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外交部礼宾司最忙的一年

建交国达空前绝后的18个

来访政要川流不息

礼宾司最忙的一年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2.21总第1032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2年，外交部礼宾司人员陷入席不暇暖的状态，忙得几乎无暇说话，必须沟通时常常只说几个关键词，配合全靠默契。

“文革”开始以来，除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外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但1970年10月中加建交后，当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有5个，1971年猛增到15个，1972年则是空前绝后的18个。

1972年，来访的各国政要川流不息。尼克松访华更是重中之重，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元首，工作量前所未有。

另一方面，礼宾司人手紧缺。“文革”开始后礼宾司压缩为欧美组和亚非组，绝大多数人下放“五七”干校，礼宾工作跌入低谷。到韩叙1969年初重新主持礼宾司业务工作（1971年11月被任命为礼宾司司长）时，业务人员已经从三年前的四十余人锐减到9人。

1972年初，礼宾司恢复设置了欧美处、亚非处、国宾接待处和综合处，人员逐渐增加。

那时他们的工作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几乎没有上下班时间，晚上在外交部随便吃一点晚饭，回家至少在八九点之后。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国宾抵达前完成，几乎没有一起国宾访华的名单和日程是不变的，当时没有电脑，重复劳动是家常便饭。国宾抵京后就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紧张工作，有时要提供一天24小时的服务。几天之后国宾离开，礼宾司人员才能回家，但还没有休息片刻，新的任务又接踵而至。

“糖果不能减”

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黑格率领先遣组抵京，做访华的具体安排。

由于安全问题谈判常常和礼宾谈判合并进行，韩叙因此参与了其中的部分谈判。美方在安全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让中方提供有关安全部署的详细计划、对宴会和游览场所进行反爆破检查、由美方派海关人员到中国海关检查美国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行李等等，均遭到中方代表拒绝。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中写明：美国代表团在中国境内的安全问题由中方全权负责，美方安全人员只需配合中方工作。

黑格此行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即向中方转达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个重要口信。周恩来会见黑格时，当时在美大司工作、后来担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在现场做速记记录。

1972年1月，美国黑格将军在上海大厦楼顶俯瞰市容。

廉正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黑格是军人出身，讲话比较直率，不善外交辞令，他在转达口信时讲出了基辛格两次访华想讲而没有讲出口的话。

黑格说，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正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将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因此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经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正式答复了美方口信。他说，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为谋求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廉正保看到，黑格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很不自在。他解释说，他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说的，可能没有正确转达总统的意思，并无意冒犯中方。

随后，先遣小组离开北京，在韩叙等陪同下前往上海和杭州实地考察。在上海时，又发生了一个不愉快插曲。

在欢迎宴会上，黑格没有起身答谢祝酒，时任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等认为这很失礼，决定对接待“降温”。美国人很爱吃甜食，对上海产的酒心巧克力尤其喜欢，每次房间里放多少就不见多少，中方本打算在客人离境时为每位赠送10斤糖果，现在决定“糖果减一半”。熊向晖、韩叙等陪同班子不同意，与上海方面发生了争执。

在北京的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接到韩叙打来的电话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否定了上海的做法，指示立即挽回不良影响，还说“糖果不能减，照送”。接待黑格的温度才迅速回升。

“correct, but not warm”

黑格率领的先遣组离开北京之后，一个少有的规模庞大的接待班子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接待班子的核心成员都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的业务骨干。

其中，负责事务性工作的若干小组被统称为前台班子，按惯例由礼宾司负责安排和协调，韩叙被确定为前台班子的总负责人。

“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人”是周恩来拟定的接待方针，礼宾司组织学习了方针精神。“不冷不热”是指不能冷落，也不能热情过度，中美毕竟尚未正式建交；“不卑不亢”是指不能求人，也不能傲慢；“待之以礼”是指仪仗队等该有的礼仪还是要有；“不强加人”是指刺激性条款不能强加于人。

准备工作除了常规性安排之外，还包括一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的工作，如在有关城市之间增铺地下电缆，扩建原有机场的停机坪，动员相当数量的群众对尼克松将要访问城市的环境进行大规模清理，包括清除“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政治口号。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这个接待班子在一起工作几个小时，对所有细节都亲自过问，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

鲁培新当时是礼宾司欧美处一名科员，和另一名科员负责做苏联东欧驻华使馆的工作。中苏1969年起开始进行边界谈判，但没什么进展，工作量不多，他也被抽调过来，主要参与欢迎宴会、晚会和告别宴会的事务性工作。

后来担任了礼宾司代司长的鲁培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交无小事，礼宾须先行。如果说外事活动是一场演出，礼宾工作就是总导演，但因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所以要如履薄冰，确保万无一失。

那时他们白天各司其职，晚上总结开会，安排第二天的日程。会议由韩叙主持，每次至少开两个小时以上，讨论问题非常细致，必须对答如流。

尼克松抵达的前几天，礼宾司各个班子各就其位，分赴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等处。

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一行乘坐的“76年精神号”专机准时降落在北京东郊首都机场。

尼克松总统赠的国礼：（上左）银烟盒、（上右）水晶玻璃花瓶、（下左）珊瑚盆景、（下右）烧瓷天鹅。

停机坪边上有一长排木架，上面挤满了几百位记者。鲁培新站在架子附近距飞机二十几米处，目睹了尼克松主动伸出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与周恩来握手的历史性时刻。

与当时中国接待其他国家贵宾的仪式最明显的区别是，没有欢迎群众。西方媒体评价接待工作是“correct, but not warm”，这正好精准体现了“不冷不热”的接待原则。

礼宾司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总统套间里安置了一台中国制造的高级钢琴，尼克松走进来后没等休息就弹起来，并连声称赞：“好琴！好琴！”

当晚7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欢迎尼克松一行。

鲁培新需要数次往返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和迎宾厅之间，使用北京厅的保密机和钓鱼台国宾馆保持联络，准确掌握尼克松从钓鱼台上车出发的时间，再适时请周恩来从北京厅到迎宾厅，确保尼克松上迎宾厅台阶时周恩来已经在此等候，然后中美双方主要人员在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前合影。

鲁培新旁边有一位美国安保人员，戴着耳机，连着上衣口袋里的小型报话器，与驻守在钓鱼台人员的电台保持实时联络。他见鲁培新跑来跑去，问清缘由后说：“你不用打电话了，我这儿有消息，已经上车了。”鲁培新问他是否确实，他说这样的事怎么能瞎说。为了保险起见，鲁培新还是又去打了保密机，证实了尼克松已经上车。

合影时，中方记者都是站着扛着机器拍，美国记者则摆开架势选取拍摄角度，还有人躺在地上拍。周恩来对中国的记者们开玩笑说：“你们看看人家怎么拍的，你们怎么拍的。”记者们也都笑着说要学习。

欢迎宴会上，军乐团演奏了周恩来亲自指定的《美丽的亚美利加》《牧场上的家》《草堆里的火鸡》三首美国歌曲。其中《美丽的亚美利加》是尼克松最喜欢的曲子，也是他就职典礼上演奏的，《牧场上的家》是尼克松家乡的歌曲。

在欢迎宴会的前几天，周恩来亲自到人民大会堂听军乐团排练，再三嘱咐一定要演奏好。他说尼克松懂音乐，会弹钢琴，这相当于在音乐家面前演奏，不能给中国人丢脸，要真正演奏出美国味儿来，让美国人一听就是他们的音乐。

鲁培新坐在宴会的工作席上听完了演奏，发现演奏结束时全场鼓掌最热烈的就是美国人，说明演奏很成功，尼克松还在周恩来陪同下专门向军乐团敬酒致谢。

2月24日晚，尼克松夫妇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礼堂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之所以选择《红色娘子军》，是因为它没有对话，只有舞蹈，尼克松可以看懂。

《红色娘子军》有一幕是娘子军对着舞台角落的蒋介石画像操练打靶。鲁培新当时坐在主宾席附近，距离六七米远，演到这一幕时他留意了一下周恩来和尼克松的表情，他们都一笑而已，谁也没说话。

负责联络工作的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唐龙彬后来形容说：“这次接待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大家都掉了好几斤肉。”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礼宾司不断收到美国人写来的感谢信。

温暖的欢迎仪式

田中角荣访华之前，一直非常担忧中国会以较低规格接待他。的确，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创伤和重重障碍，对他的接待是一个格外敏感的问题。周恩来指示，要参照接待尼克松的方式接待这位战后第一个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首相，而且温度要更高。

韩叙主持了接待方案的制定。9月初，周恩来审改了《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城市和郊区要在9月20日前做到家喻户晓。

法新社常驻北京记者迪萨布隆眼光敏锐地注意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右上侧刊登了田中角荣访华的公告，而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是登在头版底角的，前者的字号也更大，“连字体都有政治意义”。

日方先遣人员则对中国方面周到的准备工作既吃惊，又感谢。

9月25日11时35分，田中角荣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滑行到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大型横标语牌前面静静地停下。走下舷梯的田中看到的是比半年前尼克松访华时热烈得多的场面：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群众和中小学生，周恩来则走上前去与他和大平正芳外相紧紧握手。

当晚东京各大报晚刊均以几个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各报均在第一版刊登了周恩来和田中在机场上握手的大幅照片。《每日新闻》的照片说明是“长久的，长久的⋯⋯”《产经新闻》的图说是：“这是日中两国宣誓永远和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间。”很多报道用了“温暖”一词来形容欢迎仪式，评论说这“确实是一派与日中新时代的黎明相称的情景”。

1972年9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的答谢宴。

由于韩叙在前期谈判和接待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人因此断定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是一个权力很大的部门，日本外务省印发的介绍中国主要官员的名册中，对礼宾司长的介绍格外详尽。

田中角荣结束访华后，日本外务省邀请韩叙率领一个礼宾代表团访问日本，以这种方式答谢中方接待，这在礼宾司历史上没有先例。

10月10日下午，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后率庞大代表团访问北京，正式签署中德建交联合公报。

在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时，周恩来提出在欢迎晚会上可否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并且要礼宾司打电话问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能否演奏。李德伦表示，乐团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在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乐，但可以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二天这成了一些报刊的头条消息。

处理好“古今、前后、左右”

韩叙说，要想做好礼宾工作，一定要“瞻前顾后”，注意处理好“古今、前后、左右”等关系。

礼宾工作有时候要打破常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一般由240名仪仗队员组成，而尼克松和田中角荣来访时，仪仗队员的人数增加为360人。

毛泽东见尼克松的时间是临时定的。周恩来得知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而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他非常着急，立刻把韩叙召来，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韩叙摸不着头脑，旁边的王海容赶紧忙对他作了解释，大家立刻分头行动起来。

这在当时很常见，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宾都会提出见毛泽东，而毛泽东的决定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礼宾司。出现这种情况时，整个活动安排都会被打乱。礼宾司难免会手忙脚乱，有时得知毛泽东将在一个小时之后会见某个外宾时，他们已经将这个外宾送上了飞往外地的飞机。不过礼宾司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突发情况，总能将一切都重新安排妥当。

有时周恩来会利用一些特殊的礼宾安排解决棘手问题。比如他打算婉拒一个代表团提出的让中国难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时，他就安排代表团去参观大寨村等，并由韩叙带人去打前站，告诉当地接待部门不要不切实际地用山珍海味款待客人，而要让客人尝尝中国农民日常的粗粮。在简朴的宴席上，周恩来适时说出想法，对方通常就比较容易理解。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布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访华，其中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为他们提供接送的交通工具。按照国际传统做法，接待国不为外宾提供境外的交通工具。对此礼宾司议论很久，提不出好方案。

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要来中国，我们不能拒之门外。这次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就是他们投我们的赞成票，这是政治上对中国最大的支持，礼宾司怎么这个政治账都算不过来？对这些国家的要求我们应该给予满足，要派专机出国迎接。

1972年1月31日，巴基斯坦新上任总统阿里·布托访华，中方安排了盛大的群众夹道欢迎仪式，但当日北京下大雪，气温降到零下10℃左右。考虑到群众、国宾和领导人的健康，临时取消了长安街沿线的夹道欢迎仪式。但布托还是通过下面的官员表示，希望他离开北京时补一下，以显示中巴友好，消除外界误解。

2月2日中午，在寒风中，周恩来同布托乘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绕天安门广场一周后缓缓驶向东长安街，向夹道欢送的群众致意。

随着国宾访华越来越多，为适应新形势，取消群众夹道迎送外宾势在必行。

1972年12月加纳总理访华前，周恩来向加纳驻华大使解释说，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我国决定取消群众夹道欢迎。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比如尼泊尔首相坐敞篷车就受了冻；第三，坐一般轿车，则会显得与群众有隔阂；第四，我方领导人       年龄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此后，国宾访华，通常不再组织群众夹道迎送。

（本文参考了孔冬梅著《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吴德广著《礼宾官背后的外交风云》和阮虹著《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