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极限,第三次分配来了

作者:智谷子

本文转载自:智谷趋势(ID:zgtrend)

◎智谷趋势(ID:zgtrend) |  暴雨、S博士

它可能会成为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高规格提及。

纵览会议内容,它很可能意味着共同富裕或将从文件走进现实。

会议带火了一个词——“三次分配”,但其实它有很多意味深长的表述,会让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浮想联翩。

比如: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结合会议序言的关键表述,既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的需求,又是“长期执政的基础”。

那么,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该有人对此再心存侥幸。

剩下的问题就是,涉及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将如何实现,三次分配将会出现什么新的形式,它将最先影响到哪些人?

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极限,第三次分配来了

中国人对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不算陌生,那么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资料,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

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

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

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

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

三次分配首次获得官方认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会议在提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进一步明晰,会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三次分配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挂了钩。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三次分配”被纳入中国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愈发明确。

从概念的提出,到对这个重大命题进行阐述,再到提出基础性的制度要安排上了,我们可以感受到,政策信号越来越密集。

联系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内被密集、高规格提及,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将进入大规模的操作阶段。

智谷趋势文章《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中国正在发生战略转向,决不允许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提到,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现在开始,我们迈入了均贫富的阶段了。

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但也是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

此次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其实就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意味着,要实现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这一阶段的工作将会围绕,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展开。

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极限,第三次分配来了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会对近来的一系列大动作,多了一个理解的维度。

最近有几个行业受到监管层的雷霆暴击,引起全国关注,分别是:互联网、教育,还有娱乐圈。

第三次分配要解决什么问题?答案是公平。

公平,充分体现在反垄断和防堵塞这两手上。反垄断是防止“富者愈富”,防堵塞是防止“穷者愈穷”,让财富流动,让阶层流动。

反垄断对应着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蚂蚁上市一夜被叫停、阿里被开出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为起点,反垄断罚单一张接着一张,中国企业去海外上市被频频警示……

证监会在7月5日明确提出,防范少数人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互联网野蛮造富的时代,步入了尾声。

另一个“暴富”行业在娱乐圈。

2018年,范冰冰因偷税漏税被八亿罚款事件,引起了娱乐圈税务大地震。短短4个月内霍尔果斯百家影视公司注销,明星避税港变荒城;

今年,先是顶流郑爽因代孕弃养案变成了路人爽子,随后被曝出1.8亿的片酬,后有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激起了极大民愤。凭什么一个要演技没演技,要人品没人品的网红,却能拿到亿万身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据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

明星收入过高、德不配位的热议不绝如缕,特别是在近期吴亦凡、张哲瀚等明星“塌房”事件频发后,步步达到高潮。

《新华社》点评:吴亦凡事件不应该只是公共舆论的一次“盛宴”,更应成为演艺界的一次警钟,国内娱乐圈存在的畸形生态该彻底整治了。《人民日报》发文:治理饭圈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从明星丑闻爆出到“一夜消失”,再到官媒发声,演艺圈的监管似乎来到“收网进行时”。

资本在娱乐圈的无序扩张,顶流的“一夜暴富”,显然也到了历史转折点。

从防堵塞看,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说明了通道出现了梗塞,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出现了青年“躺平”危机。

“躺平”显然是对阶层固化的佛系对抗。

在中国,很多优秀年轻人的未来同样被精英巨头们垄断,“996”、“007”让年轻人卷到极致只想“躺平”。

更可怕的是,作为中国阶层流动的主要通道——教育,也出现了堵塞。有钱人豪掷千金买学区房就能进入好学校,再通过校外培训班让自己的孩子早跑一步,寒门无奈再难出贵子。教育内卷愈演愈烈。

于是近期,中央出台了“双减”政策,K12校外培训机构“团灭”,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区房彻底“凉凉”,教育公平正渐渐回到应有轨道——让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47(达到0.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了),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

高层讲话传递重大信号,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极限,第三次分配来了

第三次分配,谁被分?谁得配?

前面提到,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

去年年初学习时报文章《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称,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

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

中国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

界面新闻报道,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这仅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而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中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在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有三件事情正在或即将发生:

第一,企业家参与扶贫没有终点,将迈入从比富到比慷慨度时代。

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热情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公益的深度与厚度。

如今,脱贫攻坚战已经完成,不过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没有终点。

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大基调下,中国企业家会进入从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时代。

当然,“制度安排”也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提出,一方面要进行短期刺激,实施慈善信托的减免税政策;另一方面进行长期刺激,以政策激励慈善组织重视个人捐赠,更加积极开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

相信与此相关的税收减免、优惠法律、政策也已经在路上了。

第二,中国离征房产税、遗产税越来越近。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或有过)遗产税征税历史,比如美国遗产税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在18%-40%之间,日本也采用超额累进制,税率一般在10%-55%之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中国虽然尚未开征遗产税,但是我们要做好十年内出台的准备。

《胡润财富报告2020》指出,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

当前,中国正值第一代富翁把他们的财富向第二代转移,这时候如果不及时推出遗产税,跨越代际的财富不平等就更难控制。

可见,要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开征遗产税也成为时代的选择之一。

目前中国人财富不少体现在拥有多套房子上,特别是“炒房族”,搭上了房地产造富的时代顺风车,获得了超高收益。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今年6月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第一财经报道,多位财税专家分析,继重庆上海之后,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有望扩围,为房地产税立法探路,积累经验。

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试点步伐很可能加速,房子越多、价格越贵的富人,做好要交更多税的准备。

第三,在监管的铁拳下,“一夜暴富”神话再难创造,中国将回归实业兴邦。

无论是房地产造富,还是互联网造富,又或是资本进入娱乐圈造富,“一夜暴富”的神话很难再被复制,在强监管时代,中国将谨防“脱实向虚”,发展的重心在实业。

乍一看,发展制造业与共同富裕关系不大,实则不然。

目前中国的分配结构是金字塔型,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就要推动更多塔底的人向中间层流动,塔底的是谁?除了农民,就是产业工人。

中国有4亿产业工人,但由于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简单地说,1个美国工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13个中国工人。

这导致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收入很难提升。

因此,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就要从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素质开始,在源头上就要发展职业教育,这样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才有希望。

说到底,共同富裕,牵涉到我们已经出现以及将要面对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一盘大棋。

现在,我们有幸目睹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被掀起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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