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吃鸦片”才能造火箭?聂海胜:我们吃椒麻鹅和宫保鸡丁

作者:酷玩实验室

本文转载自: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7月1日晚上,央视播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在晚会结尾,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传来视频祝福:“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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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航天员的太空生活一直受到大家关注,频频登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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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科学操作咱也看不懂,但大家都特别关心航天员的“衣食住行”。
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椒麻鹅、黑椒牛柳、香辣羊肉、红糖糍粑……这次航天员上太空有120多种美食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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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汤洪波“悠哉悠哉”的,一边啃苹果一边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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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要是想要“玩手机”,天和核心舱安装了全覆盖的WiFi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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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三位航天员在天上一呆就是3个月,好些人第一反应是:妈呀,那咋剃头?
结果这次说,三位航天员飞行期间可以互相担任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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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失重环境中头发会到处乱飞,因为他们有一种吸尘器式的装置,可以捕捉飞舞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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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网友酸,连杨利伟都说:“太羡慕他们了,一进去之后这个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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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中国航天“发一次成一次”的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轻轻松松地跟航天员“玩梗”。
但其实,中国航天人是从“光着屁股”啥也没有的窘迫一路走到今天的。
最艰难的时候,一间厕所都是试验室,一个自行车打气筒都能拿来给火箭推进器加压。
而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更是经历了此前不为人知的濒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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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扒光”一枚导弹开始。
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历尽艰难险阻回到祖国,陈赓大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接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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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一台简陋的火箭实验装置时,钱学森对不合理的结构提出异议,在场讲师不认识钱学森,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我们可不能随意改动。
陈赓见状问道:“钱先生,依你的估计,我国有没有能力研制导弹?”
钱学森脱口而出:“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听罢哈哈大笑:“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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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中国发展导弹武器工业的设想。
出于保密,意见书题目用“国防航空工业”代替导弹技术。
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专门会议,宣布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决定,批准组建导弹研究院,也就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钱学森。
这是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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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史上神秘的“老五院”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956年6月,聂荣臻邀请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领导齐聚军委办公厅,目的只有一个:要人。
请各单位支持中国发展尖端武器计划,向五院输送人才。
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讲清了研究所要配备的专业学科之后,会场一片沉默。
陈赓大将是导弹事业的发起人之一,他先开了口:
“我陈赓就管着哈尔滨那个学院,我表个态,哈军工准备抽出6个教授支持航委,要哪个给哪个。”
陈赓拟调的全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和炮兵工程系的精英台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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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航天专家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
会场打破寂静,议论声四起,一个人说了句略带调侃的真心话:
“搞尖端武器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可是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恨不得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一阵笑声,只有聂荣臻没笑。
笑声平息,陈赓又站了起来:“聂总,选调技术干部这事,我想了,哈军工准备再增加3人到4人。”
一下子调出10名教授、副教授,对于一个学院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谁都知道军中无戏言,一时大家也不再笑了,随后一一表示支持航委调人。
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悄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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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国人没法想象,后来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飞天伟业的研究院,是从466医院简陋寒酸的食堂里起步的。
今天北京的西三环有一座航天桥,当年还算京城西郊——这里坐落的两家军区疗养院和一所野战救护医院,被改建成了五院的落脚之地。
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个地名土得掉渣的叫“马神庙”的地方有一个小杂货店可以买到日用品。
在食堂里,聂荣臻非常激动地说:“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元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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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天,正是钱学森返回祖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当年他走出美国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
由于涉及国家机密,“老五院”从成立之初就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研究院采取“六亲不认” 的保密方式:
不同的办公区使用不同级别的证件,而且证件不能带回家,离开单位前要先将它换成卡片,回来时再凭卡片换取证件;
办公室电话的号码不能告诉家人;
研究院的四周围着铁丝网,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守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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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的第二天起,授课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钱学森讲授《导弹概论》、梁守槃讲授《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授 《空气动力学》,朱正讲授《制导理论》……
因为在来自全国高校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学化学的、学机械的、学纺织的,还有学文史的,什么专业都有,但没有一个人学过火箭导弹理论,因为在新中国的院校中,还没有开设过这个专业。
钱学森说:“过去我为美国喷气技术训练班的学生讲了近10年课,那是培养他们的人才,现在培养的是祖国自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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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两枚P-1导弹供教学使用。
钱学森把一枚用于教学讲课,另一枚搬进仓库搞起了“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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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导弹的图纸和资料,五院人就把弹体、发动机小心翼翼地“大卸八块”,把每一个螺丝钉、垫圈都拆下来,编号、造册,仔细研究做好记号后再分别去测量,分析材料成分、性能,最后自己动手绘制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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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精心工作,测绘顺利完成。
五院人花了十几天,把导弹完完整整地装回原来的样子,零部件一个不缺,连螺钉垫圈也一个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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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P-1导弹仿制的是德国的V-2导弹
在随后仿制苏联更先进的P-2导弹期间,全国参加任务的单位1400多个,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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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航天开创者们的精神极度紧张,脑力体力超负荷支出,他们喊出了悲壮的口号:“生在老五院,死在八宝山!”
1959年6月,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态度消极,停止了一切技术援助,能不供货就不供货,个别专家甚至放话:
“如果我们走了,这些零件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废铜烂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定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一定要把自己的尖端武器搞出来。
毛泽东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陈毅说:“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聂荣臻说:“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也靠不起。党中央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
在五院内部大会上,钱学森说:
“苏联专家说些导弹零件会变成废铜烂铁!这不行。我们就是要自力更生,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一定要搞出‘争气弹’!”
在仿制过程中,仅弹体结构一项的材料代换率就达40%以上;在376种辅助材料中,超过80%是用代料解决,自主生产总量达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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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大大节约了从苏联购置的成本,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队伍。
1960年,为了试射第一枚导弹,中国首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出现在荒凉的大漠上,这就是后来闻名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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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年赶上了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在五院,饥饿导致有的人“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
有的人画着图就晕倒了,大伙儿用糖精、盐粒兑水喂他们,才缓过气来。
每天食堂师傅都不用刷碗,因为大家把碗舔得一干二净,一下班大家就忙着“采摘”,厂区周围的榆树叶、桑树叶都被揪光了。
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还发明了“抗饿新控制疗法”——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把裤子的皮带眼向里勒紧一个扣;再叫,就再勒紧一个扣……
70%的人患上了浮肿,许多人还患上了肝炎病。
聂荣臻从各大军区紧急募集一批肉类副食分配给五院科技人员,后来被称为“科技肉”、“科技鱼”、“科技豆”。
赫鲁晓夫听说中国的情况以后轻蔑地说:
“中国现在过的是‘大锅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生活,还想造导弹?做梦吧!造几个大鸭蛋我看还行……”
但苏联专家走后3个月,中国航天人不但没有让导弹部件锈成废铜烂铁,还将亲手把导弹发射升空,也就是著名的“东风-1号”(代号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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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国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技术,为准备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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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周总理说的:
“外国人说中国人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这是嘲笑我们有弹无枪嘛!你们一定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让世界认识认识中国!”
而中国的火箭事业,也随着导弹的发展呼之欲出。
02
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对着一个火箭询问身旁的讲解员:
“可放多高?”
“8公里。”
“8公里那也了不起呀!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参观航天产品实物,他所询问的“T-7M”是我国第一种自行研制的探空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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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火箭的诞生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它之前的T-3、T-4火箭都失败了,T-5火箭好不容易造出来,结果因为国内缺一种必要的软管,发动机无法试车。
为了给T-7火箭“打前站”,航天人研制出个头只有T-7十分之一的模型火箭T-7M。
没有经验,没有资料,没有专家,一切都从零开始。
为了计算一条弹道,大家硬是夜以继日地干了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或者干脆扒拉算盘珠子。
有一次,负责人王希季得了严重的伤风感冒,嗓子红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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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聂秀芳满以为丈夫可以在家安静休息了。谁知当她去给王希季送水的时候,却见他在与来看望他的同事,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地在纸上热烈地“讨论”着。
而为了保证火箭发动机启动安全,要用爆破薄膜作启动阀,而这种薄膜的铳削深度公差不得超过0.005毫米,依当时的机械加工水平,根本做不到。
两名年轻的女科技人员就靠手工操作,认真细致地把涂上保护剂的硬纸板刻出空心图案当模型,用化学腐蚀的办法来加工薄膜。历时一个月,近千次试验,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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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经费发生了困难。于是他们能少花钱代用的就尽量代用。
比如控制火箭头体分离定时钟表机构,他们花了7块钱买来一只小台钟,改装后经过多次试验证明可以替代,而推进剂加注是用自行车打气筒加压进行的。
新建发动机系统试验室来不及,王希季选中设计院的一个厕所门前几平方米的露天空地,搭起了液流试验台,而厕所被改装成了测试室。
工厂的师傅们天天吃在车间,睡在车间,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熬红了。最终才换来了T-7M火箭的成功发射。
一代代探空火箭的研制实践,为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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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小狗“小豹”被T-7A生物火箭送上距地面70公里的高空并成功回收
“长征一号”是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而研制的运载火箭,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运载火箭。
1966年,中国在完成了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折后,将正在研制的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加以修改,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工具的一、二级,这种运载工具被正式命名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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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此时,一场保护发射场与观测站、指挥部线路畅通的战役早已打响。
当年,通信线路设施落后,没有网络,从酒泉发射基地到北京的线路只有区区3条,只要有一根电线杆出事,通信就会全部中断。
为了中华第一星的发射,国家几乎调用了全国60%的通信线路。
为防止人为破坏、自然中断,总参谋部组织出动60多万民兵沿通信线路一字儿排开站在电线杆下,无论刮风下雨,每一根电线杆下昼夜都站着一个值勤的民兵或战士。
今天很难想象,当时的通信安全竟然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来保障的。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回忆说:“这种土办法,你说世界上哪儿有啊!”
而这种原始的人海战术,有力地保障了卫星发射时指挥信息的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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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让中国航天人对进军太空充满了信心,于是研制重型返回式卫星被提上日程。
1973年11月, 发射重型返回式卫星的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二号”。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早就发现了,把“神舟十二号”送上太空的正是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它是长征家族半个世纪当中的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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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二F是右数第三个
然而它的诞生,却充满了“灾难”。
1974年11月5日17时40分,长征二号火箭发射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起飞6秒钟后,火箭突然像醉汉一般失去了平衡,20秒,轰隆一声,运载火箭连同卫星凌空爆炸,腾起一团巨大的黑红色烟火,一间平房被一块火箭碎片砸漏了顶。
不少科技人员目睹这一切,忍不住哭了起来。
为了查找原因,大家把发射架附近的一大片沙漠翻了一尺多深,拿筛子把残骸筛出来,分门别类对残骸一块一块地认真检查,试图找出事故原因。
最后发现一根连接在俯仰速率陀螺通道上的导线,外皮完整,里面的铜丝却是断的!最终被判定为导致发射失败的“元凶”。
当毛泽东听到爆炸事故分析结果后,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由于一根导线的暗伤,中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上天时间被迫推迟了一年,教训十分惨痛。
科技人员开始着手改进。各类零部件返回各生产厂家重新进行严格的质量复查。
经过几个月,共查出和解决各种问题608个。
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现身说法,给发射队员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的各个分系统都完成了,送到总装厂测试。在总装中,有一个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球不见了。”
“为了不让火箭带着多余物上天,全体总装测试人员甚至包括在场的总设计师和主任设计师都趴在偌大的总装厂房里到处找,最后终于在铁轨缝里找到了。”
吸取教训的航天人秉持着“周到细致,万无一失”的精神,在火箭测试期间又先后发现并排除了 97个问题。
1975年11月26日,载着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准时点火,轰鸣着离开发射台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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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在预定轨道上遨游了3天、绕地球飞行47圈后,成功返回了地面。
1976年后数年,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多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继苏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78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技术改进,衍生出新的运载火箭——长征二号丙,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从1.8吨提高到了2.5吨。
在长二丙的基础上,加长芯级并捆绑四枚液体助推火箭,就成了长征二号捆绑火箭。
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的基础上改进设计,提高可靠性、安全性,就有了承担发射神舟飞船任务的长征二号F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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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起它的前身“长二捆”的诞生,还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故事。
1986年堪称世界航天史上的灾难年。
从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毁人亡之后,美国法国发生多起火箭发射爆炸事故,国际发射市场几近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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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卫星寿命将尽,地上准备好的卫星排长队等待发射,而美法重新发射日期尚不确定。
这时候,很多卫星制造商突然想起了中国屡创佳绩的“长征火箭”。
中国第一个对外承接发射合同的“主角”就是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
长城公司驻美办事处主任黄作义,凭着多年从事火箭设计的技术功底,徒手画了一幅长二捆火箭的草图,带着它开始到国外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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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一看:“哦拿这么两张纸就来了,你们是皮包公司吧?”
甚至还有人问,你们火箭的整流罩是用竹子做的吗?
     
1988年,这张草图真的换回了一纸订单——用长二捆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制造、澳大利亚奥赛特公司经营的两颗卫星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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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方条件极其苛刻:美方不预先支付经费,不提供卫星技术情况,而中方的长二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进行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如果发射失败,美方有权中止合同,并向中方索赔100万美元。
听说中国要在18个月内完成长二捆火箭的研制,美国著名火箭总设计师史密斯说:
“我得提醒你,搞这种火箭,在美国至少也得干3年。”
长二捆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平静地回敬道:
“我相信我们能够完成。”
史密斯笑了:“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
王德臣说:“不,我们很清醒!18个月后,我请你来看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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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捆绑火箭结构力学模型是一个大难题。
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中国人“不可能做成的事”,因为小容量的计算机上做不了高位数字运算,于是他们建议中方付费200万美元,他们负责计算。
王德臣婉言谢绝,于是研究人员自编出10000多条程序,利用容量有限的微机,进行大规模数字计算。
没有捆绑火箭的实物,他们就用纸叠成模型,细心地观察各种力的传递途径,再进行分析计算,演算的稿纸堆满了机房。
最终计算出来的数字,就连小数点后面的尾数也与美国人算的毫无二致。
美国专家拿到计算结果后,伸出拇指连称“OK”!
为了长二捆,中国航天人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并联法”:
当设计员设计图纸时,工厂就开始为生产备料,试验场提前准备试验。
全箭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都一一被航天人顽强攻克。
新型大推力火箭——“长二捆”,就这样从航天人的手中诞生了。
合同规定,火箭要在1990年6月30日竖在发射台上。
6月29日, 火箭提前一天竖在了发射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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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史密斯再一次来到了发射场,他主动找到王德臣:
“王先生,我要专门向你们表示道歉。一年前考察时我说你们吸了鸦片烟说了胡话。这次在西昌,我看到了奇迹。”
王德臣说:“史密斯先生,火箭还未发射,这么说为时尚早。”
“不,火箭和发射台就是很好的证明。”
结果没想到发射当天,火箭突然出了问题。
发射前工作人员要给火箭加注推进剂,结果发现有一个地方漏气,导致助推器燃料贮箱有推进剂渗漏。
一支30多人的抢险队冲了过去,共产党员魏文举、陆阿宏两位老工人冒着呛人的毒气进入箭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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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弥漫的舱内,他们一人打灯,一人排故障。
有毒气体遇到汗水变成了强酸液体,灼伤了陆阿宏的手腕,呛倒了魏文举。
当魏文举被抬出来的时候,他指着火箭说了声“阿宏还在里面”就昏了过去。谁知这竟是魏文举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魏文举没有抢救过来,中毒牺牲了。
1990年7月16日,在魏文举牺牲3天之后,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如期成功发射,将卫星准确送入了预定轨道。
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在抢救现场目睹了这场壮举:我亲眼见证了什么是航天精神!
张爱萍将军在纪念中国航天创建30周年时写下:
火箭排云上九重,
惊弦霹雳震长空。
卅年踏破关山路,
风霜雨雪数英雄。
西方舆论从此公认:
“中国航天工业已从试验性阶段进入商业时期。”
“中国正在顺利地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航天国家中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竞争者。”
1992年8月14日,成功发射“长二捆”的那天早晨,邓小平早早起床观看了整个发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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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幅“长二捆”腾空而起的照片就挂在老人的饭厅。
更让中国航天人欣慰的是,长二捆的成功发射为这一年的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埋下了伏笔。
03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运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直冲太空。
临行前,载人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拍着杨利伟的肩膀鼓励说:
“小伙子,放心地去飞吧!”
但杨利伟没想到的是,他即将体验到“濒死”的极限。
随着火箭逐步地加速,杨利伟感到压力在渐渐增加。
他在训练时承受过这种负荷,感觉没什么问题。
但就在上升到离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四个助推器分离后,意外发生了。
这时,火箭和飞船产生了共振,杨利伟感到极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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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
共振是一种物理现象,最明显的就是大风的频率和大桥的振动频率相同,产生强烈共振,甚至出现过桥塌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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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一些军队要求,大部队过桥的时候不要齐步走,不能让整齐划一的步伐和大桥固定频率产生共振。
杨利伟当时就经历了内脏和飞行器之间的低频共振,再叠加升空时的重力加速度,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
杨利伟在一刹那间甚至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杨利伟度过难以承受的26秒的画面,传到飞船测控大厅的屏幕上,地面的工作人员十分紧张,因为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杨利伟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眨,大家都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火箭点火3分20秒,整流罩打开后,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瞬间照进飞船,阳光很刺眼,杨利伟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
“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
杨利伟返回地球后,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
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张智最终找到了原因,为了消灭共振,科研人员进行了助推器氧化剂管路的水介质和模拟介质振动试验、船罩组合体振动试验和全箭振动试验,采用了变能蓄压器的技术,最终彻底解决了8赫兹共振问题。
神舟六号航天员费俊龙和聂海胜成功返航后反映,长二F的火箭已经没有强烈的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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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七号三位航天员兴奋地告诉团队,他们像是坐在了“劳斯莱斯”轿车里,几乎感觉不到共振了。
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航天员能在天上越来越“逍遥自在”“舒舒服服”的背后,是载人航天工程无数科研人员一点一滴的无名奉献所成就的。
这其中,有一个人,连景海鹏见了她心里都哆嗦:“你也当过学生,你说你怕不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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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报告词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不行。”
一个失重心血管实验,操作手册要1-2厘米厚,黄伟芬要求航天员不能拿手册。
当年从北航毕业以后,原本一心要当核物理专家的她,“阴差阳错”地进入了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1992年的9月21日,长二捆发射成功短短1个月后,中央批准立项实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
工程立项之初,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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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工作是空白,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还要跟其他系统并列开展——
火箭一边设计,飞船一边设计,测控系统一边设计,怎样进行训练航天员一起跟着而设计。
“他们就来找我们总师,我们总师最后没办法,就对我说,小黄你把这个方案写了。”
中国人“吃鸦片”才能造火箭?聂海胜:我们吃椒麻鹅和宫保鸡丁
在几乎什么资料和训练经验都没有的情况下,带着不足30人的教练员队伍,仅仅用了三个月,黄伟芬就交出了一份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设计。
到今天,黄伟芬和她的团队摸索并完善出八大类、百余个航天员的训练课目,涉及超重、失重、低压等特殊环境因素的严峻考验,挑战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
她的团队奠定了之后二十年航天员训练的总基调。
在水下的失重训练,航天员穿着二百多公斤水槽训练服在水槽里训练4小时,汤洪波说刚开始的时候筷子都拿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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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芬说:“心疼,筷子都拿不住了,出来的时候浑身衣服也湿透了,觉得挺心疼的。”
但是“心疼归心疼,我一分钟都不能给你少。”
“我们拿航天员上肢力量数据跟运动员上肢力量数据做过比对,我们能达到专业运动员水平,比如皮划艇运动员,比如国家队体操运动员,他们对上肢力量要求很高,我们的航天员不亚于他们。”
而很多航天员要做的训练项目,设计“变态”项目的黄伟芬和工作人员都要自己先把项目做一遍。
52.5米高、9层楼的逃逸滑道试跳,黄伟芬自己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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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芬说:
“我自己能够参与这项工程非常幸运。它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开创性的工作本身就注定了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前我也会把门一关在办公室哭,但哭完了把眼泪擦干,又开始全力以赴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中国人“吃鸦片”才能造火箭?聂海胜:我们吃椒麻鹅和宫保鸡丁
“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我们室里的教员经常说,我们都知道加加林,但没人知道谁把加加林培养出来的,我们要做无名英雄。”
以平凡成就非凡,以无名造就有名。
黄伟芬说:
“我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航天员选拔训练的技术体系从无到有建立,对国家非常重要的、有重大价值的,这么一个填补空白的成果,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她说有一首歌,她每听一次就哭一次,那首歌的名字叫:《祖国不会忘记》。
中国人“吃鸦片”才能造火箭?聂海胜:我们吃椒麻鹅和宫保鸡丁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哪一个
在奔腾的浪花里 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
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
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
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知道我 江河知道我
祖国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
参考资料:
《天魂》编委会:《天魂:航天精神纪事》,333页
央视新闻:【面对面】她7次送自己选拔培训的航天员上太空!
军事纪实:托起飞天的人 黄伟芬
哔哩哔哩:全B站,只有他们有本事发这种视频
毕导:航天员怎么理发?跟踪完一系列航天视频我大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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