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白费气力了，马步芳干的这些事是洗不白的！

说起马步芳，其如何凶残地对待我红军西路军被俘指战员，有各方史料互相映证，是绝无可能抵赖的。

但是，就这也挡不住前些年居然有人打着TZ和MZTJ的旗号，吹嘘此人是如何重视文化，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兴建学校，如何“造福桑梓”，还张罗着给这货建纪念馆。

嘿嘿，所谓重视文化，不就是结交王洛宾，封了王洛宾一个上校，以装点门面吗？虽然王洛宾8、90年代重新“走红”时绝口不提这事，但却没法抹掉历史记载。

的确，马步芳是出资修过屈指可数的学校，但在那些学校里上学的都是什么人？总计有多少人受惠？学校教的是什么？毕业生后来都干什么去了？吹捧的人敢展开来说道说道吗？

这种吹捧属于典型的屎里淘金。事实上，马步芳不仅和我党我军结下了血海深仇，同时也是西北各族人民的公敌。且不说马步芳和其胞兄马步青、和其堂兄弟马鸿逵、马鸿宾、和其族人马仲英之间那些狗咬狗的龌龊事，就说在马步芳治下，其对回族同胞也一样凶残压榨，对包括汉族在内的西北其他民族群众的压榨与残杀也同样令人发指。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马步芳对各族群众的盘剥和横征暴敛。

早在1920年，马步芳任宁海巡防军马队第1营营长时，就在甘都修建了第一处“公馆”强占了当地回族和藏族群众的田地及果园。他对循化、巴戎、昂拉及附近一带的各藏族部落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各族群众处于暗无天日的境地。

马步芳开了家益成商栈。这个商栈开到哪里，马步芳就规定当地出产的物品，除缴纳“草头税”外，余数必须向该商栈出卖，不得外售。在收购时又通过压级、压价、折斤、扣秤等手段，巧取豪夺，疯狂盘剥当地群众，横征暴敛，奸淫掳掠，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导致当地十室九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对那些四处逃难的百姓，马步芳也绝不放过，强迫他们服各种无偿劳役，挖药材、打猎、当奴隶。

1936年年底，马步芳强征同德牧民前去围剿红军西路军，鲁仓百户巴巴对此非常不满，于征调途中途停留于和日。马步芳随便找了个借口，将其斩首示众，并罚其部落军马400匹，银元4万元，才算了事。

同德各部落之间素来是融洽友好、相处和睦的。但马步芳喽使他的部属，利用草原纠纷以及盗窃、债务、婚姻等案件，不断地制造和扩大各部落之间，以及各部落内部矛盾，以致械斗不时发生。每当出现人命案件，成为搜括财物的借口。马步芳硬性规定，被告须缴纳命价1400块银元、公益捐1000块银元，另纳“苟什尕”800块银元，“鱼扎”500块银元，“油扎”50块银元，“卡头俄头”100块银元，合计3850块银元。这些款项，多以牲畜低价折抵，而且处理案件期间，所有调解人员的食用，由被告足量供应，加上从中刁难勒索，既至命案结束，已使被告亲属及其部落穷困不堪。与此同时，原告应得的命价，也要被提取“苟什尕”和“鱼扎”等等名目繁多的杂款，至此原告所得的命价，亦已所存无几。对盗窃案件的处理，也是极其苛刻的。有一牧民偷窃山羊1只，即被罚缴500块银元。

1939年，马步芳发布命令，要求各家各户出丁，自备粮食和生活用品去指定的地方开荒。负责监督的马家军士兵动不动就打骂开荒群众。其刑罚有“捧打亲家犬”、“倒挂金钟”（即将人倒挂，将脑袋塞入地上的坑中，马家军官兵用皮鞭抽打受刑者肚皮）、“上杆杖”（用棍棒在受刑者小腿骨上推拉，一直推到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不少被抓来开荒的各族群众受刑后不死即残。

1944春，蒋介石电令马步芳，要他在青海省内抽拔壮丁2000名，以补充其他部队。马步芳以青海地处边陲，人口稀少，全省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且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不宜应征兵役为由，提出“以马代丁”，最终老蒋同意了。

于是，马步芳以一个壮丁折合3匹马，每匹马300块银元的价格，堂而皇之地向青海各族人民摊派马款。

当时，西宁市人口不到8万人，摊派马200匹，折价6万块银元。西宁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所辖区(即东关)，1200多户，编为十八保，竟摊派马50匹，折合1.5万块银元。警察局指定了专人分区包干，按一二三等户强行征收，一等户需出20块银元，二等户15块银元，三等户10块银元，并催逼甚急，限期交清。但由于人民穷困，无力缴纳马款，因而常遭非刑拷打，逮捕关押。还有的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甚至逼死人命的，也时有所闻。

实际上，那些勒索来的银元最后都进了马步芳的私人腰包。事后，他从自家军马场里，挑选了2000匹二等马转交国民政府军政部贵德军马场，就算了结了此事。

1945年春，马步芳又向加定、巴扎地区征壮丁。这两个乡的群众实在不堪忍受，经过苦苦求情，马步芳同意以“树皮代丁”。马步芳当时在加定乡设有5个烤胶厂，用红柳树皮熬烤胶，供所谓八大工厂之一的皮革厂之用。这次，每个壮丁分摊树皮4000斤，两乡合计100多万斤，虽然没有拔兵，但却承担了无法交清的树皮账。

马步芳统治青海期间，为了扩充实力，大肆征兵派马，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尤以1947年的征兵最为凶残。当时，只要在马步芳统治区内的壮丁，只要身强力壮，马步芳不问其年龄，不管是否是家中独子，也不管征兵定额，统统抓走。壮丁如果逃跑，就株连其家庭和亲戚，要么老老实实地把壮丁送回来，要么花钱找人顶替。

对工商业行号的青年学徒，马步芳打着“体恤民情”旗号，声称如果商号肯为每个学徒缴获500至600块银元的费用，就可以免征或缓征。这么高的费用，大商号还能勉强承担，中、小商号则资金有限，有的濒于破产，有的被迫关门歇业。

很多壮丁在马家军中受不了折磨，于是马步芳开始“卖兵”。文史资料中记载，西宁市斗行街居民师尚才之子师成安，年仅16岁，被抓壮丁后在马步芳的杨修戎团当兵，由于受不了生活和肉体上的折磨，得了重病，师尚才费了不少心血，找渠道，拉关系，送厚礼，说人情，最后倾家荡产花了2000多块银元才将儿子赎回来。

以上林林总总，马步芳统治区内的人民群众将给马步芳当兵的比作“万年脏”，谈虎色变，由此可以想见其兵祸毒害之深了。

马步芳统一经理财经收支的总机构是“账房”，经征收支机构是设在各县的征收局，收支都是根据他个人的意旨进行，既没有成规的一套收支制度，也谈不到什么审计和规划。马家军的开支，除少部分由账房开支外，大多数又巧立名日，转嫁到各族人民的头上，如“营买粮”、“临时捐”、“草头税”、“课金”等等。

其中，“草头税”的承担者是蒙藏王公千百户，依据所属牧地草原的大小，牲畜头数的多少，摊派后强制征收。于每年派出军官佐前往征收，于是本税之外，又增加了诈取勒索和贿送招待等等费用，这些负担最终都落到蒙古族、藏族广大牧民头上。

解放前，青海官吏、土豪劣绅用非法手段设立金厂，雇佣大批贫苦农民充当“沙哇”，在黄河、大通河流域一带淘金。马步芳从中抽取税款，名曰“课金”，数额依金厂规模大小而定。

同德位于青海东南隅，黄河横贯于中，宜农宜牧，山川盘结，是解放前马步芳家族控制果洛和甘肃南部的军事基地。马步芳在拉加寺、赛力亥寺设立局卡，征收盐茶税，统制皮毛经营，从经济上进行压榨，而且每年派征的苛捐杂税，逐年有增无减，弄得天怒人怨。

1933年，马步芳借口羊玉部落抗拒所派税款，派兵展开血腥镇压。羊玉部落反抗失败，死伤甚众。该部落拥有的1万余头各种牲畜，全部被马步芳夺为自己的私产。

30年代，马步芳每年在同德征收一次军马，每次均为数百匹。但1948年一年间，居然加征了3次。1949年马家军覆没前夜，马步芳竟然一次性向同德地区征收3800余匹马。没有马匹的牧民，被迫贱卖牛羊，以200至300银元的高价折抵马匹。如此盘剥，一般牧民不仅外出无马可骑，即使是日常生活，也颠连无告，难以维持。

马步芳对各民族老百姓狠，对为自己卖命的各级官吏也好不到哪里去。国民党政府拨付给青海省的军公费、文教费，马步芳经常“上用”名义提走，中饱私囊。为应付公教人员的讨薪，马步芳有时候发给他们一些大麦、盐、羊毛、衣服了事，但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远低于应付的薪饷。

1949年6月，马步芳的军队在咸阳城下被我英雄的181师痛打，损兵折将一路败退回兰州。其所经之处，皆烧杀抢掠一空，连回族群众亦不放过。致使有些村庄一听马家骑兵来了，全村一逃而空。

1949年8月，国民政府派飞机运来12万块银元，作为甘、青两省军政机关当年7、8月份的薪饷。马步芳二话不说，将这笔钱扣下，其中5万块银元用于打赏马家军，让其继续卖命，另外7万块银元作为新编骑兵军的开拔费用。于是，驻甘、青两省的国民党中央直属军政机关的人员，成群结队来青海财政厅讨薪，弄得鸡飞狗跳。

1942至1943年间，马步芳给自己修建名为“馨庐”的私宅，是全国唯一一用玉石砌筑的宅邸，墙面多用昆仑软玉（羊脑石）镶砌，总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拥有房屋298间，耗资3000万银元才修成，这钱全是从西北各族人民那里搜刮来的。

西北解放时，他用飞机运走，供其后半生挥霍的金银财宝，都是西北各族群众的血汗钱。

盘剥西北各族百姓，马步芳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在破坏民族团结，挑拨民族矛盾方面，马步芳更是毫无顾忌。

同德藏寺东北隅的拉卜楞，为甘肃南部的中心地区，马步芳处心积虑地在加强统治藏寺的同时，用尽手段，通过藏寺活佛，不断挑拨拉卜楞与藏寺之间的关系，制造民族宗教纠纷，坐收渔人之利。在马步芳的怂恿和支持下，藏寺活佛多次派出人员，拦路抢劫拉卜楞来往藏寺或去西藏朝佛的香客和商旅，杀人越货。在得到马步芳枪支弹药接济后，藏寺活佛经常聚众武力攻打拉卜楞，侵占了德吉松多草地。每当藏寺活佛向拉卜楞攻击一次，马步芳就大加赞许一次，即送馈礼，又送枪枝。

后来，藏寺活佛在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五世点化下幡然悔悟，双方罢兵休好。马步芳遂撕去伪装，以限期征发马匹为由向藏寺发难。双方为此爆发冲突，马步芳部营长马维成以下50余官兵被打死。当地藏族群众打开益成商栈的仓库，将价值200余万银元的财物和步枪300枝、子弹30多万发全部抢走。当地僧俗群众1500余户，在藏寺活佛的号召下放弃寺院、村庄和牧场，携带财物，赶着所有的牛羊牲畜，逃往甘南。

马步芳派兵一路追杀，将抢到的青年妇女分配给属下官兵，将抓获的男子充作苦力和奴隶。几个月后，马步芳用欺骗手段招抚逃亡者归来，但却没收了他们的残余牲畜和枪支，只给每户留1匹马，每2人留一头奶牛。对于那些拒不归来的，马步芳派兵推动，让他们沦为赤贫户。至于那位藏寺活佛，被马步芳骗回来后毒死了。

1938年，马步芳以派往羊玉部落采金和挖药材的民工被羊玉牧民栏阻为由，又派兵再度进行镇压。羊玉部落凭借地势险要，武装抗拒。马步芳唆使加扎千户热卜洛，会同麦吾部落的僧侣阿日旦等人，诱其投降。羊玉牧民信以为真，交械后即被马家军包围，青壮年70余人(其中有女性2人)当场被杀，其余200多老弱妇孺被押往马家军的牧场，充作奴隶，牛羊等牲畜全部没收。

同样在1938年，马步芳派兵镇压同仁县的藏民，在古日迪地区实施彻底“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将被俘藏民扔进火堆活活烧死，将砍下的人头挂在绳子上示众，逼死难者亲友拿出钱财赎回人头。赎金价码视死者生前身份而定，从10块银元到200块银元不等。

可鲁沟旗是柴达木8旗之一。由青海蒙古族左翼盟和硕特北左旗（俗称可鲁沟贝子旗）和青海蒙古旗左翼和硕特北右未旗（俗称可鲁沟扎萨克旗）合并构成。当地蒙古族和外迁来的哈萨克族原本相处和睦，马步芳为了达到统治目的，极力制造民族隔阂，挑拔民族关系。他命令在阿南坝一带的哈萨克牧民要迁到共和县恰不恰和都兰县希里沟一带居住，并派亲信对哈萨克头人造谣：“海西蒙古族、藏族对你们不好，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你们生活困难，可以抢他们的牲畜，没有关系。你们要小心，他们贪心不足机打你们。”反过来，马步芳对蒙古族头人说：“哈萨克是外来人，我们是青海人，如果他们在们的草场上放牧，就把他们撵走，有我作主。”因而，哈萨克与蒙古族的关系恶化起来。

1940年春，艾力斯汗、胡赛英、沙布尔巴依等率领900户哈萨克牧民开始西迁，准备逃往国外。马步芳闻讯，派19旅副旅长韩进宝、韩三成带领骑兵约50人，责令宗加、可鲁沟蒙古族旗兵100余人，共同向西追击。当马家军将迁逃的哈萨克人哄骗回到诺木洪山口时，马家军对他们大肆搜抢财务，还将艾力斯汗的小老婆和年轻漂亮的哈萨克族妇女强行拉到帐房里轮奸污。对此，哈萨克群众气愤难忍。为了报仇，小头人胡加恒暗与马家军帐房里的哈萨克妇女相约做好内应，于当夜进行了偷袭。用刀棒击杀韩进宝和马家军士兵数十人，救回了被韩进宝关押的哈萨克头人和妇女，连夜西迁。

此后，哈萨克族在逃亡途中和当地蒙古族仇杀不断。

青海果洛藏族人民在遭到马步芳历次屠杀和掠夺后，血海深仇，愤不能平，遂拒绝马步芳的一切政令。马步芳遂于1941年4月间，调派大批部队，分左、右、中三路，分头由西宁、贵德、玉树开拔，前往展开血腥镇压。

沙科日是果洛北部的一个部落，有20余户牧民，人口约百人，悉数被马家军屠尽。

西千部落在鄂陵湖和扎陵湖周围游牧，约30余户牧民，人口130余人。他们听闻沙科日部落惨遭大难，立即由扎陵湖向赞保保乎松木地区逃匿。马家军在追杀了该部落10余人，抢到了800余只羊，200余头牛，以及该部落来不及带走的帐篷等笨重物品。

只有20余户，130余人的五吉部落，在交出100余头牛，80余匹马，20余支枪，并表示愿意投降，不再逃避马步芳残暴统治后，才保全了性命。

阿什姜然洛部落有100余户，200余人，其部落头人已被掳往西宁，故而无力反抗，投降后被洗劫一空，沦为赤贫户。

果洛康干、康塞部落组成的商队一行70余人，有驮牛170余头，他们从西藏贸易返回时，刚进入上果洛境内，即被马家军拦路打劫，没收了所有商品，并杀了30余人。

百日多玛部落曾聚集700青壮奋起反抗，但最终被兵力优势的马家军击败，被迫逃往黑河避难。战后，马家军搜走了该部落5000余只羊，2000余头牛，70余匹马，以及许多金银财物。

马家军在途经哈姜盐池时，发现有来自西康的盐商100余人，赶着2000余头驮牛前来驮盐，遂截杀了其20余人，抢走了全部财物。

位于通天河支流协水上游东岸的色航寺有僧侣600余人，其中有60余僧侣被马家军残杀。马家军在抢走了色航寺全部佛像、法器、粮食、酥油后，放火烧寺，大火燃烧了七昼夜。事后，马家军将从色航寺抢来的财物折价卖给玉树地区的商人，得黄金60余两及上万块银元。

原先居住在青海玉树地区的休玛、百日麦玛这两个部落，总计人口约3000余人。他们不堪忍受马步芳的暴力统治，被迫于1938年的夏季放弃原有的牧地，迁居至西藏和玉树交界的地区。马步芳认为这两个部落脱离了统治范围，既逃避了各项捐税，又有失自己的尊严。为了杀一儆百，特派其所属第100师副师长兼独立骑兵团团长马忠义，率领所属人马，于1942年夏末从西宁出发，前往镇压。

在这支队伍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前一天，在路上偶遇从西藏朝佛归来的11位僧侣，因觊觎他们所携带的金器，马步芳的兵遂残忍地挖出这些僧侣的心肝，晒干后送回西宁，向马步芳报称抓住了休玛、百日麦玛这两个部落的密探。

随后，马步芳所部将休玛、百日麦玛这两个部落勇于反抗的青壮悉数屠尽，将抢来的3万余只羊，1000余头牛转交给玉树地区的百姓代为放牧，从此变成马步芳的私产。这两个部落被俘的老弱妇嬬，在被押解回西宁途中受尽了蹂躏摧残，不断有人死于非命。幸亏的人全被押往三角城牧场充作奴隶。此后直到1949年青海全境解放，他们才终于结束非人的生活。

1942年春，马步芳派往拉萨的商队因与西藏嘎厦当局发生利益纠葛，在返回西宁途经黑河时，与藏兵发生对峙。马步芳闻讯，立即派兵驰援，在率先开火击退藏兵后，又将附近藏民的1万余只羊及3000余头牛掠走，充作自己的私产。

马步芳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在《青海文史资料》里比比皆是。本文不过挂一漏万，信手拈来几件事，让读者能管中窥豹，了解一下这个西北“活阎王”到底有多恶劣凶残罢了。

现如今，马家军已经被扫入历史垃圾堆77年之久，当事人均早已作古，但史籍仍在。这些史实是任谁也否认不了，更无法洗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