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克松到特朗普

以今天回顾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其实是一个偶然成分很高的事件，如果没有当事人“乾纲独断”，就不会有七十年代至今的中美关系。

访华飞机上的尼克松，桌上放着有关中国信息的简报
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是除南斯拉夫外唯一一个与西方建立起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个两大阵营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里，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奇观。
这种偶然性与特殊性是由一系列复杂历史事件所导致的，比如祸兮福所倚的中苏分裂，再比如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尴尬，还有中美领导人各自的立场与性格。
以尼克松为例，美国国内后来产生了一个政治谚语，叫“尼克松到中国”（Nixon goes to China）。 谚语的含义很深刻，大概意思是说尼克松由于其一贯的强硬立场，在美国右翼拥有强大的支持，所以可以展开对华外交而不受指责。  若换上一个左翼温和派人士，则断然没有资本采取同样的行动，故此谚语有时也被说成“只有尼克松才可以去中国”（Only Nixon could go to China）。
从历史的发展看，开拓性的成功外交举动往往对大国战略具有可持续的重要影响，即使是选举期间宣称要恢复美台联系的里根，实际上也完全继承了尼克松的外交遗产。
说来令人感慨，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曾认真考虑过用“美-俄-中”大三角复制冷战期间的“美-中-苏”大三角。
但限于种种内外因素，美俄关系的改善只是蜻蜓点水了一下，并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如今已恶化至无法挽回。
反过来说，如果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够迈出关键性一步，与普京共同实现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那么继任的拜登政府估计也会继承这些遗产，俄乌战争大概率不会爆发，今天的世界形势又会是另外一般局面。

尼克松访华期间在上海。
1972年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十一任总统，分别是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1.0、拜登和特朗普2.0。
福特（1974~1977）原本是众议院少数党（共和党）领袖，1973年“水门事件”高潮时尼克松折了自己的副总统，把他推上位；没想到最后尼克松自己也折了进去，于是福特连升两级成为总统，就像美剧《纸牌屋》里的情节一样。
尽管1975年12月福特曾访华过一次，但由于来访之前中方已得知福特不会把中美建交的计划摆上桌面讨论，因此对其期望不大，更多是表示一下两国继续改善关系的姿态和愿望。
卡特（1977~1981）在美国历史上口碑平平，不过在其“帝师”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鼓动下，卡特任内制定了“先与中国建交，再以优势地位与苏联谈判”的外交大政方针。
按照之前的计划，中美本想是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1976年正式恢复邦交，因为各种变故最终拖到了1979年。
建交时中美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有些影响极其深远，比如每次续签都会引发舆论热议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2010至2025年间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
里根时期（1981~1989）的中美关系先抑后扬，各种深层次交流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定调展开的。
1984年里根访华结束后不久，北京市基于往国际大都市发展的考量，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赴美，研究引进美国风味小吃。
考察一番后，中国人觉得“鸡”比较贴切，最终敲定了肯德基——直到今天中国境内的肯德基数量都远远超过麦当劳，而后者实际上才是全球快餐业的老大。    经过近三年的筹备，1987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市领导、美国驻华大使、中央电视台记者等各路人马一齐上阵，为这家肯德基餐厅呐喊助威。   
两年后，上海第一家肯德基在外滩东风饭店二楼开张营业，也就是今天的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所在地。
1990年代初，许多时髦的年轻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北京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成为热门婚宴场地。

老布什（1989~1993）与中国渊源非常深厚，任内艰难维系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尤其是坚持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
当时美国国会不断出台限制性决议，老布什则果断否决掉国会以多数票通过的议案（今天已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项差点被国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强行过关——众议院轻松推翻了总统的否决，参议院以6票之差失败。
1992年大选期间，对华议题曾是老布什被克林顿和民主党疯狂攻击的一个点，而当时民主党方面最激烈的议员就是时任加州众议员的佩洛西。
克林顿任内（1993~2001）同样是先抑后扬，既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和台海危机，又完成了入世谈判。
完成入世谈判是中美关系史上与建交并列的一件大事，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克林顿推动了“灾难性的贸易协议”。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曲线（1981年1月到2026年4月）。
实际上，在中美破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国贸易联系并不紧密。
1973年，美中贸易委员会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1949年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商业团体。
据时任代表团成员，后来担任副国务卿的Robert Hormats的讲法，“当时两国之间的业务很少，所以此行访问的初衷就是弄清楚如何与中国做生意。”
Hormats回忆称，当时他曾向一位中国官员询问有兴趣从美国公司购买什么，结果被严厉拒绝，表示不会购买任何带美国标签的产品。
在七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美之间只有少量农产品贸易，唯一一笔重大交易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谈成的向中国出售10架波音707客机。
Roger Sullivan是八十年代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根据他的说法，那个年代当美国商人在谈论与中国贸易的话题时，普遍感受是中国太贫穷了。
Roger Sullivan回忆称，早期中美之间的贸易严重依赖广交会，因为很难在中国国内直接推销或购买产品，与今天大量空置的写字楼不同，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写字楼，所有外国公司都被迫在酒店办公。

中国接收首架订购的波音707客机，1973年8月23日。
小布什时期（2001~2009）和奥巴马时期（2009~2017）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黄金岁月，虽然也发生过许多波折，但整体上斗而不破。
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日趋增大，美国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当时双方曾试图用一个模糊的术语来定义双边关系——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首次提出）。
然而形势比人强，中美过去四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四个政治基础之上的：
其一是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敌手；
其二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
其三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理解与默契；
其四是中国在实力和意愿两个层面均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第一个基础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消失了；第二个基础在美国国内不断遭受质疑；第三个基础日益被美方掏空；第四个基础更不必赘述。
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跨过临界点，此后双方开始为可能的脱钩和摊牌做准备。

两千多年前，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一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在书中介绍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并断言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此即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
根据该理论：当一个挑战者实力增强并开始超越主导力量时，对抗最有可能发生。
西方世界里，与“修昔底德陷阱”齐名的还有一个“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霸权稳定理论奠基者和“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
他认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必须有一个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需的成本。
而当发生新旧霸权国家转换之际，由于旧的霸权国家已经衰退、新的霸权国家暂时不愿意或不能够无缝衔接般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最容易产生混乱与动荡。
金德尔伯格举例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实际上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强权，但其孤立主义倾向使得美国未能像之前的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言以蔽之，世界秩序的变更与国家、企业一样，在新旧交替之际，往往容易陷入震荡。
从这个角度看，俄乌战争以及中东战争等危机事件，只不过是这种震荡中的几朵涟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