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悍的节度使在宋代是如何被削成荣誉职衔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不仅将大唐盛世拦腰截断，更让“节度使”与“藩镇”这两个“高冷”词汇走入人们的视野。正因为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摇撼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乱”。

然而，在三百多年后，先后两次担任节度使的李玮却是另一番模样。李玮是宋仁宗的表弟，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然而，这位大宋节度使手中却无兵无权，一辈子干得最惊天动地的事便是跟自己的公主老婆闹别扭。

李玮的影视形象（陆星饰）。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三百多年里，节度使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何从挑动天下反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位高权轻的吉祥物呢？

说起节度使的起源，与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官职——都督关系密切。唐朝初年沿袭旧制，在重要的州镇设置大都督或都督，统领数州甚至数十州的兵马。在边防区，都督又加“使持节”之名，有专杀之权，这便是节度使的前身。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第二年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的名号就此确立，节度使的辖区便是藩镇。

刚刚诞生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一是统领一方兵马；二是只管军事，不管民政；最后是只在边疆，不在内地。

在开疆拓土中，唐玄宗越来越倚重节度使。天宝五载（746），王忠嗣一人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手里有近27万的军队。好在这位王忠嗣是位老实人，第二年就把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辞掉了。可到了天宝十载（751），唐玄宗又让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统兵近18.4万，唐朝五分之二的边镇军队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而朝廷直属的军队才8万人，实力太悬殊了。

明人绘唐玄宗像，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收录，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安禄山虽然兵多，但想成功造反并不容易。他的士兵都是领工资的职业军人，工资要靠财政发放，军队的粮草、装备也要靠财政配备。此外，安禄山统辖的战区虽然面积广大，但是行政事务由州县管辖。如果朝廷和州县不提供补给，安禄山瞬间就被卡了脖子。

关键时刻，唐玄宗再度出了昏招。他让安禄山同时兼任辖区内的营田使、采访使，安禄山的权力由此大为膨胀。安禄山不去搞点“一举滔天”的大动静，简直都对不起唐玄宗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安史之乱示意图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为了安置已经投降却又桀骜不驯的安史旧部，唐朝只好将边区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让他们当节度使。又为了对付这些不老实的节度使，唐朝又在中原腹地广树藩镇，以此来控制经济命脉和军事要塞。这样，听话的节度使与不听话的节度使势力犬牙交错，渐渐形成平衡。唐朝也因此又续了150年的命。用《新五代史》的话说：“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之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在这个过程中，藩镇权力进一步扩张。长官身兼节度使、观察使和会府（辖区治所）所在州的刺史等职，总管境内一切行政、人事、军事、司法、财政、监察等事务。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廷实力大损，地方实力派则迅速崛起。中唐以来脆弱的藩镇平衡被打破，朝廷再也无力制衡藩镇的发展。节度使终于得以放飞自我，野蛮生长。

唐末藩镇混战，一些强藩乘势而起，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便是当时实力最雄厚者。开平元年（907），朱温废黜唐哀帝而自立，建立后梁，由此拉开了五代时期的序幕。

后梁太祖朱温画像，取自大英博物馆藏韩国手抄本《高臣图》

五代时期，兵荒马乱。王朝与皇帝像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担任节度使的安重荣有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武人专国政的时代，也是节度使的黄金时代。

此言差矣！

五代不是节度使的黄金时代，而是他们的夕阳黄昏。

随着朱温称帝，昔日宣武军的藩镇军队摇身一变，成了后梁王朝的中央军——禁军。为了防范其他节度使也称王称帝，朱温不断扩充禁军，兵力骤增至20余万。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军得到空前加强。此后的皇帝们不断把自己在藩镇时的嫡系部队加入禁军中，不断扩充禁军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个王朝后唐时，禁军实力已经初步在地方藩镇部队之上。中央有了驾驭地方的能力。

后唐庄宗李存勖像。明代宫廷绘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藩镇要想改朝换代，必须借助外力。比如石敬瑭建立后晋取代后唐、后晋亡国、后汉刘知远建国、北汉刘崇建国，都与契丹息息相关；而后唐李从珂取代李从厚称帝、郭威建立后周取代后汉以及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成功的关键都是有禁军的支持。只要契丹不干涉、禁军不造反，藩镇的造反一定会被五代朝廷镇压下去。

这一点非常重要。尽管五代都是短命小王朝，尚能凭借对地方藩镇的军事优势，开始收回部分地方权力。北宋能够成功再造中央，离不开五代的不懈努力。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削藩三大纲领”。

“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雪夜访普图》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赵普的历史故事。作者/（明）刘俊，来源/故宫博物院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唐朝末年，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还拥有一州兵权；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

进入五代，朝廷虽然重新掌握了对境内州府长官的委任权，可出任州府长官的人选，往往是节度使的亲信、僚佐，节度使仍然对州府有很强的控制力。州尚且如此，州下辖的县就更别提了。

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

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

进入五代，朝廷对地方的钱袋子开始收紧。过去不少送使、留州的财政收入，以“系省”的名义，划归朝廷所有。虽然如此，很多系省仍然储存在藩镇，称为“留使”，节度使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系省”财物上下其手。有钱有粮，节度使就不愁养兵。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

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次年三月，太祖又重申了这道命令。

“乾德诏书”本质上和五代的“系省”没区别。从宋太祖连续两年下诏来看，这一政策落实得并不好。

别急，宋太祖还有后手，这一次，他动用了金融手段。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大宗贸易中越来越依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是作为货币的现钱太笨重，运输携带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业务。

在京经商的商人，可以将大量现钱交给节度使的进奏院，或交给京城富商开办的连锁金融机构，然后拿着进奏院或富商开出的票据，到相应的藩镇取款办事，这种汇兑业务就是飞钱。

通过飞钱，藩镇吸纳了巨额货币，操控金融，大发横财。唐朝朝廷虽屡下禁令，但由于飞钱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屡禁不止。

为了收夺藩镇财权，宋太祖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

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既不敢也无力公然反抗。

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

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

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

为削夺藩镇兵权，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逐渐的，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不再出征，只负责铺道路、盖房子、疏河道之类的劳役，被称为“厢军”。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至此，宋太祖和平收编了藩镇军队，这也标志着他不动声色地落实了收夺地方权力的三大纲领，再造了一个久违的强势中央。

落实三大纲领，其实只是“收权”。那么，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

还得靠制度。

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

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北宋行政区划。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部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

既然厢军不行，就只能靠禁军。

太祖晚年，随着宋朝疆域的扩大，禁军兵力增长至19.3万。对于这近20万禁军的使用，太祖采取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十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

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用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五代时期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部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反而加强了藩镇势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太祖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屯驻在地方的禁军每隔一两年，最多三年，就要更换一次驻地，或者调入京城修整。更戍法换兵不换将，这样既能保证将领长期驻守一方，熟知地利风俗；又能防止士兵与将帅结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效忠关系，从而降低地方叛乱割据的概率。

对于宋太祖来说，宋初面临的最大的历史命题，便是如何使北宋免于沦为第六个短命小朝廷“后宋”，如何使宋朝彻底摆脱五代改朝换代、兵祸不断的诅咒，从而为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将，仍然对节度使的虚衔趋之若鹜，这又是为什么呢？

节度使也是一种“军衔”。五代后期，禁军的高级将领就兼领节度使。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做殿前都点检时，曾领归德军节度使，宋朝的国号也因此而来。显然，赵匡胤的权柄来自禁军，他也并不去归德军做地方大员。但节度使的身份，却表示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武将。

《宋太祖洞开重门》（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作者/（清）陈书，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宋代节度使失去权力后，身份标识的作用被继承下来，依然是武官最高级别的阶官。任命节度使的程序，与拜除宰相、册封亲王、册封公主相当。正因如此，宋真宗宠信的宦官刘承珪才会在临死前，希望得到节度使的称号；一代名将岳飞，也因为在32岁拜节度使而倍感自豪。

参考文献：

闫建飞：《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

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