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星海情报局）：中国无人机，如何坐上全球头把交椅？
大疆又被制裁了。根据每经新闻消息，同一批进入美国国防部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有13家，其中包括大疆创新、深圳华大基因、360科技等。
一边是乌克兰战场上空本属消费级的大疆满天飞，开始引发业界讨论廉价民用无人机是否正在成为“游击队的空军”；另一边是2022年3月12日，美国设计软件公司Figma宣布封禁大疆公司账户，并连一点反应时间都没给，表示因无法登录而拿不到的设计文件，会在两周内通过邮件发给大疆。
Figma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设计软件，但国内的同类软件为了差异化竞争，大多有各自的侧重点，所以单一某个软件又很难完全替代Figma。大疆此次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可能会被打乱研发设计的节奏，影响产品迭代的速度；二是可能需要增加成本，用以购买多个软件来替代Figma。
在从2016年到2022年长达6年的时间里，美国对大疆的限制和制裁不断加码。但事实却是，大疆在此期间一直保持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以上的市占率，在北美的市场占比甚至一度到过85%。
美国国防部前脚宣布军方禁用，美军后脚就“不听话”地花了几十万美元买大疆的无人机，还带动了伊朗和英国的军方购买潮。美国给大疆加关税，大疆反手就给美国本土销售的产品等比例涨价以保持利润率，市占率甚至不降反升。美国政府为了制裁大疆几乎算得上绞尽脑汁，但被制裁的第六年，大疆怎么依然活得好好的？
2015年奥巴马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大疆戏份独占一分钟。那年1月26日，特勤局在巡逻时发现白宫南部的草坪上出现一架坠毁的四旋翼无人机，军方和特勤局如临大敌，最后却发现，这台小东西是因为美国政府情报人员酒后瞎玩，操作不熟练外加酒后脑子不灵光，误飞到了白宫而他本人也不知道，竟回屋睡觉去了。这台进白宫如入无人之境的四旋翼无人机，就来自大疆。为此美国舆论哗然，时任总统奥巴马在之后的大半年里，几乎走到任何地方，都会遇到记者问他中国无人机的相关问题。于是，2015年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奥巴马干脆自己把这事拿出来调侃了一番，在大屏幕上放出了一张时任副总统拜登在白宫草坪上对大疆无人机挥舞棒球棍的照片，声称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安装了全新的高精尖安保系统，想出了不再让别人乱闯白宫草坪的妙计。
晚宴上笑声一片，但无论是台上演讲的奥巴马，还是台下坐着的特朗普，抑或是照片上被做成“高精尖安保系统”的拜登本人，没人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来处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张图片，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种表态，甚至是一种预言。
2016年，美国议员开始以网络数据安全为由提案限制大疆；2017年，美国正式对大疆发起调查；2018年5月，美国国防部陆军部以备忘录形式，要求所有下属部队停止采购和使用大疆，禁用大疆的一切无人机产品。然而所有限制措施都没能挡住大疆每年300%～500%的业绩增长，大疆依然占据了美国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5%左右的份额，一度被美国人寄予厚望3D Robotics也因为防抖云台的量产能力和GPS系统时常出现连接错误等问题，被大疆打得找不着北。
美军自己也对禁令颇有微词，备忘录发布的同年8月，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向上打了个采购报告，表示我们试了美国本土的Tiny Whoop、Ebee、3DR Solo，但都无法满足需求。“由于作战任务紧急又缺乏本土替代品，希望特批采购35架大疆无人机Mavic Pro铂金版。”根据CNN披露的采购单等消息，陆军部禁令下达后的一年时间里，“不大听话”的海军和空军们，分别花费了近19万美元和5万美元购买大疆制造的无人机。
2019年，此前所有措施都没能生效的美国政府开始对制裁措施加码，国防部在《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明令禁止联邦资金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商务部则宣布将大疆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对其产品变相增加关税。大疆也没怂，反手对受影响的型号“涨价”处理，最多的涨了230美元，最少的也涨了120美元左右，美国普通消费者和相关公司也在用钱投票，为了在涨价前买到机器，带来了一拨集中购买潮，一度将大疆的市占率推到了85%。
美国空军因为想采购一些已经停产的型号，甚至考虑过直接和大疆合作订单。但大疆一贯不做军品，包括美军在内的各国军方，其实都是通过公开销售渠道进行购买的，甚至有一些是士兵们自己在亚马逊上下的单。美军想要停产型号，大疆官方发言人利斯伯格的回应是：经销商可能还有库存，要不你们去问问？
2020年10月，美国内政部长下令停止进一步购买中国无人机，两个月后，大疆“喜提”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但大疆在消费级市场上的优势，已经有点挡不住了。唯一给大疆带来过麻烦的对手3D Robotics已经被打得直接退出了市场，包括微软等在内的其他品牌最高市占率也不超过4%，而大疆在民用市场的全球市占率至今仍维持在70%左右。另一边，美国政府对大疆的围追堵截，和美国军方找不到替代品只能反复横跳的现状，让各国部队都开始注意起民用无人机在军事上的应用。
2020年7月，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了个消息，说通过边防局和英国大使馆的双边合作框架，从英方获得了总价约4.46万美元的10架无人机，用于空中巡视边界，保卫国土安全。结果大家一看图片，这10架无人机其实是大疆的Mavic，其系列里最贵的专业版也才12888元一架，10架加起来都没超过13万元，折合成美元是2万多。
从2015年那架四旋翼无人机坠毁在奥巴马执掌的白宫，到2022年拜登治下设计软件公司Figma宣布封禁大疆公司账户，7年过去，美国总统都换了3届，但大疆还是那个大疆，只是更强了。
在对大疆制裁与反制裁的故事里，流传最广的是那段被加关税反手涨价的桥段，看起来好像特别燃，但平心而论，那其实是一个极为理性的商业决策，背后是大疆强大的技术力和有足够竞争力的优越产品。这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做到的事情。
用大疆公关总监谢阗的话说：“大疆无人机能拆开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自己生产的，底层代码都是自己的，无论是专利还是研究方法，任何无人机公司都很难绕过大疆。”而这种专利与技术的积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创始人汪滔，还有两个对大疆至关重要的人：一个是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李泽湘，另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机器人方向的教授朱晓蕊。两个人在大疆走得只剩一个出纳的时候，一起给汪滔投了100万元，刚好又赶上哈工大（深圳）相关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才算给大疆解决了钱和人的问题。
由于李泽湘和朱晓蕊都是做学术的，加上汪滔和最早一批来自港科大、哈工大的技术团队，大疆最初的班底就有极其浓厚的工程师氛围。大疆内部有很多人甚至觉得汪滔建立的研发体系可能是国内效率最高的，技术文档写得能当教科书。“有这种研发习惯的人很难不成功。”而事实也在验证这句话。
2009年3月，大疆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款能量产的直升机飞控产品XP3.1，由于技术领先加上竞品很少，很快实现了商业上的盈亏平衡；2010年就迭代推出了第二代直升机飞控Ace One，重量从XP 3.1的700～800克降到了100克左右，单价也从XP3.1的2万多元降到了100多元，很快营收水平就稳定在了百万级别；之后又迅速迭代推出了新一代直升机飞控WooKong；紧接着又在WooKong基础上改出了自家的多旋翼飞控WooKong-M。
凭借WooKong系列，大疆直接迈过了年收入千万及单个产品收入体量破千万的门槛，进入了不差钱的阶段，从业务起步算起来，整个过程一共才用了不到3年。很多人说大疆在无人机市场上的优势是先发优势，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同时代国内的无人机创业公司不止大疆一个，但没人能有大疆这样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也就没人能跟得上那样快的产品迭代速度。大疆的优势，本质上是将研发团队的技术实力兑换成了产品迭代速率，再将雪球一点点滚大。
更重要的是，汪滔对技术发展路径的认知造就了他对产业趋势出奇敏锐的洞察力。他从一开始就判断无人机主要的3个技术难点在“飞控、云台和图传”，并为此制定了3个产品研发方向。其中图传的需求在当时还没有起来，且难度较高，所以选择先进行外包；资源被优先倾斜到了飞控和云台的技术研发上。而云台的研发，又成就了大疆的下一轮爆发，并成为大疆挡住海外创业公司冲击的重要技术优势。
2011年，印第安纳州曼西市举办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上，汪滔结识了美国人科林·奎恩。奎恩当时经营一家做航拍的创业公司，想找一找有没有谁家的无人机能拍摄出稳定的视频画面，而这正是大疆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几个月后，大疆在德国纽伦堡的Toy Fair展会上发布了采用大疆自研云台技术的那款“禅思Z15”，这是全球首个民用的高精度云台，几乎在一夜之间引爆了业界。科林·奎恩则已经加入大疆，在美国成立了大疆的北美分公司，他持有48%股份，大疆持有剩余52%。2013年1月，大疆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人机产品：DJI Phantom，大疆“精灵”。
现在所有人都在说专业无人机市场和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不一样，但在大疆“精灵”出现之前，压根就不存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就像AppleⅡ开创了PC产业，特斯拉开创了电动汽车产业一样，是大疆用“精灵”这款产品，开创了非专业无人机的市场，直接带动了2014年整个无人机产业的融资潮。高通和英特尔为此频频跑到中国找项目，出手就是5000万美元级别的资金。而负责美国公司运营的科林也是个营销奇才，提出了“未来无所不能”的广告语，并利用他参加《极限挑战》等综艺节目积累的明星资源，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Phantom（精灵），进一步打破了普通消费者对无人机的认知壁垒。
那段时间也刚好是GoPro开始爆红的时候，从禅思到精灵，这两代产品都只有云台，大疆并没有自己做相机，而是默认搭载GoPro。科林牵线希望大疆和GoPro深度合作，结果在谈判中对方要求拿走三分之二的利润，科林还答应了，这一下触碰了汪滔的雷区。这也算是无人机发展史上的一段公案，很多媒体后来在报道时简单将汪滔和科林之间的矛盾归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
回顾大疆起家的前半程，几乎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硬生生通过技术演进和研发迭代建立起来的。大疆内部研发部门的权重一直很高，过万名员工里有近一半从事工程开发工作，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比15%左右。汪滔曾回忆说创业之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商业逻辑，就是想做产品。这种略显懵懂的创业方式固然带来了很多问题，但背后是一个工程师对技术和产品近乎本能的追求，这就最终奠定了大疆以技术和产品为核心的公司文化。
大疆和科林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对于大疆和汪滔来说，一个只能起到营销作用的GoPro要切走利润的三分之二，恐怕是不可能接受的。在他们心里，也许只有决定了产品本身走向的研发和技术才配得到利润的大头，搞营销的不配。
这种矛盾在之后跟科林的谈判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科林觉得自己是开拓北美市场的最大功臣，甚至觉得自己塑造了大疆的企业形象，算得上大疆的二号人物，但汪滔给其的定位则只是一个区域营销和销售的负责人，以至于二者出现了巨大估值差，谈判破裂。
2013年底，汪滔将北美分公司员工电邮账户全部锁定，解散大部分员工，所有北美客户订单重定向至中国总部，大疆把此后对美国竞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抓回了自己手里。科林反手将大疆告至法庭，最终双方庭外和解，科林拿到1000万美元和解费，按照当年红杉进入大疆的15亿美元的估值折算，这个价格应该更接近大疆方面的心理预期。
而离职的科林火速入职美国另一家无人机企业3D Robotics，扬言要让全世界认识3DR，但入职后的第一款产品Iris就没能达到预期，被寄予厚望的3DR Solo则频繁出现GPS系统连接问题，连稳定飞行都很难保证。产品上市的时候甚至连防抖云台的量产都还没实现，直到几个月之后才把云台部件给补上。最终，Solo在和大疆“精灵3 Pro”的对决中溃不成军。3D Robotics备货10万台，结果只卖出去2万台，直接导致公司宣布退出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大疆则在和GoPro谈崩、踢出科林之后，很快发布了“精灵3”，用上了其实早有布局的自研相机，加上“飞控、云台、图传”中的最后一项“图传”也不再使用外包的模拟图传方案，而用上了自己研发的数字图传，大疆完全实现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方位的自主化。
2015年，当奥巴马因为白宫草坪上那架坠毁的无人机发表各种言论，反思是不是该限制中国无人机的时候，其实消费级市场最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大疆所积累下来的技术实力，被兑换成了公司厚厚的竞争壁垒，不管是谁来，一时半会都很难动摇它的根基。
2005年12月某日，日本名古屋。日本海关的执法人员以“手续不齐全”为由扣押了一个即将被运往中国的集装箱。装在这个集装箱里的货物，是中国公司采购的一架崭新的雅马哈R-MAX L 181型无人直升机。
后续事件的发展，出乎中日专家的预料。在2006年1月下旬，日本经济产业省告发了雅马哈公司，理由是“涉嫌向中国出售可转为军事用途的RMAXL 181型无人驾驶直升机”。日本静冈县和福冈县的警察联合日本海关随即对雅马哈公司进行了搜查，福冈县警方甚至宣称：中国的这家采购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中日双方的专家都震惊了。不是惊讶于这种飞机的性能和背后的交易，而是惊讶于日本警方的专业水准怎么能低到这个地步。
RMAXL 181型无人机只是一种植保无人机，中国公司购买它虽然不是为了打农药，但也不过就为了航拍城市风光以及完成电视剧的创作，央视版《射雕英雄传》中的不少航拍场景就是这家公司的作品。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对它的出口毫不在意：除了中国，瑞典、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都曾经购买过这种产品。而且，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根本不是一个武器，充其量也就是个“玩具”——这款长度不足4米，重量不足100千克的飞机，飞行高度也不超过200米，且只能装载20千克的载荷。这个指标，远远低于日本自己规定的“出口无人机的有效载荷不得超过300千克”的限制。然而，在日本官方的描述中，这种在市场上只能说“比较先进”的民用无人机，却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载具。
2006年的中国，一个能够研制战斗机、核武器、弹道导弹的大国，却在农用无人机上被人“卡了脖子”，还被倒打一耙。其中的辛酸，不必多说，所有人都明白日本官方这是在“借题发挥”，而你无计可施。
世界很快就见识到了“中国制造”在无人机领域的力量。天道好轮回，当年肆意干涉中国采购无人机的日本，现在却需要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无人机。2016年，大疆MG-1植保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大疆也开始在日本建立独立的销售团队。相比起当年雅马哈的燃油动力直升机，大疆的旋翼机操作更简单，维护更方便，3年之后就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在同类产品中拥有最高的保有量。
今日的无人机市场上，中国绝对是第一梯队的头号玩家。在军用无人机领域，美国人或许还能靠“全球鹰”和“捕食者”和我们较量一番，但在民用领域，特别是在消费市场，美国厂商的表现只能用“节节败退”来形容。曾经的美国无人机品牌3DR和Lily，如今一个无奈宣布退出消费市场、一个深陷管理危机，甚至爆出了“把大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说成是自己的”这样的迷惑行为。
中国拥有超过400家无人机制造商，世界上前13名的消费级无人机品牌中，有8个都是中国品牌。在商业应用方面，中国无人机厂商的表现也颇为亮眼。全球最受欢迎的5款商业地图测绘无人机，虽然看上去型号不一样，但都是大疆的产品。根据世界著名无人机软件供应商DroneDeploy在2018年所发布的报告：世界商业无人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疆持续领跑，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Autel、Yuneec和Parrot等品牌也都相继推出了新款机型，参与了市场竞争。
2006年“中日无人机风波”发生的时候，我国专家估计：2020年我们需要2000架无人直升机。然而截至2019年，我国注册的无人机数量已经超过了33万架。我们今日司空见惯的现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专家的预测。2006年的事情发生后，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就被动员了起来。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大学开始设立农用航空的研究方向，决心研制中国人自己的植保飞机。其实不仅仅是民间的植保无人机，空军发展和国产大飞机项目也都在呼唤更多的新鲜血液。
资源一旦投入，很快就可以看见成效。2008—2012年，中国高校开始着力培养农业航空方面的人才。除了农业航空，其他航空工程方面的专业也都成为发展的重点。那个时候经常上网的朋友，应该知道国内当年对于歼-20和国产大飞机项目有多么关注。国家一旦开始重点发展某个领域，这个领域的专业就会变得无比热门。20世纪90年代财经、外贸、计算机专业的火爆，都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推动。然后，中国教育界的某种经典现象再次如约而至——很多高校的航空专业开始“扩招”了。
随着一批又一批学生进入这个领域，中国的航空工程“人才库”开始充沛起来。很快，在2013年前后，航空专业就出现了“就业难”问题。人才越趋近饱和，各大科研院所招人的标准就越高：2011年本科毕业的学生，毕业之后立刻就能在研究所里工作；而他们2014年读完研究生的同学，可能连面试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时候，人才已经饱和了，科研院所连硕士研究生都不要了，只要名校博士研究生。所以我们就看到：大批学航空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并不从事相关的工作，而是跑到银行、券商、学校、政府机关等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从宏观角度来说，这叫“人才自由流动”。
对航空航天之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进研究所是最正统的道路，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可生活还要继续，于是他们就开始涌向了像大疆、极飞这样的民营航空器制造企业。
农业航空方面的学生也是如此。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大疆并不陌生。农业航空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做实验，也往往需要自己购买元器件来做硬件，自己写飞控程序。那时候，大疆的产品已经在圈子里有了一定的名气，不少学生也会买一台大疆回去拆开，研究它的飞控。一来二去，当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发现自己进不了研究所，面临“就业难”的时候，却发现民营无人机企业在崛起，他们自然就转向了中国民营无人机企业的怀抱。于是，大疆、极飞之类的中国无人机企业就开始了大杀特杀的出海之路。
其实来大疆的年轻人，又何止学航空的呢？中国大学生实在是太多了：学物理的，可以来设计气动外形；学计算机和软件的，可以来写飞控程序；学无线电的，可以来改良遥控技术。这都是人才“溢出”带来的优势，我们有足够多的替补队员来补充岗位。
从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历程中，笔者看到的是中国独有的一种产业人才培养路线。在探讨这个路线之前，我想先说一个概念：普通人才。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培养的大多数毕业生都是“标准化普通人才”，而非人才。所谓“标准化普通人才”就是那些学了4年专业知识，但又感觉好像没学什么，做了专业工作之后又能很快上手并且得到成长的人。
当他们成长起来之后，就成了真正的人才。我们常说“中国的学校培养不出来人才”，这句话没毛病——行业里的那些前沿趋势和深度见解，在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的。就算老师掏心窝子给你讲，你最多也就只能理解20%。这是因为，人才是通过大量实战经验打磨出来的。
至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大放异彩、做出巨大成就的人，那不是人才，那是天才。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世界第一，占了全球大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留在国内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学校正在给中国社会输出大量的“普通人才”，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总兵力”是充足的。
但要注意，“总兵力”充足不代表在各个阵地上的人都充足。工商管理阵地上的人都多到需要排队才能上前线了，芯片阵地上却有些青黄不接的意思。中国的大学每年都在扩招，每一年的学生都在说“就业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现象可能是积极的。毕竟，大学生包分配、供不应求、被视为天之骄子的那个年代，中国的整体实力可真的不怎么样。
很多行业都像是一个放在水龙头底下的木桶：水龙头里哗哗地流水，木桶里的水也在不断溢出。进到木桶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新的，但流出木桶的每一滴水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老的。某个行业的“标准化普通人才”积累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会形成“人才溢出”的局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毕业之后没有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人。而这批人中，可能就隐藏着那些能够利用手中知识在另一个赛道上夺冠的人。
当溢出的水越来越多，如果你在木桶外面再放一个盆子，你甚至能装比木桶里更多的水。前文中提到的中国植保无人机的发展，就是这个规律的真实体现。农业航空本就是一个颇为冷门的专业，当国家开始着力发展的时候，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人才过剩乃至溢出。溢出的人太多了，再加上外面有民营企业这个盘子接着，事情就好办了。
打个比方，一份知识型的工作，实际的人才缺口可能只有100人，但国家花重金培养了1万人。第一批毕业的100人，很快就填补了这个缺口，剩下的9900人瞬间无事可做。结果，剩下的人里有的转行干了别的，有的自立门户把价格做低抢占市场。也有那么一批人，铆足了劲儿想要颠覆这个行业。
这就是中国式的产业人才培养路线：用数量来制造质量——新的热点出现之后，政府带头发展，学校开始扩招，学生大批进入。最终，人才“溢出”，进而引发创新。资源高度集中的体制优势，在此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后，我们就看见，其中有那么一批不甘心的人，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从中国无人机的发展来看，完整的产业链，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19年以后，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创新局曾出台过一个“蓝色无人机”计划，该计划宣称为美军和联邦政府部门提供替代中国产品的“安全选项”，一边封禁大疆，一边给另外5家公司开了白名单，号称这5家公司的无人机，是美国陆军和国防创新局合作了18个月挑出来的“最佳无人机技术”。美国内政部也挺配合，迅速停飞了约800架中国无人机，马不停蹄地跑去找这5家白名单公司买货重构机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配合宣布打击“虚假美国制造”，规定真正的美国制造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产品的最终组装和加工必须在美国；第二，产品的所有重要加工在美国；第三，产品的绝大部分零部件产自美国。
结果最后发现，美国实际上根本没有无人机的供应链。无人机所需的相机、云台、机身、电池都是由中国供应的。被美国开了白名单的5家公司里，至少4家公司在电路板等零件上，依赖中国供应。在小型民用无人机的领域，美国其实拿不出能摆脱中国技术的替代产品。
而单以大疆的崛起论，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大手笔投入，加上对产品的迭代和打磨，则是最重要的竞争壁垒。大疆公司的整套运行机制，几乎都是以保证产品研发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大疆产品迭代速率和技术研发效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关键原因，而在消费电子领域，只有不断革自己命的公司，才能成为真正的龙头。
同时，在中国无人机产业崛起的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深圳地区对产学研结合模式进行探索的痕迹。中国科技产业人才的培养机制，正在从这个产业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改进和验证。
它倒映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教育科研体系变革过程。
作者：曾航，资深媒体人，军武科技CEO，旗下有知名账号军武次位面、星海情报局、杨叔洞察、测评界的野路子等。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著有《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移动的帝国》、《大国锁钥》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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