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强则强：大唐边防四大军事战略区，布局是如何形成的？

唐代节度使掌控的地方横跨州郡，在地盘内集中了军政、民政、财政权力，俨然一方“土皇帝”。盛唐为何能创造如此逆天的存在？

这与唐朝的战略处境和战略目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一个节度使，设置时总是有理由的，甚至是必须的。等意识到问题时，十个八个节度使，已经摆在那了。

从唐睿宗到唐玄宗，大唐为抵御外侵及安抚边疆，相继设置朔方、河东、幽州、河西、陇右、剑南、碛西、岭南八道节度使。后来，碛西又被分为安西、北庭两道，幽州被分为范阳、平卢两道，遂成著名的十道节度使。在大唐鼎盛时，这是军政上的创新，等到尾大不掉时，又成了唐朝在治理上的难题。

唐“遂州武信军节度使”铜印。来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大体而言，在开元、天宝之际的全盛时期，唐代的边境军事防区可大略划分为西北、东北、东南、西南四个军事战略区。其中，东北方向包括范阳（兵9.35万，马6500）、平卢（兵3.48万，马5300）及河东（兵5.5万，马14800）这3个节度使辖区。

细究起来，河东与范阳、平卢节度的职能又有所区别。唐朝的河东道包括今天山西省的全境和内蒙古的一部分。虽是在内地，境内这些边城又正处在北方游牧民族南进通道上，直接面对其压力。早在初唐时期，从武德四年（621）到武德九年（626），东突厥汗国多次南下攻势，入侵的重点地区，一是西北的宁夏和陕甘，另一个就是山西。在河东境内，从朔州到太原，沿汾河南下直到晋州，以至潞州，全部受到突厥的侵掠，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突厥衰落后，回纥取而代之，唐朝又在河东修筑大量边城，屯驻重兵，建立军镇来保证北部边疆的安全。不过，河东节度使并不是独自防范突厥（回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里记载：“朔方节度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故河东节度和朔方节度还常常存在兼任的现象，如信安王李袆就在开元二十年（732）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兼任朔方、河东两道节度使。

唐突厥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相比之下，范阳、平卢节度的任务显得相对独立。唐廷设置范阳节度使的主要目的是“制临奚、契丹”，置平卢节度使是为了“镇抚室韦、靺鞨”。奚、契丹与室韦、靺鞨都位于东北一带，故平卢节度使（今内蒙古赤峰南）与范阳（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存在密切关系，二者时而兼任，时而分离。天宝三载（744）后，平卢、范阳节度使由安禄山一人兼任。实际上，这两道节度使都是由幽州节度使演变形成。《新唐书·方镇表》就将平卢节度放置在幽州节度内，可见二者关系之密切。

不过，平卢、范阳节度使建立本身就是唐廷东北边防体系遭遇重创的结果。696年，自唐太宗时代便成为羁縻州的契丹部落也在松漠都督李尽忠、妹婿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率领下反叛“天可汗”，攻陷营州（今辽宁朝阳），河北震动。武周政权竭尽全力，动兵数十万，才勉强镇压了反抗。可唐朝原来的东北防御体系也由此崩溃，外围防线安东都护府及营州都督府不再能起到抵御东北少数民族入侵的作用。武周（唐）被迫后撤自己的防线，加强幽州的力量，以抵御“两蕃（契丹、奚）”的进一步内侵。

即便设立了两个节度使，且范阳节度使拥有的兵力为十大节度使之冠，契丹与奚仍然是劲敌。开元二十四年（736）三月，当时还是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的安禄山率众讨伐契丹与奚，结果“恃勇轻进，反为所败”。按军规，安禄山当斩，他被押解进京，反倒因祸得福。安禄山第一次见到唐玄宗，他跪地磕头，当唐玄宗问他为何冒进战败时，安禄山称自己是听到胡人辱骂大唐天子，自己气愤难耐，只顾追击，导致失败。唐玄宗听他如此忠心护主，将其赦免，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关照提拔，逐渐委以重任。

契丹和奚确实难缠。十多年后的天宝十载（751）八月，当时已经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兵6万，讨击契丹，并以奚族骑兵2000人为先导。这一次，安禄山又是率部冒雨昼夜兼行300余里，行至契丹牙帐。可惜唐军的运气实在不好。时逢大雨，因霖雨如注，弓弩水湿皆弛，不能使用，加上前导奚骑2000余众临阵倒戈，与契丹兵马夹击唐军，唐军又一次大败，伤亡殆尽。安禄山马鞍中箭，冠簪射落，靴履亦失，仅率20余骑突围而出，差点丢了性命。尽管如此，安禄山还是成为赢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之后，安禄山一人拥兵竟超过18万，握有大唐全部边防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称得上“范阳兵马雄天下”。连从没打过仗的杜甫也看出大事不妙——这就是他在《后出塞》诗中所写的“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安禄山。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实际上，在唐高宗、武后时期后，唐廷面临的边防形势发生巨变，可以说“四夷”纷纷兴起。除了“突厥猖獗于朔漠”“两番觊觎于东北”之外，更有“吐蕃跳梁于西南”。唐代以前，中原边患多来自北方，除此之外，各方晏然。尤其是据有关中的军政势力，只需扼控函谷关以制关东大地，自己却绝无腹背受敌之虞，无论秦汉乃至初起时的李唐政权均从这一地缘优势上获益。但到了唐朝，青藏高原首次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势力——吐蕃，几乎是一夜之间，关中地区变得不再安全。早在唐太宗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求亲不成而入侵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虽然失利却已显示吐蕃不容小觑的实力，故而才有文成公主外嫁之举。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灭位于青海的吐谷浑，全据青藏高原，尤其是属于吐谷浑故地的河湟地区（主要包括今青海黄河河曲、湟水流域），适宜放牧，多产良马，不仅是河西、陇右的战略屏障，更系唐朝最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吐蕃控制了河湟，就意味有了东出的孔道和集结地，来自西面的威胁就变得更加直接了。

唐代首都在关中地区，所以包括西域的西北广大地区是大唐王朝生存所系的区域。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唐廷在西北方向集结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安西（兵2.4万，马2700）、北庭（兵2万，马5000）、朔方（兵6.47万，马14300）、陇右（兵7.5万，马10600）、河西（兵7.4万，马18800）共5个节度，拥兵超过二十万人。《资治通鉴》记载，唐之“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便是就此而言。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公元721年时，基本完成九大节度使的设置。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这样的猛将精兵，曾经几乎倾巢而出，与吐蕃争夺军事要塞石堡城（在日月山东麓）。天宝八载（749），唐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夺取石堡城。这一次，不光是西北战场的唐军主力，甚至河东节度使的人马也投入战斗。史书上记载：“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战役在日月山下的整个战场上展开，是逐条山梁、逐个山头的争夺战。到唐军攻克石堡时，战场上竟堆积着3万余将士的尸体。杜甫在《兵车行》痛感“若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盖出于此。但以当时唐廷的边疆形势而论，石堡城战役的胜利，使唐朝在唐蕃对峙中取得了明显优势，唐玄宗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哥舒翰进一步挥师越过日月山（古称赤岭），“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今青海湖海心山）”，做长期占领的准备。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击吐蕃，悉收黄河九曲（今青海省境内共和县至循化县沿黄河一线以南），夺取了吐蕃军队“顿兵畜牧”的东进后勤基地。

当然，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并未参加这场酷烈的战斗。西北地区各节度虽有共同任务，即保卫本地区并经营西域，但由于所处地域不同，任务又各自不同：朔方节度“捍卫突厥”，防止突厥兵南下；河西及陇右互相支持；河西、安西、北庭则以河西为中心，以安西、北庭为两翼，河西为经营西域的后方总部，安西、北庭则为两个前沿根据地。安西、北庭这两个节度使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安西节度“抚宁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维护天山南北地区的安全。相比西北方向的其他几个节度使，安西、北庭的人马不多，但骁勇善战并不逊色。天宝六载（747），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率军万人在帕米尔高原“深入万里，立奇功”，击破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取得了惊人的军事胜利。正是在此辉煌的军事胜利保障下，“是时中国盛强，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但“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唐肃宗继位（756）后，为了尽快平定叛乱，不惜抽空边防兵力，下诏征召勤王兵马，全力平叛。当时，陇右、河西、安西、北庭、朔方等节度使都在征召之列。西北边军精锐奉命内调，吐蕃趁机发动进攻。公元756年，吐蕃连陷威戎（今青海门源）、神威（今青海海晏西北）、定戎（今青海湟源西南）、宣威（今青海西宁北）等地。第二年，吐蕃攻占了陇右节度使治所所在地西平（今青海乐都）。再下一年（758），重镇河源军（治今青海西宁）也落到了步步紧逼的吐蕃军队手里，这就是杜甫在诗作里所说的“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了。等到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已尽取河陇之地。

吐蕃。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十大节度使中，“存在感”最低的莫过于地处南方的剑南节度使与岭南五府经略使了。除去远悬西域的安西、北庭两节度之外，剑南与岭南在各节度中兵额最少（前者3.09万，后者1.54万），且岭南还是唯一一个没有战马编制的节度（剑南有马2000，也不算多）。显而易见，西北、东北二区和东南、西南二区在军事力量的配备上，呈明显不对称状态，西北、东北二区远远强过东南、西南二区。这自然是针对当时西北方向面临吐蕃、大食，东北方向面临契丹、奚、后突厥等强敌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的布置，而兵微将寡的岭南五府经略使，无非用来“绥静夷獠”。

至于地位稍重的剑南节度使，其设立初衷除去协助西北战区一同抵御吐蕃外，主要是“南抚蛮僚”。这两者其实互有联系。吐蕃是唐朝西部劲敌，其发展势头已达今天云南洱海一带，为防其继续扩张威胁唐朝安全，“抗”是必然。为实现抗吐蕃之目的，就必须对周边少数民族（“蛮僚”）采取安抚策略，甚至建立某种同盟关系。于是，在唐朝大力支持下，南诏王皮逻阁并吞其余五诏，统一了云南洱海地区，结束了当地各部落长期相互兼并的战乱局面。

然而，在随后的操作中，唐朝的主事者却违背了这一初衷。开元二十六年（738）时，唐玄宗还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可见当时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谁知不过十几年后，唐诏竟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究其原因，就像《长安十二时辰》中那位李必的历史原型、著名政治家李泌评价：“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

影视剧中以李泌为原型的李必。来源/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截图

天宝九载（750），在当朝宰相杨国忠的举荐下，鲜于仲通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与云南太守张虔陀一起，负责监视和控制南诏。鲜于仲通和张虔陀在当地横行不法，对南诏国主阁罗凤更是刻薄无礼。当年十二月，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袭杀张虔陀，同时夺取周边32个州。（详情见：国力鼎盛的大唐，何以在天宝战争中接连惨败给南诏？）

天宝十载（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发兵大举进攻。阁罗凤不得已，只得背弃唐朝，转而投靠吐蕃。吐蕃当即派出援兵，与南诏军队联合作战，于江口（今下关）、丘迁和（今漾濞）等地大败唐军。鲜于仲通仅以身免而已。三年以后，唐军卷土重来。天宝十三载（754），侍御史、剑南留守李宓再征南诏。结果，“三军溃衄，元帅沉江”。李宓所率领的唐军全军覆没。唐军的南征一次比一次失败惨重。

天宝年间与南诏战争的结果，使唐朝失去对云南的控制，南诏与吐蕃结成联盟，对唐形成了严重威胁。安史之乱后，吐蕃 “陷松、维（治今四川汶川西北）、保（治今四川理县新保关西北）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

话说回来，吐蕃兵进剑南，固然气势汹汹，最后却止步于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究其原因，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吐蕃民众，如果到低海拔的平原地区，短时间内也很难适应。蜀地夏天气温很高，畏惧炎热的吐蕃军队往往会暴发瘟疫，导致战斗力下降。反而与吐蕃结盟的南诏（在今云南）军队习惯炎热气候，能够在蜀地持续作战，故而对蜀地的威胁比起吐蕃要大得多，甚至能够攻克成都。连蜀地百姓也发现了两者的微妙区别：“西戎（指吐蕃）尚可，南蛮（指南诏）残我。”晚唐年间，南诏居然能两围成都，二破交州（今越南河内），成为唐廷的又一重大边患，而剑南、岭南方向的唐军则有应接不暇之虞。这与唐朝的军力重心始终在北方也无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格局的后遗症。

南诏。来源/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

大唐是一个世界性王朝，在西北、正北、东北、西南（除了东南沿海）几个战略方向均有强敌，极大消耗了国力。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唐廷在很多时候有心无力，被迫在大的战略方向上设置权力巨大的节度使。节度使的设立之初为“兴一利”，最终是“生一弊”，这个“弊”最终也要了唐朝半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