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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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的上海滩，湿冷多雾是常态，这种少见阳光的季节，本就让人有些喘不上气来，在这之外，沿海游弋的悬挂着膏药旗的日军兵舰更给华洋杂处的地方增添了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上海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一个话题——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这世道并不太平，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
抗战时期的上海。来源/电影《八佰》截图
此时千里之外的东北黑土地上，民间社会自发成立的义勇军正在艰难地抵抗着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而作为正规主力的所谓“东北军”，则像去年主动撤出沈阳城那样，又一次把锦州交给了日本人。
作为国民党统治腹地的长江以南地区对日寇的步步紧逼同样反应消极。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势力正与割据两广的陈济棠、孙科、李宗仁等人暗中较劲，谁也不肯轻易承认对方为“正统”，都想利用日寇的入侵来压迫对方远离政治舞台中央。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趋于白热化，随时可能爆发新一轮战争。
国难当头，最可怕的莫过于内讧，因为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面对强大的反蒋势头，蒋介石在两广集团的施压下选择下野，但是江浙财阀和中央军仍保持着对蒋介石的支持，首鼠两端惯了的汪精卫因未能从反蒋中获得多少好处，也暗中和蒋介石“尽释前嫌，重归于好”。这也为蒋汪日后联手出山埋下伏笔。
蒋介石下野后，江浙地区的防务也出现了变动。由于当时南方有实力的军阀大多被陈济棠和胡汉民等人拉拢过去，留在南京阵营和态度中立的寥寥无几，所以这也无形中减少了蒋介石的选择困难。最终，同样来自两广但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南京阵营的陈铭枢被蒋介石选中，委以防守从南京到上海区域的重任，原先在赣州与工农红军作战的陈铭枢所部第十九路军也顺势被调离，改派往上海驻扎。
陈铭枢
如果按照当时划分派系的观念看，十九路军无疑是非蒋介石的嫡系力量，由于其武器装备落后、主要领导人在南京中央又缺乏政治影响力，所以被时人归入地方杂牌军的行列之中。在当时驻上海的外国记者眼中：“十九路军面目黄瘦，暗灰色的军服、草鞋、斗笠、从外表上看十分疲劳，甚至有点近于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样儿。他们的武器，也简陋得很，步枪、机关枪以外，只有手榴弹，诸如重炮、高射炮之类的重兵器几乎绝无仅有。”
就算作为基本武器的步枪，其本身的质量也不容乐观。据十九路军156旅第四团副官马行健回忆：“我们士兵使用的都是湖北汉阳兵工厂和广州石井兵工厂生产的七九步枪，对敌人（即日寇）铁壳兵舰效力甚微。”在上海人眼中，这支新驻防的部队和他们以前见过的其他军阀武装没什么本质差别。
十九路军不会想到，他们在上海会与日寇的海陆空军精锐有一番较量。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在上海秘密策划一系列事件，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当时，日本关东军和特务机关正加紧筹备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实现分裂中国东北的野心。
于是，先是在上海发生了田中隆吉与日谍川岛芳子收买中国流氓袭击日本日莲宗僧侣，再贼喊捉贼，称这是中国民间的“反日活动”，紧接着，一部分日侨又在日本特务的怂恿下，纵火焚烧了中国的三友实业社，继续施展之前的强盗逻辑，渲染“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
日谍川岛芳子
日本特务在上海挑起的风波越闹越大，上海市长吴铁诚被日方的强词夺理搞得焦头烂额，但是在上峰“不扩大事端”原则的暗示下，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可就是这样，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原因很简单，日本的海军看到陆军在东北“建功立业”，也燃起了在中国南方“找找便宜”的心理。中国政府的一忍再忍，刺激他们加快了军事征服的野心。1月21日，日巡洋舰“大井号”和四艘驱逐舰从日本本土出发，23日到达上海。24日，日寇航空母舰“能登吕”号抵达上海。26日，天皇裕仁在最高军事会议上训令盐泽司令官“行使自卫权利”。山雨欲来风满楼，游弋于上海沿江沿海的日寇军舰，已经昭示了其欲壑难填的丑态。到28日夜晚11点30分左右，日寇的海军陆战队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对上海闸北地区的突袭。
闸北，正是第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的防区。日寇突袭的前夕，他曾收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派宪兵第六团来接防的命令，但由于换防部队迟迟未到，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又坚持让翁照垣不要轻易离开防区，因此未给日寇造成可乘之机。不仅如此，后赶到的宪兵第六团还加入战事，配合翁照垣旅的积极防御。
夜间，日寇利用铁甲车的掩护，兵分多路沿着闸北的街道发动攻击，十九路军官兵武器虽然简陋，但他们知晓九一八事变的耻辱，早已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日寇炮火稍微停歇后，他们立即转入阵地，依托街区的工事和两旁的房屋狙击日军。
由于侵略者身处狭窄的街道中，周旋空间受限，又遇到楼房中射出的枪弹，所以进攻迟缓。十九路军官兵抓住敌军这一弱点，用手榴弹炸毁敌人的铁甲车后，立即挥舞砍刀杀入敌阵，夜间的短兵相接，把骄横的日寇打得晕头转向。
在对付敌人的战车上，中国军队也摸索出了一套针对性打法。据十九路军官兵战后回忆：“我们组织敢死队潜伏马路两旁的店户内，以密集手榴弹炸毁逼近的敌人装甲车。将成捆手榴弹埋在阵前五十公尺的马路中央，加以伪装，再用铁丝以一端集束十个手榴弹的引信管，另以一端牵至阵地内，看准目标驶近将铁丝拉动。”被炸毁的日军战车瘫痪于路旁，既削弱了日寇进攻力量，也顿挫其锐气。
负责进攻的日寇最高指挥官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夸下海口，称“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战斗持续了一夜，闸北的中国守军阵地仍然固若金汤。
第二天上午，日寇利用中国军队在北火车站防御薄弱的缺陷，暂时攻入，但旋即又被十九路军组织反击并夺回。现在，盐泽有些头大了，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对盐泽攻势的失利也很不满，一面指示前线暂时休战，向上海调派援军，另一面则撤换盐泽，改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中将野村吉三郎负责组织对闸北十九路军的进攻。
野村吉三郎不吸取前任的教训，仍然轻视第十九路军。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宣称“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
野村吉三郎
日寇向上海不断增兵，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也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便将原先驻扎在南翔后方的两个师的预备队也派往前线。在组织进军的过程中，赋闲的前北伐猛将张发奎暗示蒋光鼐不应消极防御，而是主动进攻，将上海战事扩大，倒逼南京国民政府彻底改变“不抵抗”策略。蒋光鼐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也顾忌蒋介石的态度，最终没有采纳张发奎的战术建议。在淞沪交锋中，日军也出现失误，陷入“添油战术”的循环怪圈。他们每进攻十九路军防线失利一次，就增兵一次，而不是一次性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留给十九路军布置的时间并不多。据当时上海记者的报道，“二月初，日军增至两万五千人，六日，日政府又派援兵两师团东来，淞沪战事遂进入更激烈阶段”，十九路军仍只有三个师的兵力。但是，上海市民都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所打动，他们在捐衣捐物之外，也纷纷表示要求参军，其中不乏很多流亡关内的东北学子。但是，作为军人的蒋光鼐等人知道，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只会带来无谓的牺牲，所以谢绝了大多数人的参军申请。日寇的增兵让十九路军据守的城区沦为一片火海，不过在惨烈的战斗中，十九路军官兵也学到了构筑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多少能减少些伤亡。进攻的日本海陆军来势汹汹，可他们不熟悉地形，又遇上了人类战争史上几乎无解的难题——巷战。“人类恐惧战争，战争恐惧巷战”。一间房屋一间房屋的反复争夺，让十九路军官兵得以发挥自身近战的强项，也让日寇难以发挥其技术装备上的优势。眼看增兵无法扭转战局，日本海陆军内部也产生了争执，陆军师团不愿轻易接受海军的调遣，认为海军不懂陆战，日寇的海军陆战队也不愿被陆军师团随意指挥。于是，侵略军阵营又迎来了第二次换帅。这一次，野村的职务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谦吉讥讽海军没用，指挥近两万人的大军攻击江湾和大场，欲从十九路军防守的侧翼撕开一条口子，打破闸北拉锯的僵局。事实上，这时候的十九路军因为连续半月的作战，已经有些分身乏力，不过，南京方面对于加强十九路军侧翼的防御，其实也有所准备。2月16日，由张治中统率的南京警卫军的87、88两个师外加中央教导总队改编为第五军，被调至十九路军侧翼监视日军动向，四天后，第五军便在江湾和大场迎来了他们的首场硬仗。
第五军属蒋介石的嫡系，他们的进驻也反映出蒋介石不愿沈阳的悲剧在上海华界重演。
在与日寇的鏖战中，日军舰炮和航空兵的攻击让缺乏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第五军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新组建的中国空军曾多次出动，在空战中击伤游窜江浙后方的日寇战机，但中国海军则消极避敌，始终没有参与战事。当海空军的第一轮攻击过后，混杂着陆军师团和海军陆战队的日寇地面攻击部队黑压压扑来，双方又在水网密布的湖沼地带展开厮杀。
战斗中，中国军队一改消极防御的战术，先诱敌深入，后从两翼包抄突入的敌人孤军。战事最激烈的时刻，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赶往驰援，硬是在夜间将阵地内部顽抗的残敌全部消灭。而日军则因为轻敌心理和海陆军内部固有的矛盾，始终未做调整。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争中也给予了从兵员到武器的补给。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资料显示，“2月15至19日，蒋介石从各部秘密抽调两千人补充十九路军，补充十九路军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挺，各种火炮73门，枪弹近1110万发，各种炮弹73400余颗，手榴弹16.7万余颗”。南京高层也从上海的战事中看到了日寇绝非不可战胜，由此开始从“不抵抗”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转变。
由于日军进攻不利，上海的英美等国势力在“严守中立”之余，也向日本政府施压，上海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周末版）甚至质问日本人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给中国一个教训？这刺激着日寇不得不继续更换主帅，2月23日，东京方面决定以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增调11和14两个师团的兵力和飞机两百多架来华，组成所谓的“上海派遣军”。上海的日寇兵力已达到6、7万人。
相比于爱吹牛皮且脸都被打得通红的前任司令官，白川则要狡猾许多，在发现正面突破难以奏效后，他决定从淞沪沿海寻找新的登陆点，继续从中国军队的侧翼实施突破。最终，日军高层选中了浏河附近的七丫口。这里远离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核心阵地，守备兵力薄弱，一旦突入，即可插入上海地区中国军队的后方，那时候，闸北等区域的任何防御将丧失意义。
3月1日，日寇第11师从河口附近登陆后，迅速插向浏河镇，而淞沪的中国军队因兵力捉襟见肘，未能拦截迂回的敌军，军政部也未再增派一兵一卒，遂导致浏河失守，淞沪的中国军队此时若不及时收缩防线，将面临被包围的险境。
由于战事恶化，第五军和闸北的十九路军不得不于夜间转移。日寇方面虽然暂时得手，但又担忧引来国际干预，只得收手。3月3日下午2时，日军发布停战声明，三天后，中国方面也发布停战声明。“一二八抗战”遂告结束。5月，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否定了中国政府在上海城区保留军事力量的权利，这也给五年后更大规模的反击战增加了难题。
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自以为给日本海陆军挽回名誉的白川难掩傲慢之态，停战后不久就在上海的虹口公园内和日本一批军政大员庆贺日本天皇寿辰和战事的胜利。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混在庆贺人群中的朝鲜独立党员尹奉吉投掷的一枚炸弹，彻底击碎了侵略者任意蹂躏欺侮他人的妄想，被炸弹击中的白川挣扎了两月，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7月。
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6月。
王辅：《日本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
魏舒歌：《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
马仲廉：《一二八淞沪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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