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作者:郭歆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作为奉系军阀的头目,张作霖所控制的东北三省一直处在沙俄和日本的争夺范围内,任何一方势力都是张作霖无法抵挡的强敌。主政东北十几年,张作霖左右逢源,实力扶摇直上,还一度当上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攀上权力的巅峰,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位统治者。他是如何做到的?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张作霖

张作霖实际上很狡猾,见风使舵的本领极为高超。在日俄夹缝中的张作霖也是靠着这一本事,不但保全了身家性命,还发展壮大起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东北地区处在十分复杂的局势当中。当时的清廷已无力管理东北。日俄战争的爆发让清统治者清楚意识到,这块“龙兴之地”随时可能落入沙俄或日本之手。清廷干脆取消了过去的禁令,允许中国平民“闯关东”去开垦东北,以充实相对荒芜的东北地区,对抗日俄的蚕食。同时,清统治者还注意到,无论沙俄还是日本,虽然都在觊觎东北地区,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一口吞掉这里,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争霸时期,其他列强也不愿看到日本或沙俄在东北一家独大,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到日俄战争后双方在美国调停下签署《朴茨茅斯条约》都是明证。这也让清廷打开了新思路:如果想保住东北,必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相互牵制;与此同时,自己手里也要有足够分量的筹码,这样才能维持大局。这一策略被后来的张作霖一再利用,因而积攒下日后称雄东北的本钱。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日俄代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现场

 

对张作霖来说,他是靠着在日俄之间周旋起家的。日俄战争爆发初,日俄双方都在东北广泛招募帮手,一时间各路土匪、马贼纷纷被日俄双方所用,张作霖也不例外。虽然此时的张作霖已经是清廷管带,但清廷在日俄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对下属军官的行动并未严格限制。张作霖因此开始了第一次在日俄之间左右横跳的经历。

 

他先投靠沙俄,在获得一批沙俄武器后,见形势逐渐对日本有利又跳到了日本一边。奉天战役后,张作霖见俄军败局已定,便主动投靠日军,还签字画押称保证效忠日军。他的努力获得了日军的信任,还从日军那里捞到不少好处。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已经将自己的兵力从一个营扩充到三个营。这些人马是张作霖起家的本钱,也对日后张作霖在处理日俄之间的事务奠定了基调——利用日俄矛盾走钢丝,谁给好处跟谁走,但见好就收,对哪边都不能彻底撕破脸。日俄战争后,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美国也要染指东北,引起沙俄和日本的警惕。虽然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但沙俄通过和日本的四次《日俄密约》,不但保住了在东北的大量利益,还跟日本达成妥协,共同对东北进行蚕食。这让处在夹缝中的张作霖更加小心地处理日俄关系,尽力维持东北地区的微妙平衡。

 

张作霖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收了日俄的大量好处。经过评估,张作霖认为亲日所得到的资金和武器更多。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时,他迫不及待地去找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等人,表示愿意为日本效力。不过,这也让张作霖成为一直策动“满蒙独立”的川岛浪速等人的暗杀目标。这次暗杀成为张作霖心里的一个结,让他日后在对日态度上多了个心眼。

 

本着“你只要打不死我,我们还能做生意”的原则,张作霖依然对日本方面表示愿意合作。这让不少日本政客觉得张作霖是一个合适的傀儡,只要利用得当,他可以为日本的侵略行动助力。日本政府多次指示日本银行向张作霖贷款,助其发展实力。比如,1916年7月25日,日本银行向张作霖贷款一百万。1927年,张作霖又多次向日本银行借款。拿着这些钱,张作霖自然要跟日本多方面合作。比如,他和日本以共同开办的名义,将辽阳县弓长领铁矿、鞍山铁矿交给日本人经营,同时还在内蒙古等地置下八十多万亩土地为日本供应农产品等。张作霖还将东北三省大量的大米、大豆供应给日本,以获得日本好感。在张作霖的“合作”下,日本从东北掠夺了大量财富,以“满铁”为例,1921年“满铁”总收入7820万日元,支出3317万日元,盈余高达4503万日元(20世纪20年代美元日元比价为1:2),而同时期日本在上海各大纱厂的总盈利额为240万日元。张作霖在东北的工业建设也跟日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著名的是张作霖开办的东三省兵工厂。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原奉天督军署故址。来源/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军事上,奉军受日本影响很大,他们装备了大量日本武器。日本也一直试图控制奉军,但是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日本也知道,与其他们出面控制奉军,不如直接控制张作霖本人。为此,日本人借助“宽城子事件”等一系列行动帮助张作霖统一东北三省,将张作霖直接扶植成他们在东北的总代理人。

 

从1916年到1920年,日本对东北三省的投资,从2800万日元飙升至4亿日元。张作霖既然选择拿日本的好处,就必须得听日本的话。张作霖会这么心甘情愿吗?事实上,只要不危及本身,张作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是极其凶残的。比如在日本组织的第一次所谓“满蒙独立运动”时,张作霖对日本方面联系人菊池武夫表示:“我对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十分欢迎。”然后他还请求菊池武夫将他的态度“向总理大人传达”。随后,奉军便对日本的行动一路“开绿灯”,此举严重危害了中国主权。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张作霖坚决站在日本一边,严令学生不许罢课,还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的命令。这些政治上的举措坐实了张作霖“日本鹰犬”的形象。

 

对于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来说,在东北的利益同样关系重大。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俄政权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苏联陷入长时间的混乱之中,一度无暇顾及远东地区。1924年5月31日,中国北洋政府和苏联政府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基本废止了沙俄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同年9月20日,苏联政府又派代表库兹涅佐夫与张作霖签署了《奉俄协定》(全称《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在协定中,苏联将无偿交还中东铁路的日期缩短了20年。

苏联政权逐渐稳定后,重新把目光放回东北。由于中东铁路是当年沙俄为侵略东北地区而修建,苏联方面也对这条铁路所带来的利益念念不忘,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冲突。1919年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联承诺将中东铁路无偿转交给中国。但在1920年就表示要中苏共管,1922年更表示不取消这条铁路对苏俄的利益,因为这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苏联与张作霖最大的矛盾,正是围绕中东铁路展开的。

 

近在咫尺的日本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均想进来插一脚。在三大列强的插手下,张作霖不得不左右逢源,同时抓紧机会控制中东铁路的各个单位。1922年5月,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失败,力量受到削弱。1924年,张作霖急于入关,苏联设下圈套以卢布支持张作霖、不支持冯玉祥为条件,于1924年9月20日签署了《协定》,从张作霖手中重新获得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等张作霖地位稳固后,回头就对中东铁路下手。他先在日本的支持下修建洮南到齐齐哈尔的铁路,与中东铁路竞争。随后不但驱逐了苏联人员,还驱逐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并用武力强行收回了不少中东铁路相关单位。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苏联(俄)列强控制下的满洲铁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作霖还认为,现在世界上的列强们多对苏联敌视,如果他打出反对苏联的旗号,更容易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和援助。在对苏关系中,张作霖利用从苏联逃过来的白匪军以东北为基地对苏联进行越境骚扰,然后以此为条件,逼迫苏联对张作霖进行武器援助或让渡其他利益。张作霖对这些白匪的利用张弛有度,一旦情况有变,他对白俄轻则驱逐、重则逮捕乃至枪决。因为张作霖也知道,对待苏联可以武力威逼,但绝不跟苏联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甚至在情况合适时,跟苏联合作一把也不是不可以的。在与吴佩孚的战争中,张作霖购买苏联军火,放纵苏联支持的反日运动以对抗日本支持的吴佩孚。

 

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张作霖的诉求还是实际利益。一旦情况对自己不利,张作霖同样翻脸比翻书还快。比如,在日本策动的两次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张作霖虽然一开始为了领到好处表示愿意同日本合作,但他发现日本的行动已经危及自身统治时,便毫不犹豫地派兵镇压。在直奉战争中,日本不希望他们支持的皖系失败,一度阻止张作霖入关,对此张作霖更加不愿意跟日本合作。面对日本越来越过分的贪婪索取,张作霖提高了警惕。

 

1922年以后,张作霖便不再与日本合作开办企业,全力发展自身的产业,一大批东北的工矿企业在这时兴建。值得一提的是,张作霖还敏感地意识到,日本极度重视宣传工作。他于1927年开始禁止东北地区的中国人购买日本控制的舆论报纸,开设自己办理的新报。这一时期的张作霖已经入关,他的视野也跳出东北一地,在南方的南京国民政府声势日盛之际,张作霖也开始积极引入其他国际势力。他频繁跟美、英、法、德等列强接触,希望将这些势力引入自己的控制区以平衡日苏。但张作霖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彻底惹恼了日本。对渴望把张作霖作为傀儡的日本政府来说,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他们控制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绊脚石,不如干脆消灭。

 

1928年6月4日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随着一声巨响,张作霖命丧日本人之手。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但他们控制东北地区的野心却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张学良继任后,面对国仇家恨,他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宣布易帜。无论日本人还是苏联人,都要重新审视东北地区的变化,应对一个名义上已经统一的中国。

 

夹在日俄之间的张作霖,是怎么做到“东北王”的?

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行驶至三洞桥时,预埋的炸药突然爆炸。来源/ 龚建玲、谭瑞杰、纪丽君编著《图说民国铁路》,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年

 

参考资料:

车维汉等 奉系对外关系        辽海出版社     2000

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 中日关系史论丛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三联书店       1980

郭剑林 北洋政府简史(下)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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