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流浃背了，嘉庆没有注意到的这只“灰犀牛”到底是什么？

嘉庆帝自登基之日起，一直在孜孜不倦处理政务，直到生命的尽头，不知耗费了多少笔墨，却像雪地中迷失方向的行人，一遍遍朝着千篇一律的远方发起冲锋，经过艰苦跋涉，到头来又走回了原点，回头一看，就连刚刚踏出的脚印也已经被飞雪掩埋，留不下一点痕迹。

嘉庆帝名颙琰，是乾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十八世纪的六零后，初名永琰。在十三岁时，被密建为皇储，29岁被封为嘉亲王，35岁时被正式宣布立为皇太子，36岁登基成为皇帝，直到39岁时开始亲政。在即位的第四年，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在龙椅上坐了四年的嘉庆帝终于亲政，马上就赐死了和珅。嘉庆帝在壮年走上最高权力舞台，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局面呢？

清仁宗嘉庆皇帝朝服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清史稿》这样评价：

“王杰、董诰、朱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一旦共、驩伏法，众正盈朝，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王杰、董诰、朱珪都是当时的名臣，三人在嘉庆帝继位时大概都在六十多岁，都是科举“卷王”，又在和珅当政时清廉不阿。王杰、朱珪都是嘉庆帝的老师，与皇帝感情深厚。清史稿的意思是，老爹乾隆帝为嘉庆帝留下了王杰、董诰、朱珪三位忠臣，坏事都赖和珅。“共、驩”是《尚书》中在尧帝时期公然摸鱼、搪塞糊弄的大臣共工和驩兜，这里指代和珅。现在把和珅这个大恶人给灭了，紫禁城又一次迎来了“众正盈朝”的一团和气局面，可见，《清史稿》对嘉庆初年政局的评价极尽赞美之词。

八旗盔甲，清，上衣通长74厘米，下裳长76厘米。清宫旧藏。来源/故宫博物院

结果，为了镇压白莲教，清廷损失一、二品武官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而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的白银则高达2亿两。

于是，为了筹款，不得不大开捐纳、公开卖官。大量地方豪强靠捐纳入仕，京官最高可捐到正五品的郎中，外官最高捐到正四品的道台，武职最高捐到正三品的参将，甚至有不满十岁的“阔少”因捐纳获得做官资格者，吏治从此败坏不可收拾。

清代银锭。来源/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数字博物馆

白莲教被清廷视为邪教，但其起义的诉求并不是虚无的教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口号就是“官逼民反”。清廷的主流观点认为，白莲教就是邪教妖言惑众，一贯造反，和他们讲不清道理。但当时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则认为，白莲教起义源于经济压迫。

“楚蜀之民，聚徒劫众，陆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则惑于白莲、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继因受地方官挟制万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艺。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祸。邪教起事之由如此。”

原来，在四川湖北交界处，此时已经聚集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他们朝不保夕，还要面临地方官的盘剥，他们冒着杀头风险起义的原因竟然只是“欲借起事以避祸”而已。在毫无希望的现实面前，幸存的百姓将希望寄托给民间秘密教派。

嗣统通宝是清末天地会白莲教号军农民起义运动时期所铸的一种钱币。来源/高英民，张金乾著《中国古代钱币略说》，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

照理说，康熙帝宣布永不加赋，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从此无地、少地农民的赋税压力大大减轻，为何此时的农民背井离乡，沦落到如此贫苦的境地？洪亮吉对此也有分析。这位乾嘉时期的大文学家在《治平篇》和《生计篇》指出了农业时代人口增长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可以说，洪亮吉比马尔萨斯更早注意到了这个被后人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问题。

乾嘉时期，中国人口急速增长。乾隆末年，人口已从康熙时的一亿骤增至约三亿，而清廷的赋税并未增加，到了嘉庆时期反而比乾隆朝中期还有所下降。洪亮吉认为，人口的急剧增长，已经和生产的缓慢发展形成尖锐的矛盾。嘉庆朝的人口比百年前增加了十倍，但耕地面积不可能等比例增长十倍，人均耕地面积实际上在不断下降，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在洪亮吉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分析出，在同样面积的耕地上，投入两倍的劳动力，很难增加两倍的粮食产量，而投入三倍的劳动力，则更难达到三倍的粮食产量，劳动力增加的边际效益在递减，这种情况就是“内卷化”一词的最初含义。何况还有人大肆兼并土地，“一人占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那么，穷苦的老百姓跑去湖北、陕西、四川三省交界的巴山楚水凄凉地，或在江河两岸的悬崖绝壁上开垦梯田，或在湍急的江边上半裸着拉起货船的纤绳，他们的生活怎么可能好的起来呢？

清代湖北、陕西、四川三省交界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洪亮吉对白莲教起义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现实的。他认为，起义军大多数是被蛊惑的良民，无非想求一口饭吃，他们早已一无所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三年多来，起义军越剿越多就越是如此。洪亮吉认为，对饥民应该宽待，对贪官污吏，则应该严厉整肃，“州县官既不能消靡化导于前，及事有萌蘖，即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诛求之，不逼至于为贼不止”，主打一个官逼民反。

洪亮吉在一次官员考核中，面对镇压白莲教的题目，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征邪教疏》，内容实在，没有回避问题，分析中肯，建议有可操作性，表明了嘉庆朝的中枢仍然有名臣干才。那么等待洪亮吉的是什么呢？是皇帝的亲自召见，求教拯救苍生之策吗？还是奸臣的破防，罗织罪名横加迫害呢？

洪亮吉像。来源/虞浩旭著《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都不是。洪亮吉文章交上去，好似泥牛入海，毫无波澜。后人分析是仍然把持朝政的太上皇乾隆帝与和珅不喜欢这种锋芒毕露的文章，于是将其束之高阁。最终洪亮吉抱憾回乡，而等到乾隆帝驾崩，和珅自尽后，洪亮吉又被嘉庆帝的老师朱珪邀请回到紫禁城，编修乾隆帝时期的《高宗实录》。此时嘉庆帝下诏求直言敢谏之士，于是洪亮吉再次上书，开头就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展开一番锐评：

“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一口气点名四十多个亲贵大臣，里面甚至包括亲自将他请回北京的朱珪。因为朱珪这时候年近古稀了，开始吃斋念佛，洪亮吉认为这是“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道理是没错，但洪亮吉对嘉庆帝的期望可能太高了些。文章如此犀利，嘉庆帝，他有能够接受的胸襟吗？

影视剧中的朱珪。来源/电视剧《梦断紫禁城》截图

嘉庆帝原本觉得自己亲政后所作所为，算得上很不错了，应该收获山呼海啸的万岁声，结果被洪亮吉的文章“啪啪打脸”。而且洪亮吉还把文章分成三份，成亲王永瑆就收到一份，这位著名的书法家王爷看后很快呈递给嘉庆帝御览，嘉庆帝看后大怒，说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肆意妄言”“有心诽谤”，当即下令革职，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

嘉庆帝认为：

“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章奏，视朝时刻之常规及宫府整肃之实事，在廷诸臣，皆所共知，不值因洪亮吉之语细为剖白……”

“若洪亮吉以此等语言，手疏陈奏，即荒诞有甚于此者，朕必不加之罪责，更当加以自省，引为良规……”

“今以无稽之言，向各处投札，是诚何心？”

意思是说，朕都这么辛苦了，你洪亮吉还写诽谤文章到处散发，光是朕身边就查获三份，实在太可恶了。

洪亮吉行书小游仙诗轴。来源/故宫博物院

其实，洪亮吉是个翰林编修，七品芝麻官，没资格直接给皇上上书，这才想办法请亲贵代为转交。而嘉庆帝对他的指责集中在人身攻击层面，指责洪亮吉缺乏身份、文章格式错误、内容偏颇、动机不纯等。

最终，洪亮吉上书案按大不敬罪名判了个斩立决，而洪亮吉在狱中还坚称，“庶人传语，况翰林乎？”以天下为己任，到死也不改口。这要是放到乾隆朝，洪亮吉大概率就没了。但嘉庆帝最终还是救了洪亮吉。他被洪亮吉整破防了是真的，但是自己前脚说要广开言，后脚就直接杀上书之人，杀的还是著名学者，嘉庆帝终究还是犹豫了。

在洪亮吉下狱之初，嘉庆帝就颁旨，禁止对洪亮吉上刑。他亲自把洪亮吉交给刑部判了死罪，最后又亲自下旨免死，洪亮吉发配伊犁，路上走了半年，只在新疆待了两个月就被赦免，让回老家了。期间，伊犁将军保宁想拍马屁，觉得皇上把这死囚发配几千里，那就是不想让他活着，于是自告奋勇要替皇上害死洪亮吉，也被嘉庆帝严厉制止。这体现了嘉庆帝身上的矛盾一面。

清代伊利地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故宫博物院陈连营老师认为，

“嘉庆推行的种种措施，大多是康雍乾时期推行的政策，而且事实已经证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现在嘉庆继续推行此种方法，自然是只能缓解一下客观存在的困难。”

嘉庆皇帝本人是一个保守的君主，张口皇考，闭口祖宗，只能做些小修小补。就连颁布这些改良措施时，嘉庆皇帝的态度也不甚坚决，遇到利益集团的抵制，也不过写个文章回应一下，口吻唯唯诺诺，仿佛犯错的是他一般。他在位的二十多年，白莲教起义席卷数省、延宕九年，天理教起义教民攻入紫禁城，“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

清朝的统治危机从潜滋暗长到显山露水，最后完全暴露于世。

参考文献：

朱诚如、张玉芬主编：《清朝通史》嘉庆分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