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马”官兵，我军已经仁至义尽了

长期以来，网络有谣言称，因为红军时期西路军覆没，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多次吃“青马”的亏，因此在1949年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高歌猛进时，曾下达拒绝“青马”官兵投降的命令。

谣言的源头，来自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政战部门的宣传。实际上，这是国民党阵营的惯常伎俩。马步芳就曾长期在其统治区内大肆宣传我军“杀回灭教”、“共产共妻”，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我方对抗。

如今一些人兴许是别有用心，亦或是没脑子，刨出点历史垃圾，便大呼小叫地觉得自己发现“历史真相”了，着实可笑。

那么，真实的历史到底是啥样的呢？

第一野战军历来十分重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1949年夏，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之初，各部队政治部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反复组织指战员学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介绍西北各少数民族的风俗和宗教习惯，以及各种禁忌。

我军所到之处，均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严守群众纪律，不入驻寺院，不干预群众的宗教活动，不增加群众负担。每位指战员都是宣传员，每到一地都向各族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打消群众疑虑。

对在战斗中俘获的“青马”官兵，我军一律宽大相待，有病治治，有伤疗伤，不打不骂，不杀不辱，并尊重其生活习惯。这些人伤病痊愈后，我军一律发给路费和证明，任其回家。

我军的所作所为，西北各族人民有目共睹，国民党阵营长期以来的妖魔化宣传不攻自破。

王震率第1兵团进军青海时，沿途受各族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当我军行至甘青边界时，“青马”残余部队破坏了我军必经之路上的桥梁和渡船。黄河沿岸各族群众主动组织起来扎筏造船，助力解放军渡河西进。我第1兵团某部有一船指战员渡河时遇险，循化县清水村20余位各族男女群众，奋不顾身跳入滚滚黄河中，将落水的解放军指战员救上岸。

位于甘青两海交界处的临夏，不仅是回族聚集区，更是马步芳及“青马”诸多高级将领的老家。在这里，我军严明的纪律和我党民族及宗教政策，不仅深得当地各族基层群众拥戴，而且也折服了当地回族上层人士。

马步芳的老丈人马丕烈、马步芳的大舅子马全钦、马步芳的堂叔马良，以及祁子厚、徐季之、卢德、李骥等各界名流，自告奋勇组成“临夏和平代表团”，先于王震第1兵团一步前往青海，对“青马”残存各部队展开劝降工作。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结束，“青马”主力遭我军重创，分布在甘青两省各处的“青马”残存部队已经兵无斗志，惶惶不可终日了。

9月3日，“临夏和平代表团”一行人抵达上五庄，见到了“青马”第82军、第129军残部的首脑，向他们介绍了临夏解放和解放军模范执行民族和宗教政策，严守“约法八章”的情况，转达了王震司令员要求他们认清形势，尽快向解放军投诚的口信，初步稳住了他们惶惶不安的情绪。

第2天，“临夏和平代表团”一行又赶往海晏县的三角城，去做第190师师长马振武、骑8旅旅长马英的工作。马振武担心投降后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遂提出要马丕烈作保。马丕烈老人欣然答应。

9月5日，第1兵团第1军的骑兵侦察部队进入西宁，宣告西宁和平解放。随后，王震率第1兵团兵团部、第1军、第2军主力相继抵达西宁，受到全市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青海各牧区的部落头人、宗教首领和群众代表580余人，先后前往西宁表示祝贺和致敬。玉树地区的藏族头人送来1000匹马、100多张兽皮作为献礼，强烈要求我军尽快进军玉树，解救各族群众于倒悬。

青海各地国民党官员也纷纷顺应历史大势。兴海县县长马腾、河坝专员马华荣、同德县县长李成德等人，先后前往西宁接洽投诚事宜。这些情况说明，我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及宗教政策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这对分化瓦解“青马”残部具有积极意义。

在这种大氛围下，“青马”第82军参谋长马文鼎、第100师参谋长马元庆于9月6日赴西宁，和解放军接洽所部投诚事宜。

解放军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接见了投诚代表，向他们晓以大义，进一步重申解放军相关政策，要求他们打消顾虑，尽快率部投诚。会晤结束后，贺炳炎、廖汉生还在昆仑饭店宴请了马文鼎和马元庆。

9月8日，第1军派出以第2师保卫科科长李鸿恩为首的5人工作组，前往上五庄，接受集结在此的“青马”第82军副军长赵遂、第82军参谋长马文鼎，第100师师长谭呈祥、第100师参谋长马元庆，第248师师长韩有禄，第357师师长杨修戎，第100师骑兵团团长马成骏，第248师骑兵团团长高登灜率部投诚。

别看这些“青马”残部番号挺多挺大，但实际上统共只有320人左右。他们共向我军缴出105支步枪、18支冲锋枪、22挺轻机枪。

李鸿恩当场为他们填发了解放证明，并给尉以下军官和士兵发放了回家路费，将其遣散回家。少校以上军官均用汽车接回西宁，参加解放军官训练班。

9月11日，贺炳炎派第2师侦察科副科长魏家祯，率领师侦察连去海晏县的三角城，接受“青马”第190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骑8旅旅长马英、第568团团长马擢武、条第569团团长马登霄所部共计2000余官兵的投诚。总计收缴了800余支步枪，180余挺轻机枪，近200匹军马。我军对这些人的处置，采取了和上五庄一样的办法。

除了对猬集成股的青马残兵败将受降，自解放西宁的第二天起，市军管会就在各处张贴告示，要求“青马”散兵游勇向军管会报到，交出手中武器弹药、文件和军用物资。人民政府保证宽大处理。愿意为人民服务者，经审核后量才录用。想回家的，由人民政府发给路费。想上进的，可以送到合适的学校学习。对过去有罪恶者，允许其将功赎罪，酌情给予宽大处理。如有执迷不悟、隐瞒不报，继续进行非法活动者，一经查出，定当严办。

从9月8日至9月底，共计有来自“青马”系统的9名国民党军将官、141名校官、360名尉官，271名士兵主动来市军管会报到，共计交出648支步枪、40支冲锋枪、41挺轻机枪、52支手枪，54箱子弹、6部电台和224匹战马。

“青马”新编骑兵军在临夏溃散后，该军军长韩起功带着少数亲信逃回青海，在北祁连一带四处流窜，每天东躲西藏。后来，就连他的亲信都明白“青马”大势已去，便将韩起功所携财物哄抢一空，弃他而去。

走投无路的韩起功，被迫于当年9月26日，骑着仅剩的1头牦牛，到向驻张掖的解放军投诚。

10月25日，同样走投无路的第82军少将高参马元祥、伪青海省参议长马元海等人，也率部向人民政府投诚，缴出3挺机枪、93支步枪、千余发子弹和2部电台。

对于那些被集中到西宁上培训班的“青马”校以上军官，我军特地聘请了回族人士为他们做清真餐。这些人白天聚在一起学习讨论，晚上还任由其回家居住。对毕业学员，我军视其学习态度和思想认识的转变程度，分别予以安置在青海省政府参事室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文教、经济部门。

应该说，经过我军的大力争取，不少“青马”残兵败将转变了立场。但是，以原“青马”骑8旅旅长马英为首的顽固分子，将我军的种种宽大政策视作软弱可欺。

在渡过了兵败如山倒之初的心理震憾期后，马英带头聚众叛乱。对这些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的我军，只能使出霹雳手段。在平叛战斗中，以马英为首的叛军官兵被击毙，被镇压，这可不是我军不信守承诺，那都是执迷不悟之人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