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与败北主义者

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历史证明败北主义者两次都错了。这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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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发了这样的一个微博：

我的本意只是注明一下文章的出处。西南联大在云南蒙自时，闻一多住在蒙自的歌胪士洋行楼上。同楼住着郑天挺、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浦薛凤等十多人。郑天挺先生回忆说：“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然而，当时闻一多和大家相处并不融洽，与大家格格不入。闻一多不喜欢出门，饭后大家一起散步闻一多也总是缺席。郑天挺便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这引得大家连声发笑，于是闻一多便有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想来就在这群一起吃饭的人中。我随手转了一篇微博，好像却踩到了某些人的尾巴。微博上有人如此评论：

 这些人真能上纲上线了。说我用心和手段都极可怕。不知从何而来。

闻一多先生笔下的“败北主义者”也不算什么贬义词，“败北主义者”也不是汉奸叛徒。“败北主义者”和爱国之间也并没有矛盾，为啥这么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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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条微博中聊到了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抗战前期信心不足，是悲观主和派，后面在香港坚持气节，不吃日本大米都是事实，也不矛盾。

陈寅恪先生当然是爱国者，不是汉奸。但陈先生在七七事变之后的抗战前期确实是败北主义者，这一点有不少旁证。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与吴宓先生关系非常紧密，陈寅恪归国受聘清华，也是得到当时主持清华国学院工作的吴宓力荐。吴宓日记中有关于陈先生那段时间政治观点的描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

—-《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

在七七事变之后的抗战初期，那时整个社会的情绪其实是相对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年轻人。闻一多先生写道：“在（1938年2月从长沙西迁）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因为军事上的挫败，抗战信心逐渐低落。“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了。” 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初期就已经不抱任何信心，是“败北主义者”，常理推断，在蒙自局势更糟糕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败北主义者”。

如果读过陈寅格先生的诗，就知道他天生性格就比较悲观，诗句中有极强的悲观抑郁情绪。1938年6月，陈寅恪先生作《蒙自南湖》诗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陈先生在蒙自做的几首诗的主题都是国破家亡、兴亡蹉跎、别离哀伤。

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先生认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看到抗战胜利，算是一个“败北主义者”吧。当然历史证明陈先生错了。抗日战争最终中国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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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会是一个“败北主义者”，一个是陈先生自己性格比较悲观，文人气质浓；另一个也确实是当时的民国政府不争气。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仅过了两天，1月30日，蒋介石政府就宣布迁都洛阳。1932年1月30日，在蒋介石等人的建议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开战刚刚不到两天，民国中央政府就迁都跑路，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932年3月2日，陈寅恪吴宓等七位教授，公开通电蒋介石政府，直接痛斥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通电如下：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

这封通电，陈寅恪先生列名第一。从1932年到1937年，什么原因让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从“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到 “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

我想，蒋介石政府的无能、软弱、狡诈让陈寅恪先生失望、绝望了。批评陈寅恪先生的“败北主义”时，也应该了解1932年的这封通电，那时的陈先生，应该不是“败北主义者”。

1941年陈寅恪先生到香港，其后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礼遇之，陈先生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陈先生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当时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陈先生拒绝。陈寅恪致傅斯年等人信中说：“……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学院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 1942年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携妻女逃离香港。

陈先生在香港的这段经历，可以证明陈先生是爱国者，有民族气节，绝不是什么软骨头的汉奸。

另一个“败北主义者”是张东荪。张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下大功。但解放后抗美援朝前，他对于中美关系对立深感忧虑。认为中国绝不会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必败，国家面临沦亡。他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美国方面的情报人员，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美国千万不要入侵中国，他试图充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企图在抗美援朝中国失败，美国入侵中国的时候做调停。

当然，抗美援朝中国没输，美国也没有入侵中国。张东荪先生的行为被曝光后，差一点被定为“叛国罪”逮捕法办。后来还是毛泽东说了一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才免于牢狱之灾。当然，这件事文革的时候又被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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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张东荪先生也不是什么“叛国”，“汉奸”。为啥张先生会犯这么大错误呢？其实，还是认识问题。陈先生和张先生是文人，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在这方面的见识可能还不如普通人。抗战期间，有速胜论，有投降论，也有《论持久战》或《国防论》中的“持久战”，“空间换时间”的观点。事实证明，无论速胜论还是投降论都是错的。

有些回忆文章谈起张东荪先生时，有这样的描述：张东荪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立下大功后，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和判断产生了盲目自信。认为当政的领导人都不如他有见识，有判断。张先生有“爱国心”，也有“国士情怀”，认为自己的“中国必败，美国必胜”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因此，他为了减少中国失败的后果，就企图去和美国勾结联络。

最终事实证明，张先生在政治军事上面，可以用“幼稚天真”四个字来形容。

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处于全方位的“竞争”之中。美国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用各种手段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抗战期间，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日本，而今天，中美两国各有优劣，实力相当。即使今天，仍然有人数众多的“败北主义者”，抗战和抗美援朝之时，败北主义者占据知识阶层的主流，不足为奇。

今天的败北主义者程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轻度败北主义者，只是没信心，觉得中国不应该与美国对抗，认为多让点步，多韬光养晦一些，美国就不会把中国当对手，不会压制中国。他们对今天的很多政策不满意，时不时发一些牢骚。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中国胜利的。这些轻度败北主义者，虽然牢骚满腹，但他们还会为中国的胜利感到高兴，为中国的失败感到悲伤。

他们有牢骚，有不满，觉得打不赢。但他们还是爱国者，在中美之争中，他们还是坚定的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

我有很多现实中朋友都是这类“轻度败北主义者”。我和他们观点不同，但还是现实中的朋友。因为大原则没有分歧，大家最后都希望中国能赢，能实现民族复兴。但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有分歧。

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越来越好，这些人的”败北主义”观点也必然会改变。陈寅恪先生，张东荪先生，我认为都是“轻度败北主义者”。

对这些朋友，我经常和他们说，世间不如意事十长居八九。中国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一样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牢骚也没用，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完了。谁对谁错，谁赢谁输，让未来的历史评判吧。人类历史上，国家之间对抗与斗争是常态，合作与共赢才是偶然。

中度败北主义者，一方面没信心，另一方面，对自己极度自信，Ego很大。对他们来说，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认为中国会失败，他们也希望历史最终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他们看到任何一件对中国不利的事情，就会得意洋洋的跳出来，兴高采烈的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现在怎么样了？” 对中国取得的进展和胜利，他们就垂头丧气，如斗败了的鹌鹑。

他们的心态很矛盾。中国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他们也会从中受益，他们大多也希望看到这一天。但如果真的中国赢了，他们就变得很愚蠢很错误。极度自信自傲的他们又接受不了自己错了这个事实，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又希望中国输。这些人始终处于纠结之中。这些人，要么就转变为“轻度败北主义者”，要么就彻底皈依，成为“重度败北主义者”。

“重度败北主义者”就很接近“汉奸“了。他们不仅认为中国会输，而且从内心最深处，希望中国输。因为中国输才能证明他们的明智和正确。这类人，国内并不多，毕竟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润”到海外的中国人。

对这些“润”到海外的人来说，中国输了，他们损失不大，说不定还能杀回来做买办捞点好处。中国赢了，一方面证明他们的愚蠢，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从中受益。

这些人才真的是无可救药了。我觉得，汪精卫这样的人，叛逃初期估计都还不算是“重度败北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