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意外成功让蒋介石信心大增，淞沪会战如法炮制，结果输得精光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确实有可比之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东北已成既成事实且无法挽回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未组织有效抵抗，因此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军坚决抵抗，最后迫使国际干预，进行调停，而淞沪会战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即将沦陷的背景下，国军在淞沪战场主动挑起的。但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却并不完全相同。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日两国实际上都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所以并没有出全力大打。对此时的日本而言，刚吞下日本，尚需时间经营，这时候就开始全面侵华，日本并没有摸清列强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只是策划成立所谓的伪满洲国，分裂中国。而到八一三抗战时，日军占领东北已经非常稳固，也占领了热河，华北门户洞开，连平津一带都成为中国不能驻军但日本却可以驻军的所谓中立区。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的另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是，虽然中日双方都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但中国要差得更多，而日本的准备要比中国充分不少。为什么一二八抗战的时候是粤军十九路军在沪宁一带驻防？就是因为此时常公的中央军主要都部署在江西和河南、安徽一带围剿红军，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正在高潮，常公为了拉拢粤系，不得不让陈铭枢担任行政院长，蔡廷锴率十九路军驻扎在沪宁线一带，刚好赶上了。

九一八的时候，常公之所以电令张学良不要冲动，保持冷静，意图就是等待国际调停，为他继续打内战争取时间，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一二八淞沪抗战实际上也是服从于这个目标的战争，虽然开打之后双方都有不同程度增兵，但日军迅速增兵到9万人左右，而国军除了守土有责的十九路军，之后赶来增援的之后拱卫京畿一带的第五军，如果再打下去，国军增调部队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在所谓的国际调停进行了一番之后，虽然双方罢兵停战，但相比战前日本还是占了大便宜。首先是等于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的既成事实，之后日本又策划成立了所谓的伪满洲国，国联派出的调查组虽然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但日本随即退出国联，列强也无如之何。另一点就是，虽然淞沪抗战国军付出一万多人的伤亡代价，但日军也伤亡约一万人，但后面签订的停战协定却规定，中国不能在上海驻军，而日本可以。

虽然上海当时有外国租界，列强干预的理由是中日双方的战争威胁到了租界的安全，也影响到了列强的利益，所以规定停战后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但上海虽然有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主权范围吧？中国不能驻军，但日本却因为在上海有租界，所以可以享受列强的权益，驻扎少量军队。这算什么胜利？很明显，列强本身就是在拉偏架，停战协定只是想保证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帮中国主持公道，维护中国的主权权利。

淞沪抗战停战后，日本先占领了东北，接着又步步紧逼，先后占领热河和察哈尔，进逼绥远，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可笑的是，在之后冯玉祥发动的长城抗战中，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国民政府不仅没有支持冯玉祥，反而选择了和日军一起打压冯玉祥，最后长城抗战失败，甚至答应日本压制国内的抗日呼声和行动，抓了“非法抗日”的吉鸿昌并处死。1935年的何梅协定就更不用说了，连华北都真的“自治”了，中国也不能驻军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七七事变的时候，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地方在卢沟桥，而卢沟桥在北平以南的原因。到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再不坚决抵抗，不仅华北一带的热河、察哈尔要沦陷，而且平津也保不住了，再往下就是山东、河南、山西都保不住了，中日双方的接触线就要后退到黄河沿线了。也是因此，在九一八之后，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到热河、察哈尔的抗日义勇军，都在积极抵抗，但国军却一退再退。

就是这么“丧权辱国”的所谓停战，却真的被常公当成了一次成功的军事和外交操作经历，所以在七七事变之后，常公一边号召全面抵抗，一边却又在淞沪先后投入四五十万人的国军精锐部队，孤注一掷，企图吸引国际注意力，进行干预，迫使日本放弃已经到手的侵略果实。也是因此，在这一时期常公和日本人进行的谈判的底线，就是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只是日本舍不得已经吞进嘴里的果实，才未能达成妥协。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在军事上说，和日军的作战未落下风，坚持到了列强干预来的时候，上海仍未完全失守，但在外交和政治上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多的积极意义。并且，停战之后，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将坚决抵抗的十九路军调往远离京沪线的地方，去了福建，要求十九路军参加围剿红军，逼得十九路军不得不在福建宣布独立，另立政府，号召全国地方部队团结一致，一面反蒋，一面抗日。

而常公当成一个成功的操作，在制订下一次中日战争的防御作战计划时，就把第五军部署在沪宁线上的无锡、苏州一带，并在这里修建了国防工事，准备进行持久抵抗，吸引国际干预。所以，在全面战争开始之后，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淞沪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利于中国军队防御作战，但常公仍然坚持不断增兵，在上海与日军死扛，浪费国军精锐。在已经决定撤退的情况下，还要求留一个师在苏州河以北，就是因为这里靠近租界，常公对国际调停仍然抱有幻想。

从这个角度说，其实两次淞沪抗战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果从常公的角度说，第一次算是成功操作，因为确实换来了列强的干预，算是为他继续“安内”争取了一些时间，而第二次则是常公赌徒式的操作，不仅把国军精锐送到一马平川的上海去当炮灰，要不是当时的交通条件跟不上，常公甚至想把云南、广东等其他地方部队也送上去给他当赌本。结果是淞沪会战一溃千里，到了南京已经无法组织有效防御，战线一再后退，只能先迁都武汉，之后又迁都重庆，国土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