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割裂：曾以“湘军二代”为荣的谭嗣同，如何一步步放下父辈的旗帜？

已故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评定维新运动诸位人物时，曾这般形容英年而去的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应是激进派和激进思想的最早代表，他的思想是中国近代由自由主义到激进主义、由改良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此番观点自然不错，但倘若仔细回顾谭嗣同短短33载的人生，会发现当年那位对自身先贤与家世极为认同甚至有些炫耀的“湘军二代”，怎么落得个思想激进、近乎于革命派的结局？个中缘由，值得寻味。

谭嗣同

谭嗣同出生于晚清湖南浏阳一个官宦家庭, 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曾两度兼署湖广总督，堪称晚清宦海之人生赢家。需要说明的是，谭氏的发迹史，与湘军中的一些大佬颇有关系。光绪三年（1877），谭继洵由陕西巡抚谭钟麟举荐，得以攀上左宗棠这座大山，得由京官外放，补甘肃巩秦阶道（掌察甘肃巩昌、阶州、秦州诸府州官吏善恶、政治得失的道员）。彼时，正值左氏平定陕甘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之际，西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左宗棠为首，以刘锦棠“老湘营”为骨干的湘系集团，其主要成员包括杨昌濬、魏光焘、谭钟麟等湘籍官员。谭继洵任职甘肃巩秦阶道，也就意味着进入这一集团，逐渐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谭继洵像。来源/曾主陶著《湖南会馆往事》，岳麓书社2015年版

受父亲宦海生涯的熏染，谭嗣同年少时在刁斗声寒的西北也有一段半类军旅半似游侠的生活，“嗣同间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臂鹰腰弓矢, 从百十健儿”。有任侠之风的谭嗣同，在西北即初露头角，受到后来成为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的赏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称谭“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 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谭嗣同胞侄传赞在《复生府君》中也说谭嗣同“弱冠从新疆巡抚刘襄勤公军，西域底定，刘大奇之，特荐于朝，以知府归浙江补用”。 谭嗣同自己在挽刘锦棠联跋中也谈及此事：“昔巡抚新疆时，余兄弟皆蒙其疏荐。”

漫漫人生路，关键就几步。如果不是湘军子弟的背景，谁又会理会并垂青这位后生呢？

谭嗣同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御笔诏令说清史：影响清朝历史进程的重要档案文献》，山东教育出版2001年版

毋庸置疑，谭嗣同算是湘军系统的官宦子弟，虽然他不像其父辈那样与湘军人物关系紧密深厚，接触湘系大佬也基本是在青少年时代。等他成年走上社会、参与政治活动时，湘军已趋于衰落，大佬们更是花果飘零。但青少年时代的这种特殊经历，使得谭对湘军这支子弟兵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与自豪感，对“中兴名臣”颇怀敬仰欣慕之情。比如谭嗣同在《忠义家传》中论湘军之盛：“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詟水陆；剑椷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伏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又不可纪录。所至通都大邑，沍乡炎徼，一鄙一䣊，莫或无有湘人之踪。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 亦莫或不惮懾之。”其声威何至于如此？谭氏推原其因，认为 “岂有它故？风气劲剽，无生还之心，出百死以贸之耳”。

在《浏阳谭氏谱》叙例中，谭嗣同引湘系显达诸公谭拔萃、谭钟麟、谭碧理等辈为谭氏一族之光大者。在《记洪山形势》一文中，谭氏对罗泽南、胡林翼辈据守洪山、金口与武昌成掎角之势以对抗太平军的军事才能与故实颇有赞誉。而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三十九》记叙提督崔伟赞佩左宗棠及湘军之军事才能与坚忍镇定之节操，实有假口誉美湘军之意。

谭氏对湘军参与洋务运动的诸多成就，评价也甚高。他对颇具远见与开放意识的湘军人物多有正面议论，盛赞曾国藩、曾纪泽、左宗棠、沈葆桢、彭玉麟等“更事既多，识力乃卓”“洞彻洋务”“深入其蕴”。对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尤为推崇：“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 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 “世之称精解洋务, 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如此看来，青年时期的谭嗣同，属于妥妥的湘军小迷弟。

湘军盐务船。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些经历势必塑造了谭嗣同早期的价值系统。出身仕宦家族，谭嗣同早年自然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对他产生了深厚影响。青年时期的谭嗣同展现的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形象，这在他最早的文章《治言》里有很明显的体现。《治言》写于1889年，是谭嗣同25岁时所著。在此文中，他首先承认世道在变，但他认为圣人之道永远不能变，又强调在变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变人心，实际上也就是在反对变制度。他提出将世界分为“华夏”和“夷狄”，并不认为清朝制度比外国差，所谓“三方环以拱者皆夷狄也，其南空阔泱漭，而落落以肴列于前者，皆禽兽也”。而对付夷狄之侵凌，只要发挥儒家学说的作用，就能“正人心”“败夷狄”，主要强调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用儒学实现政治秩序的基本道路。实际上和晚清守旧分子没有多大差别。在他的另一部书《石菊影庐笔识》中，虽然他对中国的“圣人之道”仍坚信不疑，但他又对西学，尤其是格致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西方的技术作为一种手段也可以为中国所用，而不应一概拒之门外。

然而，甲午战争后，湘军二代谭嗣同的言论陡然剧变，他不再缅怀父辈，大有与昔日偶像决裂之意。比如，他指斥湘军对内野蛮残暴，抵御外辱却矫虚怯懦，根本不足恃，“捲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之一败。”当外敌环伺，国势倾危之秋，朝廷百僚却是既瞽瞀于军事，无才将兵，又昏庸颟顸，懵懂于外情。 军中士卒“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情况同样让人揪心。此种军队，“使当大敌，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不战而溃，不待智者知之矣”，结果可想而知，“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真正符合“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哪里还配得上“保家卫国”“护教卫道”！

谭嗣同《仁学》书影

如上言论，与时局关系密切，也尚有几分隐衷。

首先，与谭嗣同的家庭与家学有关。谭嗣同虽出生于官宦家庭，但年少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自少至壮，遍遭纲纶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受”。这种遭遇使谭嗣同对封建伦常的残酷性有真切的体验。同时，青年时代举业仕途的艰阻，仗剑远游、周历山川、目睹中华大地疮痍凋零的经历，养成了他“倔强能自立”“发扬蹈厉、不守绳墨”的坚强、独立和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成为谭嗣同实现其思想观念自我超越的内在基因，也是他批判和否定湘军不可或缺的基本动力和勇气之源。

同时，虽然谭嗣同成长于传统封建家庭，但他不是一个被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他受的封建教育并不严格，他的几位老师如欧阳中鹄、涂先启等，也并不是顽固守旧的知识分子，而是开明务实、提倡经世致用的进步知识分子。谭嗣同在青年时期广泛涉猎，学得较多的并非科举考试要求的课程，他对各种知识都保持着高度好奇心，并获得了广阔的思想视野，对其后来的思想探索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旅行途中接触到西方学者，又激起了对西学的强烈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谭嗣同短短几年内的思想可以如此庞杂和开阔，并在后期经历巨变。

其次，更为隐秘的原因，恐与其科考屡屡名落孙山有关。谭嗣同在科举考试中，是一个失败者，他曾在十年中参加过五次乡试，但均落榜。这些失败的经历，对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发展有极大影响，可以说，他屡败屡考的心理，使他常常有一种受挫感。由于不能通过科举考试，他只能通过捐纳进入仕途，但由于是“异途”出身，不受重视，科举考试失败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一生。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切身感触，是他产生变革维新的主张的重要因素。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考场。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谭嗣同回忆自己有三次几乎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最终落第。具体是哪几次，目前尚无确证。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至少1894年的乡试是他几乎考中的其中一次。该年，谭嗣同参加了湖南乡试，八股文题目之一是“汤有天下至不仁者远矣”。谭嗣同认为“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当年湖南乡试考官为柏锦林、蒋式芬。主考官柏锦林认为，他所作的八股文“文章虽好，锋芒太露”；蒋则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由于正、副主考意见不一，双方相持不下，终未予录取。谭嗣同这次考试被亲友称作“不中犹中”。

谭嗣同南北赶考、屡败屡考的经历，促使他对自己所作八股文不合规范有了反思，他在1891年作画像赞中说：“其文多恨与制违，然能独往难可非。”其父谭继洵也认为他所作八股文不合规范，他在日记中说：“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在多次应试失败后，谭嗣同对八股文的做法越来越没有把握，他认为“闱中之光怪陆离，殆有十倍于去年者，即欲诡遇，已不胜轮毂添溢”“遂决计不读一文，不立一义，我行我法，成功则天”。好友刘善涵和他讨论八股文，谭嗣同提出了自己的感受：“科举之文，古今所苦，事会如斯，未得而废，承不弃菲薄，与之商量，以此益思自奋。……拟出各题，切实广大，亦有旧曾做过者，缓即把笔从事，并呈正之。去年败鳞残甲，略存片段，附上一笑。”他甚至开始对八股文进行批评，认为王安石提出以经义文章取士，对后世造成极坏的影响。

维新派在湖南出版的《湘学新报》创刊号。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谭嗣同对科举制度抱着一种复杂、微妙的心理，他鄙视时文，认为不足为，他所做八股文，不合绳墨，但他为了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又不得不奔波在赶考的路上。他在《三十自纪》里感慨自己不远万里的跋涉，“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又慨叹“为此仆仆，迫于试事居多”。从谭嗣同十年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难以放弃的举动来看，他实际上迫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南来北往，屡败屡考，科举考试的成功，是他最大的渴望。当然这种持续的努力，亦有外在的压力，如其中就有来自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他希冀儿子能延续家族荣耀、承继湘系的力量，但他始终未能如意。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本被传统世人视为拥有锦绣前程的谭嗣同，却因世变之亟、科举坎坷而走向了自己身份的反面。历史终不能假设，倘若他年纪轻轻榜上有名，晚清政局又会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