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标变了！比起放开三孩，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前所未有的重磅信号

◎智谷趋势（ID：zgtrend） |  路口大爷、黑山

中国的生育政策迎来巨变。

5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会议提出，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然而，但这并不是今天最值得关注的点。

此次会议释放出了一个与以往极为不同的信号——

比起“生”，如今中国政策重点更在“育”。

比如，会议前所未有地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降低家庭教育成本”。

我们很可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从结婚、生娃、住房、教育、离婚、养老，中国式“从摇篮到坟墓”的婚育制度正在渐成体系。

展望未来，各地或将酝酿诸多不同寻常的动作。

一场前所未有的平权运动在中国拉开了。

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

中国年轻人不想生，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归根结底，是方方面面造成了生育成本的高企。

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大城市均突破百万，北上广深4大一线更是在200万以上。这还都没算上买学区房砸入的那大几百万“押金”。

全国养娃成本TOP10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生一个孩子，大家就无休无止内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生三个孩子，就是从自家卷起，光是一家人内部资源分散，起跑线就落后了一大截。

而在养儿育女的每一个阶段，地板与天花板的差距之大，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图源：21世纪经济报

最近年轻人“躺平”的话题走热，背后也是年轻一代不可忽视的生存焦虑。与其说是年轻一代低欲望，不如说是迫于无奈之下被动降低需求，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对微观个体来说，这是理性选择，也是个体自由，但从宏观层面而言，却会严重伤害经济的内生动力。

所以，国家出手了。

会议罕见强调，“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生育政策不再是单独呼吁放开生育，而是需要体系化对待、多举措应对的问题了。

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生育政策，重点不在“生”，而在“育”。

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从结婚、生娃、住房、教育、离婚、养老，中国式“从摇篮到坟墓”的制度正在渐成体系。

未来五年，中国将会酝酿更多不同寻常的动作。

按照既有的大趋势，我们将给大家展示几个大猜想。

第一大猜想：课外补习班机构将倒掉一大批。

大家知道现在的清北毕业生，最喜欢去哪里吗？除了体制内，就是教育培训机构了。

2019年北大校本部2822名毕业生中，去向最多的行业不再是高含金量的金融业，不再是全国一流的互联网大厂，而是教育行业，总数650人。剔除掉去体制内的（高等教育单位509人、中初教育单位112人），剩下的29名精英大概率是流向了民营的教育机构。

对比2017年北大校本部2421名毕业生的去向，教育排名只是第四，人数是2019年的一半左右。

北大2020届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去向中，教育业居首，三个典型就业单位全都是培训机构。

清华也不例外。清华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从2019年到2020年，包括培训机构在内的教育业就业人数，从316人上涨到436人，占比从11.8%上涨至15.5%。

相对公立学校而言，课外补习班、培训考试机构、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影子学校。

这批站在中国教育体系顶点、身披光环的年轻人，转身加入了影子学校，将自己的名校光环兑现。

最近我跟几个哈佛、牛津、常青藤毕业的同龄朋友聊天，问起在哪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的一致：xx教育机构。

这让我非常吃惊。

为什么现在最优秀的大学生都扎堆进入课外补习班呢？

很简单，因为这些行业真的很赚钱，能给他们超越绝大多数同学的高薪。

如今寒门出贵子已成为了一种遥远的神话，如今大行其道的是鸡娃和他们的虎爸虎妈。教培机构一边挥舞高薪，从顶尖高校吸引师资，一边大手笔投入广告营销，给父母们制造焦虑。

无数中产阶级家庭被席卷而入，心甘情愿的掏出钞票“鸡娃”，教培机构就像检到了一台印钞机。

相对公立学校而言，课外补习班、培训考试机构、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影子学校。

老师、家长、学生都将影子学校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替代品”，付出更多金钱和时间去鸡娃，以为自己拿回了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权，其实还是为了更好地挤压公共教育的独木桥。

这看似是一种做选择，但其实是把自己献给了另一套体系——资本和技术的控制之下。

当资本开始把持教育，并鼓噪社会焦虑情绪来获利时，它们就已经被纳入了监管的射程之内。

这半年来，监管重拳出击在线教育机构。

从禁止广告、线下关闭整顿，到各级部门多次发声监管，新东方、猿辅导、高途课堂（跟谁学）、好未来（学而思）等在线教育机构都经历了股价暴跌。

最近，好些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裁员，就是意识到未来再也无法四处扩张了。

曾经信誓旦旦要冲进教育行业的几家互联网大厂，也都偃旗息鼓开始业务整顿。

全民鸡娃狂欢，不单单是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成本，也让很多年轻人对生娃、养娃望而却步。

如今，躺着收割的好日子，一朝变成了行业生死拐点。

第二大猜想：教师轮换制或将大面积试水，学区房价值大打折扣。

为什么中国的学区房特别贵，因为好的师资力量都集中在了市中心。

只有老师们在全市范围内流动起来，才能提高郊区教学质量，让市区和郊区的教育资源均衡化。

在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方面，日本值得我们借鉴。

自二战之后，日本实行了教师“定期流动制”，法律规定所有教师和校长不能在同一学校的任期超过一定年限，对于流动的教师还会给予给予相应的津贴。有数据显示，日本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校长3~5年换一次学校。

日本这一制度实行了70多年，极大地缩小了学校之间的师资力量差距。

国内虽然有所仿照探索，但有的地方是按比例流动轮岗，并非涉及所有教师队伍，流出去的教师可能并非特别优秀，也有的地方局限于在本区县内流动，对于郊区薄弱学校的师资状况改善不大。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

像东京都就将所属区、市、町、村分为 12 个区域，每个教师必须跨越三个区域任职。这种流动安排就较好地缩小了地区间差距。

教育资源的充分流动，也有助于解决天价学区房问题。

在家长和学生背负的大山中，最“不应承受之重”就是学区房体系。

中国一套套天价老破小学区房，都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严苛的户籍制度共同酿成的苦果。

在4月份政治局会议中，高层罕见提出了“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说明了当前解决学区房问题的紧迫性。

如果任由学区房的火再烧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剥夺公平的教育权。随之而来的，是更进一步的内卷和阶层固化。

而且，学区房的金融属性比一般的房子强，更高的杠杆代表着相应更强的金融风险。

在教育资源+房价+户籍的三重捆绑中，只有解决教育的问题，才有希望解决后两个。

北京、上海的动作都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

去年4月，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学区房最贵的西城区就动手了，出台“多校划片”“六年一学位”政策，小学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

今年3月，上海发出“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要对学区房釜底抽薪。

学区房改革将会加速向全国蔓延，数十万一平的学区房走到末路了。

这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很考验各地决策者的胆识和魄力，需要一股把长期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心。

第三大猜想：高彩礼将成为历史，一场移风易俗的婚姻改革即将展开。

5月26日，那块新时代中国改革试验田又传来新消息——

雄安被确认为河北的婚俗改革试验区，将通过3年实验，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低俗婚闹等不良风气。

想要介入社会习俗，通过观念教育当然是仅仅不够的，那么更有力的手段，或许便是出台彩礼指导价了。

天价彩礼已经成为压垮农村低收入男性的最后一根稻草。看看现在这份天价彩礼地图，超过10万的省份有浙江、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娶不起。

前段时间，江西某银行还专门配合农村天价彩礼的陋习，别出心裁“推出”了一份“彩礼贷”的产品，结果就遭到了社会各界、主管部门的痛批。海报写着，最高可贷30万元，年利率为4.9%，贷款用途为新婚旅行、购买首饰、购买车和家电等。

婚姻变成了负债，连最后一点美好都抹掉了。

娶不起的背后，主因其实还是扭曲的性别比，是娶不到。

据统计局公布的七普数据，中国20岁至40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特别是高彩礼的江西，90后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达到了120.8：100。

所以，限制彩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还需要完善农村养老体系，解决农村老人嫁女的后顾之忧。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三孩政策正式落地！

我们在去年10月《十四五规划马上出台，中国即将发生的12个巨变》一文中就预测，十四五期间将全面放开三孩。果不其然。

揭家底的七普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出现了“四连降”。在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之后，2017年、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下降为1723万、1523万、1465万和1200万，四年累计降幅达到32.81%。

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预计 2050年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将下降到873万人左右，比目前出生人口规模减少 1/3 以上。

另一边，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渐入尾声。

202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十年前少了2947万人；老龄化人口则相比二十年前翻了差不多一倍，未来15年中国还要再增加一亿个老人；0到14岁的婴童数量，在三十年时间里减少了四分之一；总而言之，以后工作赚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虽然目前我们的人口结构还是长方形，维持GDP 6%的增长问题不大，但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严重的少子化、凶猛的老龄化叠加人口性别比的扭曲失衡，会不断降低中国经济的活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一旦步入倒金字塔结构，人口萎缩已经如猛虎，想拦都拦不住。

之前央行一份老龄化工作论文中特别警告，在倒金字塔时期，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资产清算阶段，简单说就是老年人开始通过卖房、卖股票、卖债券来维持生活，而这部分人的比例又非常接近那些要买房、买股、买债的劳动人口，因此可能会导致资产清算压力上升，资产价格承压。

图源：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针对三孩政策可能让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会议提出，“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短期来看，三孩政策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刺激消费。

从中长期来看，这是中国构建内循环经济的手段，对国民资产安全、国家财政收支、国防安全、甚至是民族大业都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重点，会从“生”转向“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