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作者: 侯佳明、周渝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如今,汉服的概念已风靡全国,随着历代服饰被越来越多地复原出来,能够提供人们选择的类别也越来越多,主流习惯以时代进行划分,例如汉制、唐制、宋制、明制等,这就涉及到一个关于传统服饰的核心问题——汉服是否等同于古装?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徐显卿宦迹图 · 金台捧敕》(局部)。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汉服与古装有何区别?

这需要先溯源一个问题,“汉服”一词最初出自何处?它的本义是什么?这得看文献典籍与考古资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上出现“汉服”一词,是迄今为止所有文献以及考古发现里,“汉服”一词最早的出处。马王堆3号汉墓墓主是长沙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时间为西汉初年。编号为“简四四”随葬竹简载:“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这里楚服指楚地的服装,汉服则指汉朝冠服体系之下的服饰,也就是说,“汉服”一词最早的出处,还真就是指汉朝的衣服。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汇也有了新的释义。
 
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记载:“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尚同汉服。”这里的“汉人”与“汉服”并列,其意已是指汉人的服饰。又有《辽史》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这里国服指契丹服饰,汉服显然也是指汉人所穿的服饰,“国服”(契丹服)和“汉服”在此处皆是形容民族服饰。自唐宋以来,无论是“二十四史”这样的官修史书,还是像《东京梦华录》这类笔记散文,在提及“汉服”一词时,其意已具有民族服饰的属性。这样看来,诸如直裰、道袍、襕衫、袄裙、圆领袍等明朝人常穿的服饰当然是汉服。
 
汉服断代于明末清初,又兴起于21世纪初。现代人穿的汉服是否等同于古装,主要不取决于衣服,而取决于穿着者的态度。例如传统节日,许多年轻人身穿汉服逛公园,或是在毕业典礼上穿汉服拿着学位证拍照等现象,更多体现的是汉服的民族服饰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穿“古装”,服饰在这里是一个发展、流动的概念。但如果在进行一次历史剧拍摄,或者展现某个特定时代的场景,又或者模仿某个历史人物装束而穿上汉服之时,就具有道具性质,更符合“古装”的定义。
 
说完当代“汉服”与“古装”的关系,我们不妨来看看古人的生活。例如汉服断代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明朝的人们除了会穿当代服饰之外,是否会出现身穿前代衣冠的现象呢?

“崇古”的礼仪衣冠

生活在明朝却穿“古装”的现象当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帝王,在重大场合还必须穿着这种服饰,也就是明代宫廷礼服。严格地说,明代宫廷礼服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前代服饰,但也的确是当时的服饰体系中最具有古风的。
 
以最隆重的帝王服饰为例。冕服为古代帝王在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正旦、冬至、圣节、祭社稷、册拜等重大礼仪场合中所穿的服饰。这种服饰相传夏代就已出现,周代已有明文记载,先秦经典《礼记》载,冕服的服饰外袍称为玄衣,肩部织日、月、龙纹;背部织星辰、山纹;袖部织火、华虫、宗彝纹。纁裳织藻、粉米、黼、黻纹各二,合称“十二纹章”。不过,这种冕服在秦代一度中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书同文,车同轨,废除六国旧文字,焚烧经典,统一度量衡。在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周代传下来的华丽冕服也被废除。从那时起,贵族男子的礼服色调与配饰就变得极其简单,秦代尚黑,故改用全黑深衣作为男子礼服,名为“袀玄”。
 
西汉继承秦制,帝王的礼服也随秦代沿用袀玄,上至帝王,下至官员,皆以袀玄为礼服,直到东汉汉明帝恢复冕服为男子礼服。从此,皇帝才又戴上冕旒,穿上“十二章纹”的华丽服饰。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的《历代帝王图》出现的汉光武帝刘秀、蜀汉昭烈帝刘备、魏帝曹丕、吴帝孙权等汉魏时期皇帝像,共同点都是身穿冕服。此后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冕服皆作为历代帝王最高等级的礼仪服饰代代传承。唐代诗人王维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诗句形容盛唐气象,冕旒成为华夏政权帝王之象征。明代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使用冕服的王朝,也是传承千年的冕服集大成之时代。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鲁荒王墓出土的九旒冕。来源/王法东《古代章服之美和旒冕之制》
冕服堪称中国历史最久远的礼服之一。遗憾的是,东汉帝王冕服文物早已无处可寻,即使是唐宋时期,也只能从存世的古画中探寻一二。现今唯一留存于世的帝王冕,只有明代的,尤其是定陵出土的帝冕,对于帝王服饰研究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对比唐、宋、明三代图像资料上的冕服,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依旧保持着基本风貌。这实际上也是清代实行剃发易服之前,汉服礼服体系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上衣下裳制的礼服,往往都很好地保留了古时风貌,虽然也会有发展变化,但基本形制一脉相承。
 

女子礼服中的意义传承

在经历了将近百年的衣冠礼制断代后,明代建立之初,即在女子礼服当中,恢复了绵延传承的华夏形制。这套服饰制度上承自两宋,回响着汉唐余声,承载着先秦对于世道苍生的考量,可以说是汉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自《周礼》始,汉族皇室女子的礼服便有明文规定,且落实在了重大的礼仪场合。其中尤以皇后服制记载最为详实。《周礼·天官下》载:“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一作翟)、阙狄、鞠衣、展衣、褖衣、素纱。”改为“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一作翟)、阙狄、鞠衣、展衣、緣衣(一作褖)、素沙(沙通纱)”其中,前三种都刻缯有翟鸟纹,因此,袆衣、揄狄、阙狄放在一起,又被称为“三翟”。女子礼服,均为上下相连而不分的形式,象征女子专一之志。此后这种服饰制度在朝代的更迭与岁月的变迁中虽偶有变化,但框架大体得以保留。比如,隋代皇后有袆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唐代皇后有袆衣、鞠衣、钿钗衣三种礼服。可惜的是,古代礼服具体样貌,因缺乏形象而暂不可考。今人得以看到最早的关于女子礼服的形制,来源于宋代绘画。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宋仁宗后坐像》中的皇后袆衣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若详说皇后礼服,恐怕要占用一部书的空间,我们今天单拿出其中最为隆重、也最具代表性的袆衣,来展示明人服制对前朝的继承。先秦时期,袆衣为礼服最上,因此以天色玄象之,这里的玄色,指的是青色或蓝色调的颜色。此后,青色就成为袆衣的主要色调。唐、宋袆衣都以深青色为主。明代洪武三年(1370),即规定皇后袆衣为深青质,上绣画赤质五彩的翟纹十二等。不过,青色的定义,在各个时期略有不同,比如,明孝元贞皇后郭氏画像中,郭皇后的袆衣便呈现出接近黑色的样态。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明孝元贞皇后像
霞帔是明代贵族女子礼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明朝,上至皇后,下至九品以上的命妇,都有机会在礼仪场合佩戴,只是纹样有差别。霞帔并非明人首创,早在魏晋时期,便有绣领、帔子等物。绣领只垂于领间,而帔子则属一种较长的装饰品,宛若今日的长丝巾。唐代女子十分喜欢佩戴帔子,上流社会的女子,穿好时兴的衣裙后,将帔子缠绕于肩上臂间,轻盈曼妙随风飘举。因此,宋人认为,具有礼服性质的霞帔,起源于帔子。宋代高丞《事物记原》中载:“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并云,“今代帔有二等,霞帔非恩赐不得服。”宋代只有受恩赐的女子得以佩戴霞帔,霞帔中的纹样,则是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后可用龙凤,命妇则根据品级,饰以不同的鸟兽绣纹。
 
除此外,霞帔还是一种与平民女子关系最近的礼服形制。《清稗类钞》记载:“霞帔,妇人礼服也,明代九品以上命妇皆用之。以庶人婚嫁,得假用九品服,于是象相沿用,流俗不察。谓为嫡妻之例服。”庶民女子若嫁为正妻,在婚嫁当日,可以假借九品霞帔服之,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霞帔也点缀了数代汉族女子红妆花嫁的甜美梦想。
 

对古制深衣的执念

在明代,冕服、朝服等最隆重的礼服虽然都与前代衣冠形制一致,但要说是“复古”却有些勉强。自隋唐统一以来,男性衣冠出现“双轨制”发展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汉式衣冠,作为礼服;另一类则继承了北齐、北周时期的圆领袍服作为常服。其中作为礼服的一脉一直传承到明代,也就是说,前文所提及的冕服、朝服等都是经过沿革发展而来,只是变化较小,与复兴已经消失的服饰不同。那么,生活在明代的人们又是否极泰来会去复兴前代的服饰呢?
 
其实还真有。首先就是立国之初来自官方的指令。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下达诏令“复衣冠如唐制”,即恢复大唐衣冠。不过从明朝初年留下的图像资料来看,这次由明太祖发起的唐服复兴运动并没有真正恢复唐制服饰,主要是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壁垒——彼时中国没有考古,不像我们今天可以拥有那么多唐墓壁画、唐三彩俑等出土文物作为参考,时人主要参考的传世画作也非常有限且真假掺杂,要对几百年前的唐朝服饰进行复原的确颇具难度。
 
不过,明初出现的一些服饰上倒是能看到时人为复兴唐服而作出的努力。例如明代初年,官员常服皆为窄袖圆领袍,与明后期宽袍大袖的圆领袍比起来,至少从外观看来,明初圆领与唐代圆领袍更为接近。而明初官员所戴的乌纱帽也类似晚唐时期出现的硬脚幞头。至于士庶服饰中,也开始流行“唐巾”。这种首服并不是明人独创,在《元史·舆服志一》就有记载,即“唐巾,制如幞头,而撱其角,两角上曲作云头”,可见是模仿唐幞头而来。不过通过文物画像我们也能明显发现,明代兴盛的唐巾与真正的唐代幞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从圆领袍、乌纱帽到唐巾不难看出,生活在明代的人们要想复原出几百年前的唐代衣冠已很困难,更遑论复原更早的汉代衣冠。不过,历代中国士人群体中,倒是不缺对于“深衣”这种古衣充满执念的人。我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种服饰能够获得如深衣这般的殊荣。被历代学子奉为必修书目的儒家经典《礼记》里,有很多章节都涉及服饰内容,但独立成篇的唯有“深衣”。
 
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到千年之后,仍有许多儒者对其念念不忘。五代时期,后周学官聂崇义的《三礼图》对深衣剪裁进行复原;宋代大儒朱熹亲自对典籍中的先秦古衣进行考证和复原,并在《朱子家礼》加入了自身理解,赋予深衣文化内涵。此风一开,历代儒者执着于深衣考辨者前仆后继,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朱舜水皆对深衣进行过考据与复原,尤其黄宗羲著的《深衣考》,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各辟其谬,试图考辨深衣真相。也正是由于古之深衣受到众多学者青睐,以至于“深衣之制,众说纠纷”,千年来无定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事业发展突飞猛进,随着一件又一件的汉代服饰、人形陶俑、画像砖出土现世,总算给纷扰千年的深衣之争打开了一条新的探索路线——原来在汉代,“深衣”不是具体某一款服饰的名称,而是一大类服饰的总称,即“深衣制”。

明人想象中的汉末衣冠

其实在明人肖像画中,的确是存在一些疑似模仿汉代装束(主要是明人认为的汉代服饰)的案例。《松江邦彦画像册》虽是生活在清初的徐璋所绘,但画中人物涉及的明代人物所穿服饰形制皆准确,必然是有所参考。在这套像册中,可以发现莫是龙像和张弼像,人物虽然头戴明制巾帻,但服饰的下摆出现颇似围裙的结构,看起来很像上衣下裳制。此外,该像册中还出现了身穿明代吉服,但头上戴着诸葛巾的人物。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莫是龙像。来源/《松江邦彦画像册》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张弼像。来源/《松江邦彦画像册》
明代出现的诸葛巾也称纶巾,这种首服可以算是部分明代文人复古情结的反映。《三国演义》不止一次提到诸葛亮羽扇纶巾之形象,但实际上在东汉到三国时期的史料中,并没有关于“纶巾”这种首服的记载。到了晋代,头戴纶巾的装束却开始在士族中流行起来,如《晋书·谢安传》记载“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在与汉末三国极其接近的晋朝,头戴纶巾是士人们颇为流行的打扮。合理推断,假如纶巾在距离晋不远的汉末三国时代已经存在,那么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周瑜,甚至是司马懿,都有可能头戴纶巾,并非专属于某个人。但问题是,这个“纶巾”究竟长什么样呢?没有图像资料。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带纶巾的明朝官员陆树声。来源/《松江邦彦画像册》
那么,明人画像中戴的这个纶巾到底是怎么来的?明代王圻编撰的《三才图会·衣服·诸葛巾》载:“诸葛巾,此名纶巾,诸葛武侯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并有配图。按照《三才图会》的说法,这种诸葛巾就是纶巾,因为诸葛亮经常戴这种,故而命名为诸葛巾。这本是正常逻辑,但用在诸葛巾这里,逻辑则完全相反。首先,“纶巾”这种首服早在晋代就已出现于史籍中,但具体形制不明,明朝人恐怕也不知道它长啥样。其次,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留下的壁画、陶俑、画像砖等人物图像资料中,都没有看到诸葛巾这种形制的首服,说明二者并非同一样式。
 
最早关于诸葛亮首服的记载为“葛巾”,这时的葛巾指头用葛布制作的头巾,是形容材质而非形制。不过历代绘制诸葛亮画像时,难免会融入一些当代服饰特色,由于对诸葛亮的崇拜,创作过程中很可能借鉴了唐代通天冠或明代梁冠、静忠冠这类首服。明朝时,一方面由于印刷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因《三国演义》的影响越来越大,诸葛亮的图像资料增多,并且固定了形象。正是由于诸葛亮的装束在明代已定格,于是就将这个由明人创作出的诸葛亮之首服称之为“诸葛巾”。明人王圻编撰《三才图会》时,一方面对诸葛巾已形成固有印象,另一方面又因当时影响力颇大的《三国演义》不断强调孔明“羽扇纶巾”之形象。于是在书中将这种明人笔下的诸葛巾与史籍中出现的“纶巾”合二为一。
 
明代之前,诸葛巾与纶巾没有直接关系,明代中期之后,纶巾才与诸葛巾画等号。所以明人画像中所戴的纶巾(诸葛巾),应是明代人想象的汉末三国人物所戴的巾帽,与真实历史上的纶巾无关。

明代女子的头上古意

在红尘滚滚的世俗生活中,女子们的钗环衣裳往往紧随潮流,跟着时尚一变再变,稍有余财的爱美女性,周身都是时髦的装束。前朝时兴的往昔风流,在她们身上并不多见,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复古”装束本就是少数人的小众追求,这些人大多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心中常怀有崇古情怀。其次,大量明代女子被拘于闺阁之中,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曾用“丸在盘中”来形容明代女性,尤其是明末清初女性的生活状态。这就使得时人对她们的记载较少,她们也不是文人墨客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偶有女性身着古代服饰,也很可能不见经传,自然无法被后世得知。
 
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对古代的浪漫遐想,依旧以零星碎片的形式,妆点在明代妇女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中。
“卧兔儿”又叫“昭君套”,有时干脆直接合称“昭君卧兔”。明末清初的西周生所创《醒世姻缘传》中写:“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寒冬将至,妇女们便以动物皮毛制作头套,不设帽顶,佩戴时在头上围作一圈,既保暖又美观,还不至于弄乱、掩盖她们精心梳妆的发髻。不过,虽冠以“昭君”之名,昭君套与汉代王昭君关系并不密切。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汉代王昭君佩戴过昭君套。即便到了宋代,南宋画家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中,王昭君头顶还未戴皮草式装饰,倒是周围的匈奴人,头顶裘帽。到了明代,仇英《千秋绝艳图》中的王昭君,头上方出现了昭君套。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明妃出塞图》(局部),抱琴回头者为王昭君,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千秋绝艳图》(局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或许,卧兔、昭君套的出现,一方面来自明代妇女对头箍发饰的喜爱,一方面则来自对汉代美人王昭君的美好想象。中晚明时期,头箍是女性最喜爱的头饰之一,无论是成亲少妇,还是年少受宠女童,头上都少不得头箍。而昭君套,不过是头箍的变种,并且还要与头箍一同佩戴。一种大为流行的头饰,一旦与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美人传说相联系,便会构成一个颇有意趣的审美意象。这种借昭君之名广为流传的饰品,纵横大江南北,横跨明清两代,一直到了晚清,依然覆在女子额上,给予她们冬日的靓丽与温暖。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影视剧中戴着昭君套的王熙凤。来源/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古代女子喜欢将一头秀发梳理得服帖顺滑,拢在头顶束成发髻。在数千年间,各色流行的花样在女子青丝间变了又变,时而高耸蓬松,时而低垂简洁。不过,总有些经久不衰的审美,在时代更迭与沧桑变幻中一次又一次地点缀着女子的头顶。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晋祠明代彩塑。来源/晋祠博物馆官网
堕马髻便是如此,汉代有堕马髻,唐代有堕马髻,明代也有堕马髻。堕马髻的“鼻祖”由东汉梁冀妻孙寿所创,《后汉书》记载:“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齲齿笑,以为媚惑。”孙寿貌美且擅长打扮,给自己画愁云惨淡的八字眉,作欲哭未哭的啼妆,梳将坠未坠的发髻,走路摇曳生姿,笑起来宛若牙痛。整个形象扭捏做作,却又充满娇柔妩媚的风韵,而堕马髻,显然服务于这种韵致,发髻低垂,歪向一侧,宛若妇人即将从马上摔落。孙寿俨然是当时的美妆博主,创造出的妆发样式很快普及开来,一时间上流社会的女子,各个呈现出“柔弱不能自理”般的可怜模样。这种美妆思路偃旗息鼓许久之后,在唐代春风吹又生,再次出现在贵族妇女的身上。我们耳熟能详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中,多有女子梳堕马髻,依然是歪斜地坠向一侧,只是形态与汉代已然不同。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中的堕马髻(右一、右二)。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明代堕马髻出现于明中期以后,范濂的《云间据钞目》中说:“梳头如男人直罗,不用分发,蝶鬓髻皆后垂,又名堕马髻。”女子梳头时不必分发,如同男子一般,一股脑将满头青丝束于头顶,然后梳成发髻,便是堕马髻。不过,同样名为堕马髻,明代的版本与汉唐已大不相同,汉唐的发髻偏垂于一侧,明代则向脑后倾垂。堕马髻又被称作倭堕髻,《十美词纪》中说陈圆圆(此陈圆圆非吴三桂之爱姬)爱梳倭堕髻,可见此发型格外受欢迎。
 
明代人在穿着打扮上的仿古行为,虽在历史当中留下了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生活片段,但归根结底,依旧是一种少数人的爱好。与当下如火如荼、风靡全国,作为中华传统服饰重要符号之一的汉服,并不相同。不过,其中体现出的怀古情怀,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却如出一辙。这也是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对各个时期世俗生活的馈赠。
 
明朝人会不会穿“汉服”?
END
作者 | 侯佳明 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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