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都想做大变局里的幸存者

中国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国家，每当出现一些高频、顶层设计类的理论术语时，都意味着政策方面的全面跟进。
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东风压倒西风”，八十年代的“和平与发展”，新世纪之初的“战略机遇期”，以及最近几年来大家熟悉的“百年变局”。
当时间来到2026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百年变局”理论正日益被世界接受，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强调这一概念。
1月2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众议院演讲时表示：“世界正处于变局当中，美国也在不断变化，现在的美国几乎什么都不正常。”
1月30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称：“格陵兰岛事件是一场凭空出现的奇怪危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长期失序的世界。”

被美军绑架48小时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现在了纽约法庭上。
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大变局”其实就是“大动荡”的含蓄表述。
尽管“百年变局”的表述看起来有些笼统，但它精准概括了中国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秩序的预期——无序。
中国战略界形成了一种共识，2020至2030年代的世界不会再像上世纪后半叶的“两极格局”或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间的“单极格局”那样稳定，而是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黑天鹅”事件。
像2021年的美国国会山骚乱、塔利班进城，2022年的俄乌战争，2023年的加沙危机，2025年的关税风暴等，多多少少都印证并加强了这种观点。
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黑天鹅”事件背后存在一些主观因素，比如：特朗普或普京的个人想法，但从根本上讲，它是由主要大国实力消长造成的客观局面。
拜登时期，西方领导人曾频频高呼“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潜台词便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
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法持续，开始主动制造混乱、浑水摸鱼，试图把各国对美式秩序的依赖尽快“变现”。

韩国民众抗议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中国、美国民主党、美国共和党这三方对于冷战后国际秩序已经结束的这一认知是基本相同的，区别主要在于应对策略。
拜登时期民主党政府希望把世界格局恢复到1990年代之前的状态，该模式以团结西方阵营为核心，目的是以优势地位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
2022年8月25日，拜登参加了一场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款举办的招待会，期间就国际国内形势发表看法：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每隔五代人或七代人发生一次。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一定都朝坏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变化特征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而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那么多确定性（The Chinese are very,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
细细品味拜登的话，似乎很有嚼头——“中国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们并非胸有成竹”，隐含的意思显然是“美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们胸有成竹”。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参议员，当选时只有30岁，在做了29年参议员之后又做了8年的副总统，可以说是最熟悉冷战的当代美国政客了。

与拜登试图恢复冷战模式的做法不同，中国确信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架构正发生颠覆性变化，试图维护它、恢复默认设置都将是徒劳的。
中国既没有想着全面修改现有秩序或用其他方案取而代之，也没有寻求拯救这个系统，而是在为它的失败做准备。
在中方的预期里，大多数新兴国家对于“冷战式集团”态度冷淡，未来必将是一个多极、权力分散的世界。
以俄乌战争为例，华盛顿的主流观点是普京与俄罗斯挑战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必须加强这种秩序作为回应。
中国等全球新兴国家则认为，冲突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各国需要采取措施来承受这种变化。
与长期处于“优势生态位”的西方国家不同，广大新兴经济体毫无动力去捍卫一个原本就不属于他们的秩序。
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开始给俄乌战争赋予更广泛的意义，比如普京就多次呼吁对全球政治秩序进行重组，表示“以跨大西洋为核心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有学者这样点评道：“北京的理解可能比华盛顿更准确，也更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如果美国的战略只是寻求更新一个消失的秩序，那它就不会奏效。相比之下，中国正在为一个由无序、不对称和分裂组成的世界做准备——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秩序演变的看法似乎更加跟中国趋同。
其2025年11月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本质上是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背景下的战略重构，以“西半球堡垒”和“务实交易”作为主基调。 
至于特朗普团队提出的各类产业政策、供应链安全、“金矿计划”等等，则俨然是模仿了中国的许多底线思维操作。

2026年2月2日，特朗普宣布斥资120亿美元建立关键矿产储备，命名“金库计划”。
回顾历史，国家层面体会到的危机感通常要高过普通民众，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感又要高过其他国家。
犹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启动了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三线建设”——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工业迁移。
“三线建设”划分了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最安全的三线地区是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核心为四川盆地。
六七十年代，四川与重庆承接了大量的内迁工业，包括核工业、电子工业、导弹、飞机制造、常规兵器等，甚至还有潜艇制造厂。
除工业层面的迁移外，各种防御工程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建设起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为当时的防空策略口号。
这种“生存主义”思维一直持续到今天，比如：中国很多小区的地下车库都是按照人防工程的标准建设的，能源储备、粮食储备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新能源汽车受到大力扶持……
简而言之，新时期地缘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内向型超级大国之间的生存竞争，而不是冷战期间那种扩张式竞争。

中国城市建筑里常见的人防设施
在这场“幸存者竞赛”里，美国的优势是长期占据着既有秩序制高点——北美大陆进可攻、退可守，能源和粮食自给自足。
中国的优势是准备充分，包袱较少，可以轻装上阵。
因大环境趋向混乱，越来越多的大国和中等强国倾向于自由地展示实力；与此同时，缺乏细腻外交手段的特朗普正使得西方阵营内部发生疏远，难以像拜登时期那样集体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选择默许其他国家挑战西方秩序，并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思路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孤立主义”有些类似，只不过当前的“孤立”仅限于地缘政治层面，经贸领域的联系仍继续保持。
等待变局的过程中，中国将尽可能地巩固自身稳定性，力求把本土及周边打造成抵御混乱的盾牌。

在变局催动下，周边的越南、日本等国正不断诞生“强势领导人”。
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今天的世界在意识形态色彩领域弱化了很多。
1945年之后，美国和苏联分别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各自规划的愿景，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宣传与美国截然不同或对立的意识形态，相反，二者在多个领域越来越相似。
当时任何一个赢得独立的新政权都会在美国集团或苏联集团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不想选边站，也会通过宣称“不结盟”的方式来定义自身身份，如今则不再有国家强调类似的“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相互依存度显著升高，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之间的贸易量很小，而今天中国与西方国家拥有每年数万亿美元的经贸往来。
相较于大国战争，一种更可能发生的场景是不断有地区强权采取战争或其他危机手段来表达自身诉求，以“少量多次”的方式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就像过去几年的俄乌战争和中东危机那样。
中美等大国因彼此战略竞争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妥协措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进而形成“无序的多极化世界”。
在这一点上，中东堪称“后美国世界的实验室”——随着华盛顿势力逐渐退出，该地区的力量真空被中等强国抢占，局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于试探中一步步走向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