究从重议处。”

勒尔谨为什么替王亶望和王廷赞遮掩？自然因为他也是局中人。

作为甘肃的最高长官，王亶望和王廷赞在行事的时候绝不会忘了勒尔谨的那一份，而从勒尔谨个人来说，当初捐监一事的恢复就是由他来提出的，相当于他是一切的“祸首”，而在甘肃贪腐严重程度超出他的预想后,他此时上奏，自己的仕途直接化为乌有。勒尔谨如何反应自然不难猜测。

对于“迷之相信”密折制度的乾隆帝来说，他应该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地方官员还可以结成同盟，上下串通起来忽悠自己，所以他才会轻易地被勒尔谨的密折欺骗，直到他派和珅阿桂入甘平叛起义,两人亲自看到甘肃情况之后，乾隆才恍然大悟——“该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上下一气冒赈作弊已属显然。”

由此可见，密折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根本无法替代监察官员，一味地相信密折只会给百官留下欺上瞒下的空间。

04乾隆并不“无辜”

甘肃冒赈案发生在康乾盛世的巅峰，这一贪腐案的浮出水面，明显让皇帝本人有些面子上挂不住，此外，甘肃冒赈案中，从督抚到知县的一众官僚结党谋私，导致以精明自诩的皇帝本人都蒙在鼓里长达七年之久。乾隆对于这些事情，真的自始至终毫无察觉吗？

首先，此案的涉案人员曾广受乾隆看好。清朝时，皇帝通过中下级官员由王公大臣带领面见皇帝的引见制度——阅读文书,听引见官报告并与官员交谈,得出对官员能力、人品的判断，甘肃冒赈案涉案的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接受过乾隆的引见,王亶望和秦雄飞被引见次数最多,达到4次之多。乾隆对王亶望4次的评价皆是好评，分别是：

“此人竟有出息。”

“竟好,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

“可胜此任。”

“甚知者。”

对于其他官员，也是好评居多，甚至在参与贪腐后到案发前这段时间内,再被乾隆引见的官员仍旧获得了好评,而且全部都升了职。

由此可见，这件案子七年都未案发，也与乾隆对这些人看走眼有关，皇帝赏识，皇帝信任，皇帝的看法就是最大的看法，群臣又如何会得罪皇帝看好的人？

其次，乾隆对“收受贿赂”的态度较为暧昧。暧昧其实已经比较委婉了，皇帝也喜欢“收受贿赂”，皇帝也喜欢钱。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风行以馈赠为名的贿赂。州县向道府送礼，县道府又要向总督、巡抚送礼，总督、巡抚则要向朝中权要送礼。他们如此光明正大，正是因为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也接受地方总督、巡抚、朝中大臣等人的礼物，只不过蒙上了一块名为“贡献”或“进贡”的遮羞布。

从王亶望作布政使到任巡抚，光是置办贡品就花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以邀皇上恩宠，乾隆能不知道吗？如此一来，贪赃枉法之人更加肆无忌惮了，皇帝都喜欢这么做，我跟着皇帝走有什么错，官场恶劣的风气能说和乾隆皇帝本人毫无关系吗？

不止乾隆帝，京中的大臣们也有很多收到了王亶望等人的馈礼，他们对王亶望的贪污行为也略知一二，讽刺的是，据乾隆帝事后所说，他对这件事“早有耳闻”，甚至“迟回未发者已二三年矣”，所以王亶望的贪污其实乾隆早就知道了，但是他并未有任何的惩处，反而放任其继续进行，所以百官自然不敢率先发难，轻易挑开。

（影视剧中步入人生暮年的乾隆帝）

只要看看乾隆帝宠臣和珅被抄家后的结果便可知道，甘肃冒赈案的发生，仅仅只是清王朝官僚系统腐化的冰山一角。或许步入人生暮年的清高宗有心借助对此案的严厉处置来震慑群臣，让他们不要吃相太难看。但随着乾隆年岁增大，喜从恶违的人性弱点逐渐显露，高层对贪腐的惩治已变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极端专制的政治环境中，王亶望等人的贪欲，反显得有些再正常不过了。

参考文献：

1、（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8月。

2、郭成康：《清代政治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

3、李翀：《乾隆朝官员贪腐原因新探——以甘肃冒赈案为例》，《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4、姜洪源：《“甘肃冒赈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档案春秋》，2006年第1期。

5、刘文鹏：《从甘肃冒赈案看清代集团性腐败的猖獗》，《中国人大》，2015年第9期。

6、祖远：《乾隆反腐:50多名要员人头落地》，《文史博览》，2009年第7期。

7、郭成康：《百颗赃官头一桩奇贪案──清乾隆年间王亶望特大贪污案探秘》，《炎黄春秋》，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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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朝野的清朝第一贪腐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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