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吴亦凡被刑拘揭示了什么；疫苗生意和种族隔离

吴亦凡被刑拘揭示了什么

2021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微发布通报称，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继朝阳警方于7月22日发布第一份情况通报之后，这一发酵多时、情节起伏的事件再次迎来阶段性进展。这一结果在令很多一直关注事件和参与讨论的网友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揭示出了全球娱乐工业令人不安的复杂黑幕。

在由这次事件引出的讨论中，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的洞见被反复引用：“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微信公众号“萝严肃”发布《吴亦凡被刑拘，是女孩救了女孩》一文指出，第一份警方通报发布后爆出的诈骗犯和写手情节一度引发各种热议。都美竹在这一事件中被三名男性觊觎了三次，承担了包括“想红”“炒作”及荡妇羞辱在内的所有骂名，但始终坚持了绝不提供其他受害人信息这一底线，而其他有着类似遭遇的女性则在她备受质疑时主动站出来提供补充细节和证据，终于换来了实质性进展，“是所有发声的女孩，她们彼此帮助、支援、作证，完成了这件事。”

“女孩帮助女孩”展现了女性联结的动人力量，有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这一事件能够切实改善女孩们的处境。象女士在微信公众号“八楼象女士”上以《吴亦凡被刑拘后，女孩子的处境会变好吗》为题撰文指出，女性在此类事件中每迈出一步都会被现实因素困住。而在名人和普通人的交锋中，名人往往占据绝对优势，旁观者自认为足够了解名人会带着美化的滤镜看待他们，同时不遗余力地对普通人进行审查乃至污蔑。在象女士看来，吴亦凡都美竹事件的进步意义在于，大众对都美竹采取的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同情模式，然而即便认为她自身并不完美，也能够意识到都美竹和吴亦凡的问题根本不处在同一维度，前者可以描述为年轻女孩“欲望被娱乐圈的巨大利益所灼烧”，而后者却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这种区别中，大众不再认为女性欲望是原罪，也把名人和普通人的事情变成了“人”和“人”的事情。乐观地看，此事之后，那些试图用特权凌驾法律的人可能会放弃侥幸而开始心存畏惧。

尽管改变的希望令人振奋，但自然不能天真地认为一个案例就能带来结构性的改变。在“看理想”公众号一周前发布的《吴某凡事件：“顶流”的权势与性压迫》中，作者陈迪指出，对于这次事件的海量关注，事实上来自价值底色差异巨大的不同群体。为“女孩帮助女孩”感到骄傲、关注事件中涉及的强奸与性剥削并且对中国演艺圈存在哈维·韦恩斯坦式性资源供给网络感到愤怒的群体不是少数，但也绝非此次舆论中的主要声音，更为主流的舆论讨伐带有明显的道德主义特征，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担忧的。

陈迪认为，传统道德主义与父权制是同根同源的天然盟友，因而不可能在惩罚完越轨的“优势男性”后就偃旗息鼓，而是会通过继续羞辱和训斥“追星女孩”，来约束更大范围的女性性自主。文章进一步指出，讽刺的是，舆论后续的引爆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吴某凡性能力的讨论，但这一操作在道德价值层面并不是好的选择。兴起于“鲜肉经济”的男性流量明星本身与父权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对吴亦凡的性羞辱并不能对男性共同体起到警示作用，因为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开除任何男性气质受到质疑的成员。因此，在陈迪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娱乐圈顶流”搭建性资源供给网络，系统化常态化地让自己的工作人员以选角知名进行“选妃”活动中的权力滥用问题。权力上位者无法排除这种关系中的胁迫嫌疑，因此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女性的盘剥而非平等的求偶。文章最后指出，道德主义与父权制结盟的核心条款就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双重标准，因此我们的诉求应该是监督娱乐行业中的显赫权力，打击这种滥用机构权力和职务权力的现象乃至文化。

正如陈迪所强调的，此次事件中搭建性资源网络的行为尤其令人惊骇，应该受到持续关注。游识猷近日在“果壳”公众号撰文介绍了一项关于夜店的社会学研究，尽管不一定能和吴亦凡事件中的具体情节严格对应，但正如文章标题《聚会时，把女孩的手机、包包收起来，是他们的一种套路》所揭示的，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项研究基于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从2011年到2013年间在不同夜店中的卧底调查完成，最后呈现在《大人物：全球夜店圈中流转的金钱、地位与美貌》（Very important people：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一书中。米尔斯的研究表明，夜店圈发生的事情远比一群拜金女追逐有钱人复杂微妙得多。

夜店的商业模式被称为“模特与香槟”（models and bottles），顶级夜店等级森严，顾客分为“巨鲸”（一晚上花费数万美元的亿万富翁）、“常客”（每晚消费1500-5000美元的富人）和“填充者”（身边带着“女孩”的还算体面的男性，不需要支付卡座费），女性则被按长相、身材、年龄等分为“女孩”（模特）、“好平民”（看起来像模特的女孩）和“平民”（不够美、不够高、不够瘦的女性）。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为夜店和大人物招募漂亮女孩是一份有酬工作，即“中间人”，他们的职责是把足够多的女孩带到夜间派对，并根据带来女孩的数量和质量领取相应报酬（300-1000美元）。中间人需要收集“女孩”的联络方式，和她们混熟，邀请她们出席派对（有时候会谎称会有明星或大人物出席派对），并在派对上活跃气氛。为了保证女孩不能自行提早离开，中间人会用微妙的手段管理她们的行为，例如把她们的外套、手机和包包收起来。米尔斯访谈的所有男性中间人都多少利用了自己的男性魅力来吸引女孩，和女孩发生性行为是中间人行业的潜规则。

女孩之所以愿意和中间人一起去夜店，并不是为了钱或者上嫁，而是为了和中间人的友谊、免费的晚餐和被精英认可的感觉。吊诡的是，女性的美丽和身体作为一种“资产”，却只能用来靠近金钱和权势，而不能真正换取收益，利用这种资产换取金钱和权力的反而是男性。客户和中间人利用女孩们吸引贵客，从而推进自己的人脉网络和商业发展，因为被美女簇拥意味着超级富豪圈的圈内人身份。米尔斯认为，拨开重重掩饰，“模特与香槟”商业模式仍然是变相的卖身，中间人和皮条客没有本质区别。中间人、客户、夜店都从这一模式中获得丰厚回报，女孩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转移到了男性手中。而“夜店经济”这个剥削体系运转顺畅时，看起来是个多赢的局面，女孩们也觉得自己是在找乐子。表面上看起来客户花钱买的是昂贵的香槟，但事实上买到的是被女孩“自发簇拥”的幻觉，是夜店和中间人精心设计的架构掩盖了金钱购买女性身体的事实。

疫苗生意和种族隔离

近日，Leigh Phillips在《雅各宾》发文谈目前严峻的疫苗种族隔离状况。作者认为，疫苗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变异工厂，威胁着我们所有人，这不仅仅是正义问题，更不是慈善问题，这是一个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因为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随着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尽管远远不够高），各地区开始从一年半的封锁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中开放出来。虽然Delta变种正在推动英国、美国和全球北方其他一些国家的病例数上升，但这次，由于疫苗的作用，这种病例的激增并没有反映在死亡人数的激增上。

然而，其他地方的情况要暗淡得多。

在过去的一周里，非洲记录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比一周前增加了43%。非洲的病例死亡率（确诊病例中的死亡比例）目前为2.6%，而全球平均水平为2.2%。那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的情况就像掷硬币一样严峻：48.2%的人死亡，而全球的死亡率为31.5%。最近的病例激增，至今已持续六周，那里Delta变种迅速传播，疫苗获取情况糟糕。

2021年7月1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新冠病毒检测点。针对当前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南非政府1日宣布，即日起正式开放对50岁以上人群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

糟糕的卫生基础设施使情况更加复杂，获得基本用品和设备的机会有限，特别是氧气。各国正面临着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地区主任Matshidiso Moeti所说的疫苗匮乏和治疗挑战的“双重障碍”。

据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由发展和医疗慈善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组成）称，截至5月，疫苗制造商辉瑞、阿斯利康和强生已经向股东支付了260亿美元的红利，并在去年通过股票回购来抬高股价。这笔钱足以为整个非洲接种疫苗。另一个比较也不失为一种伦理上的怪诞：此次疫情创造了9个新的制药业亿万富翁，他们从疫情中获得了193亿美元——足以为低收入国家的所有人接种1.3次疫苗。

虽然这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截至今年春天，他们只获得了全球疫苗供应量的0.2%。8个拥有大量新冠病毒疫苗制药公司的现有亿万富翁，自疫情开始以来，财富总额飙升了322亿美元，足以为印度的全部人口接种疫苗。

同时，尽管最不发达国家中只有1%的人接受了甚至是第一针疫苗，但欧盟委员会在6月与莫德纳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在2022年提供1.5亿剂的第三针强化疫苗，而以色列是为其人口接种疫苗最快的国家之一，本月开始向免疫力低下的人提供第三针疫苗。其理由是，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被世卫组织称为“值得关注的变种”。这些是SARS-CoV-2病毒的变种，不仅使其更容易传播或导致更严重的疾病，而且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令人担忧的Beta、Delta和Gamma变种首先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被发现：巴西、印度和南非。第四种令人担忧的变种，即Alpha，出现在英国，但是是在去年9月，在高水平的疫苗接种之前。目前仍在收集流行病学证据，以了解“值得关注”的Lambda变种所带来的确切威胁，但初步数据表明，它可以更容易地感染细胞。它来自秘鲁。

原因很简单：未接种疫苗而被感染的人是变异工厂。大多数变异没有提供生殖优势，甚至会主动损害生殖。但偶尔会发生一种突变，这种突变确实提供了一种优势，使其能够超越病毒的其他品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自己确立为主导品系。这些是值得关注的变种。未接种疫苗的人越多，这种令人担忧的变种出现的机会就越大。相反，接种疫苗的人越多——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清楚，疫苗不仅能很好地预防有症状的疾病，还能阻止大部分传播——令人担忧的变种就越少。不能传播的病毒是不会变异的。

到目前为止，mRNA疫苗对我们所遇到的相关变种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其他疫苗平台的表现也还行。但研究人员警告说，他们担心下一批变种，那些真正能够挑战疫苗的变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上周在一段视频中抱怨说，各国都在向第三剂量针飞奔，而世界上大多数人却在等待他们的第一针时窒息而死：“如果有一个词可以解释，那就是‘贪婪’”。虽然可以理解世卫组织负责人对这些制药企业高管似乎已经破损不堪的道德指南针感到愤怒，但他的解释实际上并不正确。

这并不是说辉瑞、莫德纳和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高管或股东贪婪。如果真是那样，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不贪婪的人领导我们的制药公司。现实情况是，这些公司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专利保护、定价结构、政府游说、对发展中国家受援国的苛刻要求或不愿意支付扩张或技术转让的费用，来划定准入范围。

如果他们不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被任何从事这种行为的竞争者所压制。即使地球上最有道德的人被任命为这些公司的负责人，ta也会被市场的激励机制所迫而做出同样的行为。

没有任何首席执行官会承认他们必须希望有更多的变种，但私下里Delta、Lambda等是他们的希望。这是因为，如果疫情结束了，无论已经赚了多少钱，都会比如果它成为一个永久的全球疫情所赚的钱少。疫苗同样存在盈利能力不足的致命缺陷，在过去四十年中，大型制药公司放弃了大部分抗生素的研究和开发：一旦感染痊愈，病人就不再需要购买这种商品了。

慢性病的利润要高得多，因为病人必须无限期地继续服用药物（或任何形式的治疗），有时是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每天。疫苗的研究和开发因大型制药公司缺乏兴趣而受到影响。但是，定期的强化注射将使新冠疫苗从一次或两次就能完成的事情变成每年甚至两年一次的盈利机会。

制药厂的高管们不希望一些记者抓到他们高兴地搓手，但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向投资者保证重复2020年和2021年壮观收入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关键的诚实时刻，与公职人员继续所说的需要达到80%以上的高疫苗接种率以实现全球群体免疫的说法不一致。资本家们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在“黑命攸关”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辉瑞、阿斯利康、强生和其他十几家制药公司的负责人发表声明支持这一运动，并承诺建立更加多样化的员工队伍和董事会。辉瑞公司和其他公司甚至从Facebook上撤下了广告，因为它们担心种族主义在该平台上的传播。但是，非洲有13亿黑人和棕色人种，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更愿意接种这种瘟疫的疫苗，而不是被制药业高管了解。

有些人认为“专利不是问题”，阻碍疫苗更快生产和销售的原因是全球生产能力有限。值得庆幸的是，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拒绝了这一立场，并赞同由印度和南非首先提出的、此后得到其他一百多个国家支持的建议，即在紧急情况下援引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关于知识产权豁免的规定。但欧盟、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富国仍然反对（不过，在对豁免权摇摆不定数周后，法国总统埃马克龙现在支持拜登）。

德国总理默克尔恰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需要注重提高制造能力，以维护她对这种豁免的反对。该论点认为，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知识产权豁免上，我们只会破坏医药创新，私营公司需要为其在开发新药和其他治疗方法时承担的风险得到补偿。

她的论点的这部分可以被直接驳回：事实上，COVID系列疫苗的大部分创新首先是由大学或政府实验室完成的，而开发、临床试验和制造的大部分资金是由纳税人提供的。

那些药企并不是唯一犯错的。不仅是技术转让，而且更重要的是，扩大区域制造能力和生产疫苗的投入，其成本将是巨大的。从长远来看，社会必须考虑是否应该将药品生产全部纳入公共部门，采用邮政服务模式，让盈利的药品、疫苗和其他治疗手段交叉补贴无盈利的药品生产。诚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国有化的努力。

作者看来，与此同时，需要推动西方国家做四件事。

首先，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扩大全球分布的疫苗和疫苗投入的生产规模。这将花费数百亿美元，但与我们无法将这一流行病扼杀在摇篮里而造成的数万亿美元损失相比，相形见绌。

其次，必须通过积极应用朝鲜战争时期的《国防生产法》来复制国家对私人投资的指导，该法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出现，随后在拜登时期被大幅扩展，以指导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其他关键医疗设备和疫苗本身的生产和分配，以及它们的材料投入，其基础是流行病学的合理性，而不是市场的无道德利润驱动。

第三，各州必须效仿拜登政府的做法，接受紧急状态下的专利豁免。

第四，所有相关国家必须迫使知识产权持有人参与世卫组织的技术转让平台、C-TAP（COVID-19技术获取池，由世卫组织与哥斯达黎加政府合作发起，邀请 COVID-19 健康技术的开发者和相关知识、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持有者分享他们的知识产权、知识和数据）和mRNA转让中心，不受知识产权限制。

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开始讨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抗疫服务，为疫苗和大流行病应对的其他方面保持足够的工业能力，而不考虑盈利需求。就像消防服务一样，它是所有人通过税收支付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