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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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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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人老早就完成了大一统的伟业,但要持续、稳定地维持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王朝运转,还是不容易的。比如在政治组织构架上的问题,就从来没有消停过——智者在技术局限下不断严优,而时代发展的车轮,却总是把他们苦心孤诣制定的制度碾压得支离破碎。

 

在两汉短暂的政治稳定期后,王朝政治组织又一次出现危机。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发现,无论一次次的英雄史诗如何磅礴大气,一旦创业者风吹云散后,他巧取豪夺赢来的“血酬红利”,罕有传得出三代之例。

 

帝王家族,总难逃血光之灾,而且因果循环越来越快。

 

英雄宿命之轮回,皆源于政治构架之因循和扭曲。

 

斯时的王朝,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统治者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王朝的经营权,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然而世家大族,又是一群冷酷无情的政治投机商——在这群狐狸眼中,皇帝不过是巡护公共领地的狮子。一旦他衰老或无能,不再能开疆拓土或维护王朝稳定,狐狸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从无数觊觎帝位的野心家中遴选出新的枭雄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狐狸们以业绩能力为导向考核狮子,并随时准备把他当替罪羊抛出去。

 

于是自魏晋至隋唐,皇帝常常倾国覆族,但五姓七族、王谢朱张不倒。恶名与风险统统归诸帝王,荣誉与实利一概入于私门——春秋时的管仲尚且提倡“善归于上,恶归于己”,而魏晋以下的世家大族为了沽名钓誉自高门楣,却全不顾及职业道德操守,愣是把风险与黑锅统统扔给帝王去背。

 

然而时代局限如斯,皇帝们虽然不高兴,也只好战战兢兢地坐在悬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宝座上,一个不当心就会被轰下台去。他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竟发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这样的哀叹(南朝宋顺帝刘准语,遭萧道成篡弑时,年仅十三岁),而世家大族却在熙来攘往的政权纷替中游走自如——无论谁当皇帝,总得请他们来打理不是?

 

就这样,皇帝与世家大族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严重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所能忍受的。

 

娶谁家女儿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长期操持权柄,一赖其垄断的教育资源,二赖其以婚媾关系构建起来的人脉网络。

 

因循传统的世家教育,固然难以培养出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却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循规蹈矩、娴于政务、人脉熟稔、潜规则认同感强且整体成材率较高的业务骨干——如账房先生(理财政)、博弈大师(主外交)、文案写手(草诏书)、资深律师(定律令)等等。

 

凭着个人的武勇与机遇,寒门庶族可能成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凭着个人的智慧与投机,寒门庶族也可能成为徐茂公或魏征。但没有家族的熏陶、培养与铺垫,一个寒门子弟绝难十二岁成为甘罗(战国外交家、政治家,十二岁拜相),半辈子也难成为王肃(北魏政治家,出自琅琊王氏。娴淑于政治制度,为鲜卑设计全套汉化官制),永远也成不了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亦出自琅琊王氏)——乱世里提刀子卖命、设套子坑人,和治世里跑衙门(认得门)、抢人脉(认得人)、搞冷门科研(拉经费),在能力要求上压根是两码事儿。

 

所以自魏晋以降数百年,乱世中侥幸上位的寒门庶族,无不以融入世家圈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就连番邦拓跋氏,在登上中原帝位后,也不惜做陈世美,举宗改娶中原世家女子为妻,企图以血统之融合而求文化之认同(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皇族改与中原卢、崔、郑、王四大世家通婚)

 

然而并非谁都是皇帝,可以完成与世家融合血统的美好意愿。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有个世家大族的外公,亦即从世家垄断的教育资源、人脉关系中分得一杯羹,寒门出身的新贵每每只能觍颜与交——在世家政治极盛之时,寒门新贵这样的努力通常不过是痴心妄想。偶尔有穷疯了落魄士族,会看在孔方兄的面上嫁女于寒门庶族,但旋即便会被其他士族公议开革出世家门墙之外。然而,“侯景之乱”毁掉了南朝世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及隋、唐之间的大动乱,同样也严重削弱了北方世家的政治影响——世家多有治世之良臣,却绝少乱世之枭雄。

 

在盘马弯弓的武士面前,理财、辞令、书法、律条之类的技能统统归于无用,以火箭速度提拔起来的官员,大多是那些一天能砍折十五柄刀子的猛人(《北齐书·薛孤延传》:“薛孤延,代人也。少骁果,从神武起兵,以功累加仪同三司。从西征,至蒲津。及窦泰失利,神武班师,延后殿,且战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而不是严守法度的会计师、长于煽情的写手以及博古通今的制度设计家。

 

为了在乱世中自保门楣,骄傲的世家只好放宽婚姻标准。唐朝的寒门新贵也忘怀了自己的出身,欣然被敌对阵营的糖衣炮弹打成痴迷状态,只要世家略开一扇旁门,他们便会寻机蜂拥而入。

 

《新唐书·高俭传》道:“房玄龄、魏征、李勣(即徐茂公)复与(山东士族)婚,故望不减。”房、魏、李三人,一个是典型官僚,一个是敢谏直臣,一个是圆滑狐狸——然而他们却有共同的选择,将寒门出身的大唐新贵之口味暴露无遗,即:对世家政治的迷恋与复辟。

 

而对比鲜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儿常常无人问津:唐宣宗时,进士王徽听说自己当选驸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诉推脱,连身体不好这种理由都搬了出来;唐宪宗时,皇帝求公卿大臣给公主介绍驸马,大家纷纷托词说自家子侄条件不靠谱……就连游方术士也瞧不上堂堂大唐公主,玄宗要将妹妹玉真公主嫁给“八仙”原型之一的张果老,孰料竟生造出“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这样的言论来加以拒绝!

 

非但公主们爱情不顺,就连身为王朝继承人的太子同样难逃吃瘪。唐文宗欲为其太子迎娶宰相郑覃孙女,但郑覃竟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愤之下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唐书·杜兼传》)” 

 

在初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世家竞相与新贵缔结婚姻,还隐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哪里是和皇帝抢亲家,压根儿就是争抢政权支柱嘛!如果任其发展,让世家完成人脉网络的大布局,唐朝就又有沦为“齐梁世界”的危险(在世家势力的怂恿、支持以及投机下,南朝篡夺内讧不断,尤其以齐、梁两朝为甚,故后人遂以“齐梁世界”为政治乱世的代称)

 

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世家与新贵之间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肃问题。

 

贞观六年(633),唐太宗便对房玄龄抱怨道:“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贞观政要》)

 

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房玄龄画像。来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

 

然而,此时的李唐根基尚不稳固,皇帝还不敢公然挑战世家集团,只是发发牢骚而已。直到太宗之子高宗朝,坐稳了宝座的皇帝才下诏书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内缔结婚姻:“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为了防止新、旧官僚结成小集团,进而架空自己,皇帝们一方面与世家争抢身居要害职位的亲家(如太宗便嫁女儿高阳公主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无奈公主性情蛮横且不守妇道,竟搞得房公子破家丧命,反更坐实了“非世家的女儿没家教”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悍然禁止他们以缔姻手段继续拓展、巩固人脉网络。

 

然而,社会价值观总是存在惯性——即便是最严肃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变时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结。这些被“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贵”。

 

于是,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对世家发起了第二轮逆袭。

 

大唐版的“士族排行榜”

一如今日的大厂招聘,在没有历史业绩可参考的情况下,招聘时只好考察文凭,通过文凭的含金量,来评估新人的分量。“世家政治”时代也是一样,不过他们的参照系是《氏族志》——一部详细记载某地某族出产某专业人才的工具书。比如说陇西李、吴兴沈出将才,琅琊王、博陵崔出宰相,谯郡桓出叛贼,诸如此类。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发完前述那场忿忿的牢骚之后,下旨重修《氏族志》——企图以现实地位为标准,重定世家等级,从而打击泥古不化、惯以历史成就自诩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所以,这部“贞观版”的《氏族志》,其政治色彩就远重于学术价值了。

 

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影视剧中重修的《氏族志》。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为了表示编撰工程的客观、严谨以及科学性,太宗提出了“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为严肃其事,主持编撰《氏族志》者,也皆是核心衙门的主要领导。

 

领衔编撰者是高士廉(吏部尚书,唐太宗的妻舅),接下来顺次为:韦挺(御史大夫,关陇士族)、岑文本(中书侍郎,“二十四史”中《周书》史论部分的主要作者)、令狐德棻(礼部侍郎,《周书》主编)等人。

照说这支编撰队伍人才济济,阅历才智均强,编撰工作应该极其顺利才是,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第一稿便让唐太宗驳回重撰,还差点没挨处分。

 

原因也简单,高士廉本人便是山东士族出身(北齐皇族疏属),他保持惯性思维先入为主,排第一的头等士族居然是博陵崔氏。(具体详情请见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唐太宗决定从重修一部书开始

唐太宗愤然:“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借谴责山东士族卖婚套钱的劣迹,先兴大义以责之。

 

然后一句点明问题的严重性,更隐含威胁:“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贞观政要》)

 

眼见皇帝态度剑拔弩张,高士廉们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高俭传》)”的标准,在贞观十二年(639)捧出成稿:李唐皇族列为第一等,皇后长孙一族列为二等,博陵崔则打入三等。

 

太宗官修《氏族志》,是在压制离心力最强的山东士族集团(即崤山以东的博陵及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等四大头等士族)同时,刻意抬高自己所属的、声望较逊的武川(以皇族李氏,后族长孙氏为代表的武功贵族)、关陇(以韦、裴、柳、薛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士族集团。

 

然而,在士族集团之间找平衡,虽能奏一时之功,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上的走钢丝技巧——稍有不慎就会失衡,陷入不断纠偏、矫枉过正、然后再纠偏的振荡态,这就是东汉中叶以降的局面。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政治集团,改让整个官僚集团在皇帝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

 

从“推荐”到“竞聘”

 

技术水平的进步,让大唐可以迈出更大的人事改革步伐——而这是魏晋时代的大英雄们连想都不敢想的。

 

当唐太宗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他面对的对手是刚刚遭受过数轮沉重打击的世家大族,而实施人事改革的技术条件又刚好全部发展到位——语言标准的统一、廉价造纸术的普及、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求学模式从“汗牛充栋”一跃进化为“牛角挂书”。

 

此时的人才培养逐渐呈现出标准化、廉价化以及作坊化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数百年来世家赖以垄断人才培养的技术局限,正被时代的大发展逐步跨越。

 

一个草根大崛起的时代,至此已如磅礴朝日,呼之欲出了。

 

为削弱世家大族对官僚体系的把持力度,大唐皇帝继承了隋代的科举制,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启动了首次科举。

不过此科影响不大,总计才录取5人(秀才科取1人,进士科取4人),尚属于试验性质。到唐太宗时,科举制度日趋稳定。贞观初年,太宗于放榜日赴端门观望,见新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不自禁地对侍臣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算是肯定了科举制度。《唐摭言》对此评价为:“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

 

大唐科举,一改魏晋以来官吏选拔的传统模式,变“推荐”入仕,为“资格竞聘”入仕:只要个人审核过关(未犯过国法,且非谋私利的工商业者),皆可“怀牒自列”,自由申报官员“资格竞聘”,并参加礼部定期举办的考试。


初起时,礼部考试门类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大常设科目;有选拔天才儿童的“神童科”;有照顾皇亲和三品以上官员子弟的弘文、崇文生举(参照明经、进士考试办法,但要求较低);偶尔还有些专业科目选拔(制科),如志烈秋霜、词殚文律、抱器怀能、茂材异等、才膺管乐、道侔伊尹、贤良方正、军谋宏远、明于体用、达于吏理之类。

 

因为分科制举,所以称之为“科举制”。

 

既然入仕资格考试种类繁多,且各科在进身道路上也有明显的快慢之分,时日一长,考生便自然出现分流现象——

 

秀才科,入职就是正八品上的官阶(上上第),较同等成绩的明经生要高出三阶,但因难度实在太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素养、道德操守,几乎无一不考),及第机会过少,考生皆视为畏途,很快无疾而终;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自然成为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入职官阶略高于进士科,从八品下叙官(上上第)

 

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元稹拜访李贺,却吃了个闭门羹,被告知“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来源/纪录片《科举》截图

 

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入职官阶又较明经科低一等,从九品上(上上第)。因为应试无门槛,所以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明法(法律)、明书(书法)、明算(算数)三科,都是偏门的专业技能考试,所以考生不多,且发展空间狭窄,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般说来,礼部考的是对政治文化及传统案例、执政风格的认知、掌握以及发挥,士子通过礼部考试便具备了做官资格,称为“进士及第”。但实际任用,尚需由吏部复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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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殿试对策抄本(复制品)。来源/南京科举博物馆

 

吏部的复试较礼部简单,以面试为主,穿插笔试——考题更像如今的职业能力倾向测试,偏重于潜力考察。根据各人的仪表、对答、公文处理等能力,给予不同的岗位分配。

 

礼部把入门关,吏部把分配关,从唐至清,虽然科举内容一变再变,但这套录取/任用体制却基本延续未变。

 

“官员竞聘”的科目于初起时五花八门,经过一番自然筛汰后,最终只剩下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后是世家大族累积数百年的执政经验,而进士科背后则是寒门庶族庞大的群众基础。

 

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兹的。

 

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宦官就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鸿都门学,收罗一帮没资格研读政治的寒门子弟,改而研究文学艺术等科目。在宦官的关照下,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出仕待遇远较太学生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朝又重演了这一幕。

 

在皇帝引入科举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去挤竞聘的独木桥——这就已经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来了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而且还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

 

玄宗天宝九年(750)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道:“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又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官员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竞聘”改回“推荐”的老套路去。这一提议引起舆论的热议——可不是么?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杨本人虽为世家子弟,却是进士科出身,又是“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77),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有两个报考进士科的无聊文士将其事迹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以上反对进士科的,都抓住了此科选才的天然弱点——科目设置不具备针对性,文笔好和从政经验是两码事;寒门出身的文学之士不懂官场礼节规矩等等。

 

管不住士族通婚的李唐王朝,如何利用科举暴击家学?

五代《八达游春图》(局部),画中人物服饰为唐末达官贵人的标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然而,尽管被世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批评得千疮百孔,但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

 

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这套“竞聘”制度的首要目的,从来就不是求才——唐人中还真有明白这一点的,赵嘏“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语道破了的科举真意。

 

技术的发展,引发教育普及、知识流播的“多米诺效应”,推进了草根阶层的分化。而以科举为筛网,将草根中的优秀分子遴选出来,一来可以制约乃至取代长期威胁皇帝安危的世家力量,起到平衡政治的杠杆作用;二来又为草根阶层开启了一条合法上升通道(不管它多么狭窄),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泄压阀”的效果。

 

大唐正是认清了科举的深意,所以尽管对“进士无行”也很窝火,却始终不废科举,而失去了垄断政权技术基础的世家大族,则在与寒门庶族的斗争中,不断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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