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提起《水浒传》，大家最喜闻乐见的莫过于一众好汉齐聚梁山，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大刀关胜、霹雳火秦明………梁山高举“替天行道”大旗，三打祝家庄、攻克高唐州，两破童贯、活捉高俅，真可谓水陆并进、称霸一方。可正当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风风火火所向披靡之时，最意外的结局出现了——宋江竟然接受招安，而且还是在梁山事业最盛的时候！读者朋友们怎么也想不通，这“黑脸”呼保义宋江哪里是什么及时雨，简直是扫把星啊！
水浒传豪杰。作者/（日本）歌川国芳，来源/《水浒传豪杰百八人》
而笔者想说的是，读者眼中的“恨”不正源自对英雄的“爱”吗，不正源自对农民起义的深刻同情吗，这不就是文学塑造的大成功吗？冷静下来，我们该看看历史上的宋江团队究竟是什么模样：
两宋之交的名臣李若水曾写下传世名诗《捕盗偶成》，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路。
明显看出，作者就是见证人。
宋江画像。宋江曾为花村刀笔吏。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不久前宋江等三十六人在京师附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朝廷苦不堪言，无奈之际只得以招安来息事宁人，京城的吃瓜群众猛然发现，宋江团队已然从“杀人如麻”的犯罪团伙摇身一变成为朝中官员，三十六人的洋洋洒洒与京城士人的无比惊愕形成鲜明对比。
这样看来是北宋朝廷软弱无能？当然有这方面原因，毕竟崇文抑武之下，禁军疲软、厢军无力，甚至有的地方官开城迎接宋江等人，只求他们速速离去，直至后来名臣张叔夜用计烧毁宋江船只断其去路，又当场俘获二当家才最终促成招安。不过北宋朝廷的招安却未必都是“被动技能”，有时候也可能是出于权衡利弊的“主动出击”，来看看《宋史》怎么说：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清乾隆四年重印《钦定宋史》。来源/巩义市博物馆
徽宗朝的侯蒙发现了宋江团队的闪光点：既然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们三十六人，那必然有过人之处，还不如招安他们为朝廷效命去攻打方腊呢！君臣一合计的确有理！于是就出现了李若水诗中的奇妙场景。
此时再回看《水浒传》中的宋江受招安，读者们不禁恍然大悟：文学依历史原型改编，可以增减戏份，但不能彻底改变人物的命运，且正如王学泰先生所言，宋代的江湖艺人在公开场合讲故事，必须把故事变得合法、合规，给主角们一个归宿。可能有人不禁要问，改朝换代的生和轰轰烈烈的死不是归宿吗，笔者只能说那是读者们心中设定的归宿，宋代起义者们的归宿一定要看看他们为何起义、诉求何在？
风起云涌的起义离不开时代之殇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时代，有人统计是400多次，可以说年年都得有，但是两宋却又是非常罕见的没有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代，像陈胜吴广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等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两宋时期的起义也就巴蜀、江浙略有规模，其他都跳不出一城一地或数地。宋江三十六人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靠近京师且流窜多地，可视为个例（但规模仍不大）。
表格摘自王斌《宋朝农民起义新探》
要理解两宋农民起义的特点，要先从百姓为何揭竿而起的原因说起，正如秦晖先生所归纳的六个方面：
“第一，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第二，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第三，官府实行严厉的户口控制；第四，吏治腐败，法外敲诈；第五，官府与民间组织对资源的争夺；第六，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
可以说有天灾有人祸，但“人祸”的成分相比多些：宋代的效果也独特，经济掠夺与压迫远超各代。
宋代民众经常闹起义，首要原因就是土地兼并严重。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开始（742-756），均田制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既不能给小农新的田地，租税上却又分毫不少，百姓苦不堪言，再赶上安史之乱爆发，众多小农走上了背井离乡之路。之后唐德宗两税法的实施，更是基本承认了土地兼并的事实。这一乱象延续至北宋，此时政局的初步稳定掩盖不了小农问题的现实，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做法使得土地买卖、契约佃农蔚然成风，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更有“豪强兼并之患，至今而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不可为之势”。百姓揭竿而起，反抗这“无立锥之地”的艰难世道。
宋方腊起义刻石，浙江淳安王家源出土。现藏于淳安县博物馆
其次宋代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从城市到农村，围绕衣食住行存在着各行各业，这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分流过剩的劳动力，但未曾想朝廷的横征暴敛再度将民生至于窘迫的地步。正如邵洪兴先生所言：
“（宋朝）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酒、矾、香等实行专卖政策，并在各路设置专使，在产区设监管理，在出售的地方设务、设市，大肆盘剥搜刮人民。如仅熙宁九年北宋政府的专卖收入就高达五千万贯，相当于唐代较高年份的十倍左右……同时又巧立名目，无限勒索，如有的地区竟出现‘旅往来一日之间三过场务’，‘不满百里亦有三税务’的现象。”
《清明上河图》中的茶饮店。来源/故宫博物院
百姓得以养家糊口的营生，再度被压榨得难以为继，王小波走上起义道路前是巴蜀地区的茶贩子，因北宋对该地区实行严格的茶叶专卖，低价购茶高价买米，断了生计只得铤而走险。而方腊也曾经是浙江青溪一带的漆园小商，因徽宗时南方造作局强取木材心生不满，后来借着朝廷强推花石纲，而率众起义。
宋式招安手段独特效果也独特
大家看到北宋的土地兼并与经济压榨，不禁会感慨，这样的王朝不推翻更待何时，可是先别急，两宋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有自身原因的。
百姓揭竿而起往往是因为失了土地没了生计，但是宋代城内贸易繁荣，城郊墟市（市集）日盛，农村也多有集镇，百姓在耕作之外多了手艺、贩运的营生。且看《东京梦华录》仅酒楼就有厨师、伙计、推销、卖艺、跑腿送餐的，逢年过节更是巫医乐师、各式杂耍。《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两岸又有船夫、拉纤、贩货、搬运等不同人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可以看出时代变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冲淡了民众殊死一搏的观念，农民起义往往不平则鸣，但在政府招安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转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全国性山呼海啸般的起义是需要大量流民的，而宋代的各行各业在吸引着各处的劳动力前来谋生，所以难以得到呼应。
《清明上河图》中汴河两岸的纤夫。来源/故宫博物院
宋朝君臣力推的招安，也算是时代的巧合，倘若放在以往各代，土地兼并的根源不解决，想让百姓平息怒火是不可能的。
关于宋代招安可以说是古代之最，在正史记载中，宋代招安一词频繁出现，日后的元、明、清都远远不及，宋式招安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宋人招安在于“招抚”以“安人”，形成了一套灾年招兵、啸聚劝降的应对策略，正如宋太祖所言，“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也就是灾荒年就在当年多招兵，地区乱就在该地多招兵，朝廷不仅发放口粮，而且日后会提供军俸，在招安大旗的指引下，本欲揭竿而起的民众转而被招募，起义的青壮年主力被抽空。能作战的入禁军，身体欠佳的入厢军，直至仁宗时仅禁军就多达80万左右，但相较于北宋初年太祖麾下能征善战的20万人马，此时的禁军却是屡战屡败、狼狈不堪。但宋代君主却是不以为虑，因为祖宗之法强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打不过外人可以理解，不防范内部则会失了江山。
宋代红陶彩绘武士俑。来源/开封大学大观博物馆
宋人招安在于“剿抚”相结合，切不可认为宋代君臣对于起义者一味求和，他们心中有着一笔经济账，军队剿灭小股力量以儆效尤是最佳选择，实在不行就是官位、金钱笼络首领，再不济就是收买其手下倒戈一击，最为“亏本”的才是面向全体的妥善安置。宋代招安是有区分的，并非一视同仁，为后世所知的成功案例，主要是“北宋的廖恩、宋江、张万仙、高托山，南宋的周十隆、邵青、范汝为、郑广等”（参见石晋之：《宋代农民“啸聚”事件预防与应对管理法制研究》）。
那么问题来了，宋代运用招安已然是得心应手，果真对民众起义有用吗？其实百姓所愿无非是“一箪食一瓢饮”，有一个能遮风避雨的温馨家庭，只要生活过得去谁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起义呢？但是宋代的应对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灾荒年招募乱民，妇孺老弱之人又当如何？军队繁冗，这沉重的开支又当谁来支付？商贩、手工业者起义大多是不满压榨，朝廷“剿抚结合”之后，矿监、税监依然作威作福，花石纲、生辰纲依然残害百姓，招安解决得了一时之急，但却无法对抗如潮水般的义军冲击。正如李若水诗中所言，“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再回想熙宁变法，王安石顶着朝堂压力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他已然不仅仅是理财大师，更是心系百姓的大格局大胸襟之人，他看到了青黄不接时的民众愁容，他听到了贫瘠土地上的民众叹息，他感受到了苛捐杂税、徭役横行的民众泪水，王安石的改革才是时代应有的答案！
宋式招安必然会出现官诱民反的效果，正如《鸡肋编》所传宋人谚语，“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在真正受压迫的民众之外，尚存有恃强凌弱者、游手好闲者、投机钻营者、科举失意者，他们看到了招安之利，于是常有“起义”之举，以至于形成招安——反叛——再招安的恶性循环，正如两宋之际大臣李纲所言，“其招安出首领，虽已补授官资，或与差遣，多是不离巢穴，不出公参，依旧安居乡土，稍不如意，或资用阙乏，则又相率为盗”，利用招安的首领们手握地盘接受俸禄，时叛时降已是朝廷无法掌控的事情了。
李纲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明清之后，官方文书多不见招安一词是颇具深意的，他们保留儒家民本之优抚，转向社会救济之本务，以民生化解反叛或许才是最好的归宿。
参考文献：
1.任新民：《试论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2.阎邦本：《宋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3.邵洪兴：《从商品经济看宋代农民起义特点》，《求是学刊》1999年第3期。
4.王学泰：《话说“招安”（上）》，《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1期。
5.王学泰：《话说“招安”（下）》，《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2期。
6.王斌：《宋朝农民起义新探》，《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6期。
7.石晋之：《宋代农民“啸聚”事件预防与应对管理法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23年。
1、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星火智库立场，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2、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xinghuozhiku.com/4095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