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到主粮：这条逆袭之路，水稻“走”了一万年……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从野草到主粮：这条逆袭之路，水稻“走”了一万年……

江西省万年县裴梅镇的万亩稻田。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稻属植硅石证明这里在一万多年前已经以稻米为食。时至今日，万年县周边依旧有野生稻分布，加上这里著名的“万年贡谷”，形成了完整的稻作文化系统演化链条。2013年，“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被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水稻是天帝赐予炎帝神农氏的神奇作物，东晋王嘉在其撰写的神话志怪小说集《拾遗记》中记载：“（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传说中，还流传着英雄/灵兽从神明处盗来稻种的故事。在韩国济州岛，稻种由神女从海外带来，并教给当地先民种植。在日本，《古事记》则记载一则英雄杀死天神后，五谷从天神尸体上生长出来的神话故事。

而在近代，随着科学日渐昌明，人们开始以考古学为工具追寻水稻种植的真正源头。起初由于水稻在古地层中难以保存，因此人们只能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证据猜测最初的水稻从何而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南部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和南亚起源说均各有拥趸，互不相让，让水稻种植起源成为考古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谜团。

在对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们在地层中发现大量稻属植物的植硅石样本，这些植硅石自1.5万年前便开始大量出现，直到距今约9000年前洞穴被废弃为止，始终未曾断绝。研究者认为，洞穴中并不适合水稻生长，长期、大量的稻属植硅石出现在洞中也不大可能是风搬水运偶然带来的，必定是由住在洞中的远古先民刻意带入的；同时学者赵志军指出，这些植硅石多来自稻属植物种子表面的颖壳，而野生稻丛生处留下的多为稻叶植硅石，这证明水稻在进入山洞前经历了先民的精心挑选，无用的稻秆、稻叶被丢弃在洞穴之外，而可供食用的稻粒则被人们带回“家”里。经过进一步观察，学者发现，部分植硅石形态与野生稻相比已经出现了变化，更接近栽培稻，因此认为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被人类使用的时代，因长期被利用，野生稻已经有意无意地向栽培稻发生了转变。

万年县出土的史前炭化稻谷，现藏江西省博物馆。仙人洞遗址中出土的稻属植硅石，多为颖壳类型。这就意味着当年这里的先民在搜集稻粒时进行了初步筛选，去除了稻叶等杂物

相似的发现还出现在湖南省永州道县玉蟾岩遗址，1993、1995、2004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前后三次对这一遗址进行发掘，在地层中发现大量距今约1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包括碎陶片、石器、骨、角、牙、蚌制品，大量动物骨骼。在这些遗存中，陆续发现十数粒稻粒，时代如此之早的稻谷与人类其他食物残渣共同出现意义重大。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湖南省考古研究所袁家荣两位学者的论文，玉蟾岩遗址出土稻粒在仍保存鲜明野生稻特征的同时，也出现颗粒较大、谷壳顶端无芒的栽培稻特点，呈现出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形态。

这些发现让水稻的“中国长江中游起源论”愈发深入人心，在距今1.5万—1万年前，长江中游多个以采集狩猎为生的人类群落纷纷开始刻意采食水稻，这成为稻作农业的先声。

古稻米，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现藏湖南博物院。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批稻种之一，已经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原始农业的发生比我们想象中要早得多。2000年秋冬之交，为配合金衢高速建设，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沿线地下进行勘察和发掘。正是在这次发掘中，他们在浦江县渠南村一处名为“上山堰”的地点发现一批陶片，这些陶片相比当地常见的良渚文化陶片，显然时代要早得多。随着发掘工作进一步展开，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距今约10000—8500年前，在嵊州、永康、金华、龙游、义乌等地，广泛分布着一个使用原始陶器的族群，即后来所称的“上山文化”。上山文化在近一万年前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不仅在东亚地区，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鹤立鸡群。

上山遗址石磨盘与磨棒，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上山文化是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浙江省史前文化，栽培稻的种植在这里相当成熟。对粮食的精加工随之而来，故而有了用以磨去糠壳的磨盘等物

郑云飞、蒋乐平等学者对上山文化永康湖西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相当部分稻谷的小穗轴基盘部分相比野生稻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一变化使得稻粒在成熟后不再自行脱落，而是留在稻穗之中。这一发现意义重大，稻粒不自行脱落对于人类来说优势明显，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收割稻穗高效率地获得稻谷，而这也是水稻获得驯化的重要标志，水稻必须依赖农人播种才能够繁衍。这表明至少在距今9000年前，人类已经有意识地种植稻谷，水稻与人类互惠互利的模式已逐步建立起来。

学者还发现，上山文化中常见的石磨盘、石磨棒上普遍出现属于稻谷的淀粉，通过模拟实验证明使用这些工具碾磨可以较为轻松地去掉稻谷表面糠壳；上山遗址中还出土不少镰状石器，从表面的磨损痕迹分析，很可能是用于收割成熟的稻穗；甚至在上山陶器内壁，还发现以稻谷酿酒的证据。一系列发现确证在近一万年前，浙江钱塘江流域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已经围绕水稻展开，鱼米之乡已初见端倪。

水稻喜湿、具有耐水淹的特性，将其种植在水田之中可以很好地防止杂草争夺营养，但也需要定期排水，这些都需要农人精心呵护。因此，在水稻种植出现后，原本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们开始投入越来越多精力在水稻种植中，带来的更高产量又刺激更多劳动投入，这形成了良性循环。随着水稻栽培种植的大面积铺开，长江流域逐渐进入农业社会，文明的种子也开始萌发。

更多稻作农业遗存在继上山文化而起的跨湖桥文化考古发掘中被发现；20世纪70年代，在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普遍发现一层稻谷、稻叶混合堆积，据推测这些稻谷的总重量达120吨以上；近年来，在距离河姆渡不远处的田螺山又发现数不胜数的水稻遗存。在余姚施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已知最早的稻田遗址，遗址中田埂、水渠和灌排水口已较为完备。

与河姆渡文化同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同样以大米为主食，此后在此兴起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都继承了稻作农业，并进一步发展。与后世犁相似的石质耘田广泛使用，让更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人口密度不断增长，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文明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良渚古国正是在发达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发达的宗教信仰、精美繁缛的玉器、规模宏大的城市无不反映着稻作农业给良渚先民带来的富足。

炭化米粒，浙江省宁波市田螺山遗址出土，是8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存。田螺山晚期，稻谷成为当地人的主食之一。此处出土的球鼓腹釜外侧腹壁中上部出现氧化白斑，应该就是“侧面加热煮饭法”所致，即把盛有水和大米的锅先放在火上煮，待水沸腾，把锅拿下来放在炉火旁，等米饭焖熟

水稻种植技术并没有被限制在东南一隅，近7000年前，水稻种植已经在淮河流域站稳脚跟。

稻种溯淮河而上，继续向北传播，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成为这轮稻作农业向北传播的终点。在距今约9000年前，贾湖先民已经开始向农业社会转型的初步尝试，可能由淮河流域传入的水稻出现于贾湖遗址初期，在约8500年前成为这里的主流作物。而在贾湖以北的豫中、豫北地区，更加干冷的气候让那里的先民们选择粟、黍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南稻北粟”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已经初见端倪。根据2009年对贾湖遗址土样的浮选结果，共发现炭化稻谷402粒、炭化野大豆581粒，还有不少莲藕、菱角等，这些发现表明贾湖时代总体来说仍处于广谱采食阶段，但是水稻的出现表明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作物已经进入贾湖先民的食谱，很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地位。得益于丰富的食物供应，贾湖人得以拥有较为闲适的生活，墓葬中出现的带符号龟甲、叉形器、骨笛、绿松石饰品等，表明生活富足的贾湖先民曾经专注于精神领域的探索，这些探索后来对中华文化影响颇深。

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池中寺粮仓遗址，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堪称良渚时期的国家粮仓，但一场大火将这里的存粮烧为焦谷。根据钻探统计，池中寺遗址被烧毁的稻米超过20万斤

水稻种植业当然也会沿着长江向西传播，由于这条传播路线纬度变化不大，一路雨热条件均较为相似，因此耕作技术的传播相当顺利。长江中游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分布于湖南省北部环洞庭湖流域的彭头山文化。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已经观察到陶器中羼有炭化稻壳。而在20世纪90年代对澧县八十垱遗址的发掘中，更是发现超过1万粒保存极为完好的炭化稻谷，经过显微观察，这些稻谷仍然原始，却也有栽培稻的新特征存在。这一发现表明，至少在8000年前长江中游地区居民已经接纳了水稻种植技术。学者韩建业指出，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与彭头山文化在陶器造型上相似，推测沿江而下的彭头山文化先民可能参与了跨湖桥文化的形成。若是如此，则表明在八九千年前，长江中游地区与长三角地区曾经有过较为密切的交流往来，水稻种植业或许就是在这种交流中传入长江中游的。此后，在长江中游地区稍晚出现的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都发现炭化稻谷、糠壳羼和料等与水稻相关的遗存。分布于湖南省沅江流域的高庙文化一直以来以神秘的獠牙神面纹、白陶器闻名于世，人们曾经一度认为高庙文化的创造者是一群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猎人，然而近期在距今约7400年前高庙文化最早的地层中已经发现了稻壳遗存，并长期存在水稻植硅体，表明高庙文化先民也已经开始以稻作为生了。

浙江省宁波市施岙遗址古稻田，年代跨越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良渚文化，一直延续到4500年前，面积足有90万平方米，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

量变引起质变。距今约6500年前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先民们建立了一座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古稻田环绕四周。在稻田中，有人工修筑的田埂、水沟与水坑，显然是大面积稻作农业留下的遗迹。在发现浙江施岙古稻田之前，城头山古稻田一直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稻田遗存。由于稻作农业的兴盛，到约6200年前，新出现的大溪文化先民在城头山原环壕基础上修筑了大型城墙，这些城墙高2米，宽7米，据分析修建城墙可能是为了抵御山洪侵袭。城头山古城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古城，这一大型工程表明，在发达的稻作农业帮助下，当地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近年来，在距离城头山不到13千米处又发现了鸡叫城遗址，其起始时间甚至比城头山更早，距今约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代鸡叫城就有人居住。在这一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厚达15厘米的谷糠壳层，这一系列与水稻相关的发现表明，长江中游的古文化发展也离不开稻作农业的推动。

长江中游地区繁荣的农业社会进一步向四川盆地辐射，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在距今大约5000年前迎来了最初的居民，可以推断正是长江中游稻作文化沿江东进，为四川盆地居民带来最适宜在这里种植的作物。来到蜀中后，这里良好的雨热条件与喜爱湿热的水稻一拍即合，很快成为古蜀居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龙山时代，这里迎来人口急速膨胀，宝墩古城、高山古城、鱼凫城等古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四川盆地之中，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先声。

甘肃省庆阳市南佐遗址祭祀区发现的炭化水稻。南佐遗址是一处距今约5100到47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超大型都邑遗址，环壕内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这里祭祀区发现的炭化水稻以百万粒计，粟和黍等北方常见作物却不多见。看来，南佐居民是故意用更为珍贵的稻米奉祀神灵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农业社会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因获得稳定而大量的粮食供应，人口增加引发文化的深刻变革。东北、西北、山东半岛、长江中游、长三角、四川盆地等地理单元都孕育出文明的种子，这一进程最终在中原结出硕果，以二里头古城为代表的夏王朝将中华文明带入全新阶段。在过去考古发掘中，一般认为二里头先民主要食用粟，有一些研究认为由西方传入小麦在二里头先民的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实际上稻作农业的贡献比粟黍要大”，这一新发现表明，夏王朝的出现可能并非源于单一族群的单线发展，而是跨地域、跨血缘、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其中来自南方地区以稻米为食的族群可能也起到较大作用。

在约6000年的时间里，华夏先民因地制宜，将水岸边不起眼的“野草”驯化成产量巨大、营养丰富的“超级作物”，并在稻作农业的基础上构建起庞大的文明大厦。水稻在不断被人们改造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着中国人，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今天，当“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歌声响起，让闻者为之心潮澎湃时，我们应当意识到，正是这一万年来的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才让对水稻的爱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