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外务省就提出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制度改正案”，该案在中国叫“中日文化提携”计划，其实就是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
既要杀人，也要诛心！
目的是让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被剥削、被欺辱的命运。
昭和十一年（1936），日本外务省和军部派出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推进“文化提携”计划，负责这项计划的就是“笔部队”。
东三省和华北的报刊杂志陆续落入了“笔部队”手中。像天津的《庸报》，在1935年就被土肥原贤二花五万大洋收购，再交由日本同盟社接管，为全面侵华作舆论准备。
“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就成了日本“笔部队”与中国媒体的最主要战场。
1937年底，“笔部队”创办《新申报》，企图与《申报》混淆。
但《新申报》很快就臭掉，因为文章总有一股浓浓的汉奸味，开口“中日提携”，闭口“和平建国”。
“笔部队”舆论战受挫，非常恼火。但中国主要报馆、书店、出版社都集中在公共租界的棋盘街上（今天的河南路、山东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鬼子无法使用在东北、华北那种查封手段。
1938年4月，日本下达“全国总动员令”，为了配合侵略战争，“笔部队”对中国的宣传、新闻、教育、出版领域发起了疯狂进攻，什么下三滥手段都能用上。
“笔部队”在哈同大楼设立了“检查所”，以“伪宣”名义要求上海六大中文报社送稿受检，否则严惩。
《大公报》第一个拒绝，《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跟进，在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后，以上四报宣布停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而《新闻报》和《时报》为了继续出版，接受了受检要求，两家报社一些爱国编辑和记者纷纷辞职。
“笔部队”占领了六大报社中的两家，交给汉奸文人接管。
1939年5月，汪精卫下令复刊《中华日报》，作为汪伪机关报。该报创建于1932年1日，由汪系的林柏生负责，1937年停刊。
《中华日报》加上《新闻报》《时报》等报纸，就构成了“笔部队”在上海的媒体矩阵。
它们天天宣传“皇军雄姿”，皇军“尊老爱幼”的感人画面。有时还要搞搞征文活动，稿费丰厚，只要你愿意夸夸“皇道乐土”。
但《文汇报》《译报》《导报》等爱国报社继续与“笔部队”作战，它们更换发行人为英国人，避开日军的检查要求。
由于汪精卫和日本人无法忍受上海还存在着巨大的抗日声浪，1939年6月16日，汪伪特工“极司菲尔路76”号以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名义分别向上海各大报社负责人发出恐吓信。收信后，如果再有“反日、反汪、亲共”言论，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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