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一样——山火之后，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

重庆的灭火之战为什么让全国人民为之动容？这个原因很多，我先从家国情怀说起。重庆人民的家国情怀，在中华大地引起了强烈共鸣，也可以说引起了同频共振。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实话实说，要不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都不知道山火来了竟然可以不想办法去灭，而是去逃。

也就是家国危难之际，中国人潜意识里唯一的选择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去保卫。所以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战天斗地的民族。

中国古代史有内外两条主线。对外，那就是中原王朝想尽一切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对内，那就是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山河的治理。

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保卫家国。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植根于民族血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你还别不信，世界其他文明还真没有这个家国情怀。美国没有，欧洲没有，拉美、非洲、南亚也没有，东亚东南亚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多少有一点。

为什么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家国情怀，而其他文明却没有呢？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地理的原因。世界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做出了不同选择。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爱种菜。中国取回了月球土壤，大家最关心的竟然是能不能种菜。现在我们的空间站上有三位航天员，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试验竟然还是种菜。

中国人走到哪儿，就能把菜种到哪儿。为了种菜，中国驻马里的维和部队营地，经常把当地的沙漠开辟出一块绿洲。

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古代讲究的就是耕读传家。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历朝历代，无不以农为本。

中国的古人坚信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虽然种地很辛苦，但不种地大家都得死，这是个亡国亡种的事情。

可古代种地又是个周期非常长的投资活动，隋唐之前基本上一年一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全国上下，就指望这一季粮食来养活了。

这一季粮食，可以说是保命的东西。然而庄稼最大的威胁，则是外地的入侵和内部灾害和动乱。

刚才说了，那个时候外部最大的威胁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你这庄稼刚收好，他们就来抢，你说气人不。

游牧民族，人跟着牛羊走，牛羊跟着水草走。没有了水草，就南下劫掠。居无定所，不会有固定的地盘，也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关系，自然没有家国观念。

而农业文明的居民，必然过的是定居生活，而且必须住在农田附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不可能住在城里，早上骑着牛下地干活。

不然刚走到田里，抬头一看到中午了，又该往回赶了。就算是没到中午，牛跑了几十里路，还驮个人，也没力气干活了呀。

定居生活有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不动产，包括房屋和耕地。敌人来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所以逃避不能解决外地入侵问题，必须直面面对。

如何直面面对？那只有建立防御体系，比如盖城墙、建要塞、兴驿站，盖烽火台。这样的大工程，也必须倾全国之力才能完成，因此必须需要建立中央集权。

而对内呢？最重要的是要发展生产、对抗自然灾害和国内秩序。农业社会发展生产，那就是多打粮食，因此必须兴修水利、建设家园。这都需要集中力量。

搬家不解决问题。定居和农业都离不开水源。就算搬家，无非是从这条河边搬到另一条河边，无法彻底根绝水患。逃无可逃，必须治水。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治各种不服！中国人的倔强，都写在这个字里》，其中提到，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大禹治水可以体现出中国人家国情怀，面对大洪水，中国古人没有指望神灵赐予诺亚方舟，而是选择了与水魔搏斗。

尤其是大禹本人，三过家门而不入，更是体现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大禹的足迹，遍布整个中原，各地都有禹王的遗迹。

大禹治水，那是四千多年前的事情。距今五千年多年的良渚古城，本身就是一套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范围超过了一百平方公里，由11条堤坝组成。

整个工程量十分惊人，如果一万人连续干，完工需要10年。从土方量来计算，良渚古城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万立方米、是胡夫金字塔的三倍。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咱母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面对大洪水，一两个氏族部落根本就是束手无策。为了对抗天灾，各氏族之间必须精诚合作，建立国家。

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先为了种地多不容易。但也正是为了安安静静的种地，中国的古人也选择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集体改造自然，应对自然。这个集体就是统一的国家。

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改造自然环境（以便种地），比如周王朝就在中央设立了司空一职，工作内容就是掌管国内的水利航运和土木建造。

春秋战国，就是农业国力大比拼的时代。奠定秦国国力的水利工程有都江堰、郑国渠。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让秦国有了两大粮仓，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除了改造自然环境，中国还形成了独特的赈灾和救助模式，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面对灾难，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进行赈灾，古代叫荒政。

《周礼》中就记载了荒政制度，有十二荒政的说法。除了政府要组织排涝抗旱之外，还有散利、薄征、弛力、施惠、舍禁和去几等救济制度。

什么叫散利？散利就是凡遇到凶荒之年，官府借给、或送给、或卖给百姓种子和粮食，秋熟后再还给公家，使民得利。

中国古代自周朝以后，都是以十二荒政为基本框架进行赈灾的。古代政府赈不赈灾，直接关系到其统治合法性。

小的灾害，地方政府可以应对。如果是大的灾害，则必须中央政府出面，从其他地方调集物资进行支援，这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汉武帝初期，山东发生了洪灾，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于是汉武帝“下巴蜀粟以振焉”，那个时候就从四川重庆调粮食赈济山东灾民。

由此可看，中国古代社会对内的治理，也是围绕种地展开的。古代中国人的梦想很简单，那就是安安静静地种菜（安居乐业），现在还有不少人向往田园生活。

中国人对种地有多重视？从远古神话就可见一斑。比如《后羿射日》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知道，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太热了，后羿就射下来九个。

其实你要看原文，你就发现不是因为十个太阳人受不了，而是十个太阳把庄稼晒死了。《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

中国人平时安分守己，敬神如神在，但如果不让种地了，这可就动了命根子：晒死我可以，晒死我的庄稼，我跟你拼命！

中国为啥没有形成万能的一神教宗教？因为不方便种地。种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先人的经验和积累，以及自己的劳动投入。

先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把握住了农业生产的规律，也通过劳动为后世积累了房屋田舍、生产工具、水利工程等，所以中国人崇拜祖先，感恩祖先。

中国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都要兢兢业业。皇帝要守护祖上传下来的江山社稷；普通老百姓也想要守护好自己的老宅子和一亩三分地，不然都没脸去见列祖列宗。

中国人也敬神，但也服务于种地。中国的古代的祭祀活动，都是围绕风调雨水来的，无论是祭天还是祭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为什么叫祈年殿呢？祈年就是向神灵祈求丰年。每年正月，皇帝都要祭天，祈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月还要祈雨）。

中国古人敬神但是不怕神，神也得各司其职，照章办事。中国人刻画的神仙形象，大多是行业标兵、道德楷模、劳动模范、爱国英雄、名臣良将等。

如果神仙不守规矩，凡人也可能掀桌子。具有反抗精神的神话故事有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沉香救母、大闹天宫、夸父逐日、哪吒闹海等。

现实生活中，中国古代也比较唯物主义。儒家相信有鬼神，但不主张去追求和崇拜，孔老夫子定下了调子“子不语怪力乱神”。

比如汉文帝本来是一位明君，结果因为跟贾谊聊了聊鬼神之事，被《史记》记下来了，然后被嘲笑了两千多年，正如李商隐所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实也是服务于农业的。农业社会，大家聚族而居，生活在熟人社会，需要一套纲常伦理来规范，这套纲常伦理就是儒家思想。

在农业社会，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在这个基础上，又衍生出了朋友、君臣等人伦关系。

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生活的集体。最小的集体就是家，最大的集体就是国，或者天下。

比如孔子强调仁者爱人，也就是要亲爱他人，对他人有同情心、对他人尊重，首先要孝亲，从爱父母、爱兄弟、爱家庭做起。

孝亲敬长是一个人仁爱一切的起点和出发点。然后由孝亲敬长扩展到社会上，展开成“泛爱众”，用爱心去对待别人，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境界。

古代一个观点，一个孝顺的人坏不到哪儿去。孝一直是评价一个人、考核官员甚至评价皇帝的基础性标准，所以中国古代讲究以孝治天下。

孔夫子说过：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简单来说就是孝是忠的基础，你要找忠臣，一定要到有孝子的家庭中去选拔。

如果祖国是母亲，那么对祖国母亲的孝就是忠。为研究核潜艇三十年失联30年的黄旭华是这样理解的：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长期儒家思想的浸润，家国思想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进而形成了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潜意识里，中国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也有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侠义心肠。很平常的家务事，立马可以上升极高的高度：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不要以为家国精神是读书人的专利。1937年的沂蒙老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但都知道一个道理：不能当汉奸。

这次重庆山火，重庆人民挺身而出，不畏艰险，用于担当，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更向世界展示了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

再往前看看，为啥说“川人从未负国”，也是巴蜀人民家国精神的体现。抗战时期川军提出了“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不还乡”的铮铮誓言。

最近几十年的案例，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是2008年的抗震救灾，亦或是2020年的开始的伟大抗疫，都是家国情怀的展现。

我们面临家园被毁，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只有迎难而上。为什么我们密接和轻症也要去方舱隔离？因为要斩断传播链，我们要保护家人，保护弱势群体。

《流浪地球》也是如此，当地球面临被太阳吞噬危机的时候，中国作家没有选择乘坐“诺亚方舟”飞船逃离地球，而是选择带地球一起去流浪！

总之，中国古文明是农业文明，中国人有很深的恋土情节，“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思想。

但是西方国家，就没有产生家国思想、家国情怀的基础。刚才说了，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的源头是游牧文明，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海洋文明。

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发源于地中海沿岸。那里缺乏大河和大平原，不适合大规模的耕种，促使古希腊人走向海洋，要么去海外贸易，要么去海外掠夺。

无论是贸易还是掠夺，他们经常要面对陌生人和陌生世界，充满了很多未知的风险。因此他们希望通过非常详细的条款来提高贸易的成功率和稳定程度。

这就是所谓的契约精神。中国不是没有契约精神，因为古代中国人生活在熟人社会，啥事都是熟人背书，你赖账不还、做事不地道，名声臭了，就社死了。

他们出海做生意或劫掠，有很多未知风险，需要有一个心理上无所不能的保护神，所以后来西方接受了上帝（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神教脱胎于犹太教，犹太教的形成跟犹太民族的遭遇有关。古犹太人（希伯来人）居无定所，生活环境恶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当时犹太人需要加强团结，凝聚人心摆脱困境。为了应对增强人们应对未知困难的信心，需要一个神秘的权威力量，于是摩西创立了犹太教。

宗教在西方社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把上帝当成了背锅侠。只要是上帝允许（包括默许），什么事都可以做。

虽然大家都见不到上帝，但能见到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这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以上帝在人间的独家总代理自居，各地教会再从这里批发（神权）。

根据基督教教义，人人生而有罪，死后是要下地狱的。必须要经过忏悔，得到原谅后，才能升入天堂。

而总代宣布，只有罗马教廷具有赦罪的权力。他们掌握了让人死后升入天堂的钥匙，他们有权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到罗马朝圣的人都能够得到救赎。

很多人无法前往罗马朝圣，后来罗马教廷为了创收，制作了赎罪券，买一份就可以赎罪了。这简直是直升天堂的绿色通道，也是办坏事的护身符。

所以西方社会做人办事，都是以对上帝的信仰为第一位的，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当然，上帝本身很多行为都谈不上道德。

上帝为了考验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是否忠诚，让他用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祭。亚伯拉罕一点没犹豫，把儿子带上山，准备杀了他献祭。

虽然最后一刻被上帝阻止，中国人看这个故事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但在基督教中，亚伯拉罕体现了绝对的信仰，道德与否并非考量的重点。

还有诺亚方舟的诺亚，如果发生在古代中国，得知大洪水要来，画面应该是这样的，诺亚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苦苦哀求上帝。

如果上帝不同意，诺亚要么死谏，要么跟上帝翻脸，然后回去率领一帮人一起造方舟，一起筑坝，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渡过难关。

同样是人类，你一个人溜去逃生，在中国要被骂成自私自利的叛徒。就算是活了下来，也是苟活。问题是在中国的语境里，也对不住列祖列祖啊。

如果这么做了，最后人类变成鬼，下了地狱到阎王爷那也不会放过他。这才是中国的故事版本，这样一对比，我们就能理解中外价值取向的差异。

新航路的开辟，既有经济利益推动（贸易或劫掠），也有宗教因素，那就是弘扬和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哥伦布本身就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

哥伦布相信，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既然是替上帝办事，那上帝一定会罩着，这就是为啥那时候西欧人普遍有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

当时有两种观念，第一，基督教国家有权力占领异教徒的国土（不算侵略）；第二，罗马教皇有权力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

这就是为啥西方的殖民侵略如此的心安理得，包括屠杀印第安人，也包括贩卖黑人奴隶，因为得到了上帝的许可证。

根据哥伦布跟西班牙国王的协议，政府出资资助他出海，如果发现了新的陆地和岛屿，他就是世袭总督，且可以获得新土地上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当时无论罗马教廷还是当地政府的政策，都是鼓励出去殖民侵略的。这对于海盗和冒险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成则会所吃馍，败则入住天国。

西方殖民者，刚到北美需要印第安人帮助的时候，印第安人给了他们无私的帮助，他们称印第安人为高贵的红种人。

他们为自己精心构造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理论。这个理论，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印第安人。

当年希特勒也是这么干的，系统性地美化了雅利安人种和日耳曼民族，系统性地丑化了犹太人，为屠杀犹太人奠定了理论基础。

根据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理论，他们把印第安人塑造成了嗜血、残忍、野蛮的形象，认为印第安人跟野兽无异，他们的存活简直是对上帝伊甸园的糟践。

当时著名的清教徒科顿·马瑟污蔑印第安人是“古铜色的异教徒，比地球上所孕育的最邪恶的魔鬼还要邪恶”，并称清教徒“乐意与他们进行任何战争”。

这种理论，迎合了殖民侵略者的需求，甚至把自己的屠杀变成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霸占印第安人的家园。 

回头再看澳大利亚和美国，这里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只是鸠占鹊巢的欧洲强盗而已，哪里有什么家国情怀。

再看看澳洲和美国的山火，不是因为灭山火风险大，而是因为灭山火风险大且收益低（预期）。他们才不管多少人流离失所，才不管会带来多少生态灾难。

2020年加州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美国林务局消防专家马尔科姆·诺斯说：不管投入多少人灭火，都不足以把火扑灭。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待问题的角度，一切从资本角度出发。而资本的投入是要有产出的，不干赔本的买卖。

相反，如果高风险高收益，什么样的奇葩事都能做得出来，包括故意纵火。美国消防员纵火，是一个多年的顽疾，每年被逮捕的消防员有100多位。

这是全美消防委员会官网的消息。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火可灭，消防员才能挣到更多的工资。相当于纵一次火，就给自己拉上一个业务大订单。

这种消防员纵火的事情，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包括澳大利亚、法国等。2020年1月7日，澳大利亚逮捕了一名27岁消防员，因为他纵火17次。

欧美国家的民众，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为集体利益付出的传统。为公共利益而戴口罩都不愿意，你还能指望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去灭火？

他们的国家没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他们的体制也决定了他们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更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普通民众的家园。

到了晚清，仍在小农经济的中国，遇到了工业化列强的有力挑战。服务于农业社会的儒家思想，暴露出了种种弊端，中国社会陷入空前危机。

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尝试，或师夷长技，或揭竿而起，或自强求富，或改革变法，或三民主义，最终都不是很顺利。

最终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重塑了家国精神，把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杀出一条血路，实现了救亡图存，然后又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一样。独有的家国情怀（精神）注定了中华民族香火不断，没有家国情怀，也注定了欧美山火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