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六记（六）池鱼记归

11月初使馆通知我们已经协调好了包括转机第三国领馆在内的各方，可以进入回国流程了。

为了保障秩序降低境外输入的风险，像印度这种疫情重灾区的人员想要回国，需要服从使领馆的安排，比方说可以订什么时候的机票都要先获得使领馆的批准。我们一家三口这种需要特殊安排的特殊情况，更是依赖多方的配合。鉴于我走的是遣返流程，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回国，中国大使馆专门指派了一名领侨处工作人员跟我们对接。 

作为跨国婚姻家庭，就算不是被遣返，我们一家回国也有很多程序要走，比方说需要给我太太办理签证，以及给我儿子办理出生证的领事认证以便回国上户口等，这些文件的办理在使馆协助下进展顺利，机票和回国绿码等才是比较不确定的因素；由于我还需要额外从印度这边获得各种许可，使得情况加倍复杂，其波折程度堪比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  

首先，我严重低估了在集中营里做检测的麻烦程度。 

10月底到11月初那会儿国内爆发了一轮新疫情，防控措施又变得严格起来。按照国家的防控规定，回国登机前需要做3次检测，第三国中转还要再检测一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在登机前14天进行，先通过了这次检测才能订机票。 

印度这边报告造假很容易，一切都是生意嘛，很多地方你出点钱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假的检测报告。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检测报告的可信度，使馆对检测报告有几个要求：1.必须在ICMR（Indian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认证的机构做检测；2.检测报告上必须有可供查验的二维码和机构详细地址；3.登机前48小时和72小时的两次检测必须在不同的机构进行。 

集中营所在的崔奇是个小地方，我按照那个ICMR的名录来找，总共只找到7家认证机构。有人肯定想7家已经够多了吧，反正你只需要找两家就行了。可问题在于，很多机构并没有能力做血清抗体检测。 

大家一听新冠检测，或许以为只要捅下鼻子做个核酸检测就完了。为了保证防控的滴水不漏，我们这些从印度回国的人员登机前14天至少需要做三个检测，除了核酸之外，还需要做IgM和IgG两个血清抗体检测（新冠康复人员需要加测N蛋白、CT报告等）。IgM抗体会在感染的中后期被检测出来，而IgG抗体会在新冠痊愈或者打过疫苗之后产生。进行抗体检测可以掌握你的病毒接触史以及免疫力情况，不管你是感染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都无所遁形。 

但由于抗体检测一般是用来评估新冠康复后状况的，因此非常小众，别说印度了，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所有医院都能做。我把本市所有的7家认证机构在地图上标记了出来，然后挨个打电话去问他们，结果能做抗体检测的只有一家，这唯一一家的抗体检测报告上却又没有二维码——也就是说，我所在的地方连一家完全符合使馆要求的实验室都没有。 

用绿色小旗标出来的就是崔奇所有的ICMR实验室

没辙，我已是黔驴技穷，只好去跟使馆商量：我只找得到这么一家，你们看看成不成？实在不成那你们帮我在当地指定一家机构。

鉴于我身陷囹圄的特殊情况，使馆还是很通融的——没二维码就没二维码吧，只要把预检测做了就行。于是我欢天喜地地跟这家检测机构做好了预约，让他们11月3号早上9点来集中营上门给我做检测，同一天我太太和儿子在我家附近的机构做检测。 

11月3号这天下着大雨，一天一夜没停，大半个集中营被水淹了，举步维艰。我把集中营的定位发给了实验室的人，跟他们再次确认好了9点过来。 

按照我的想法，实验室的人只不过来这里给我做取样，跟那些快递员和探亲家属是一样的，在门口的办公室就可以搞定，又不需要进入集中营内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连集中营的大门都没能进来，遭到了办公室里长官的横加阻挠。 

我冒着雨赶到大门口去跟长官解释，当时实验室的人被关在第一道铁门外边，而我被关在第三道铁门里边，长官在中间。作为一个专门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那个长官却连英语都不会说，跟他沟通起来十分困难，试着跟他解释也听不懂。但他听懂了我说我要检测新冠，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有了症状，如临大敌地吼着要我回去带好口罩才能跟他说话，我不得不又冒着大雨蹚着大水回到牢房拿口罩。他用泰米尔语叽里咕噜跟我说了很多，而我只听懂了一段，大意就是说如果我要检测新冠的话他们会安排我去公立医院做检测，私立医院的人不允许来。 

总算他后来给R.I办公室会说英语的拉维打了电话，拉维告诉说这里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打申请报告（Petition），要做检测也是一样。我说他们做检测的人又不用进集中营，过来给我取样拿走就行了，为啥也要申请？他说不行，一定要先打报告申请。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赶紧打个报告，让他们下午再来帮我取样做检测呢？他说这不可能，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或下周二。 

我一听傻了眼，现在才周三，到下周岂不是得等上四五天的时间？就做检测这么简单一个事情要耗上四五天？而我太太那边检测都已经做完了……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不巧，11月4号刚好是印度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排灯节，相当于印度的春节，所以审批申请报告的办公室放假，要到下周一才上班。就算我今天写好申请交上去，最快也要11月8号才能给我审批。 

好说歹说他们都不肯通融，我只好让实验室的人先回去，随即写了一封申请交给了集中营办公室，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让实验室的人过来给我做检测，请求他们的许可。 

往好了想，幸好这只是预检，让我有机会预演了一遍。要是我起飞前72小时才知道集中营里做检测还得先申请打报告，那可不就得眼巴巴看着赶不上飞机了嘛！我之前10月份的时候满以为自己只要买张回中国的机票就能说走就走，回想起来真是太天真了。 

做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我们全家通过了检测，才可以订购14天之后的机票。这就意味着检测做得越早，我们全家就能越早回国。有道是夜长梦多，回国的流程拖得越久，不确定性也就越高，后头还有好多关要闯。

我太太跟馒头都顺利通过了预检测，全家就等我一个。排灯节等待申请报告审批的那几天，恐怕是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最焦虑的日子，焦虑到连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做检测。

我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几天的焦虑是因为我心里头盘算着回国的计划：11月24号刚好有一班完美适合我们全家的航班，从班加罗尔出发中转法兰克福到上海，一旦错过就得多等一星期。倒不是说等不起这一个星期，主要因为我心存一个念想：假如11月24号能够回国的话，那么就刚好能赶在12月16号之前结束14+7天的隔离——而12月16号是馒头的一周岁生日，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赶上这趟航班，我需要在11月10号之前完成预检测，这意味着我的申请必须在过完排灯节之后的第一时间得到审批通过。

这个计划显然没实现，否则这趟回国之旅也就谈不上波折了。

11月8号那天，我一早上就去催着办公室快点审批申请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傍晚5点半通知我申请批准了。赶紧再次联系实验室让他们第二天早上9点就过来给我做取样检测，并且进行了再三确认——我很担心他们上次白跑一趟这次不肯来了。

11月9号的早上也下着雨，可约定的时间到了实验室的人却还没有来。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们，那小哥果然是在犹豫不决怕又白跑一趟，我跟他们再三保证这次已经获得了许可，一定可以顺利完成取样。我还专门跟办公室的长官打了声招呼，告诉他们一会儿实验室的人过来不要拦他们。

最后他们10点半左右到了集中营，在集中营的办公室里给我做了取样。取样只需要2分钟，登记之类的花了20分钟。

下午发回了检测结果，各项结果都很好，立刻就发给了大使馆。虽然还没有得到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但我知道应该是十拿九稳，接下去应该就能订机票了。

这回我长了个心眼儿，在订机票之前先问了一下R.I办公室的拉维。果然拉维一听我从德国转机的回国方案，立马就说你先等等，他得去确认。那么他找谁确认呢？——还是移民局。按照他的流程，他要先报告当地的崔奇移民局，然后崔奇移民局再去请示金奈移民局……我一听怎么还得拐那么多弯儿，倒不如我们自己直接问金奈移民局得了。结果打电话到金奈移民局，那边人也说这事儿得要崔奇移民局先发个邮件过来他们才能处理；而金奈移民局接到申请之后，他们要继续转发给中央政府更高层的内政部批复……也就是说我回国从哪儿转机、坐哪个航班，还得惊动印度中央，这简直是外交人员高规格级别的待遇啊！

我想这不是故意搞事情嘛！你们要我离境，然后我去尼泊尔你们不让；现在我真心诚意要回中国，打哪儿回你们也得审批！既然你们会把我一直押送到海关，我还能玩什么花样？

为了保险起见，我赶紧把这个情况跟中国大使馆反映了一下，让他们帮我出具一个转机回国路线的说明情况。从德国转机回国这条路线正是大使馆指定的，在现有的回国路径中，从德国转机是相对最为顺滑的，阿曼线路很容易由于检测指标不合格被卡。他们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转机回到中国，还专门跟中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沟通过。

拉维对我这件事情也挺上心的，第二天吩咐我除了发邮件之外，再手写一封回国转机路径的申请给崔奇移民局。我问他能不能同时申请德里出发和班加罗尔出发的路径，他让我只写班加罗尔——因为押送到班加罗尔出境对他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我对这次的申请还是比较乐观的，上回我要去尼泊尔的时候，连申请都没机会让我写，直接就从内部给否决了；这次既然让我写申请，说明他们是真的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干点啥都需要先申请——比方说皮特的牙不好，每次去看牙医也都要提前写个申请。不过呢，皮特总是当晚提交申请第二天一早就去，以至于我以为申请审批得很快。皮特告诉我他的第一次申请审批了一个星期，后来由于他经常需要看牙医，针对他的流程就简化了。

回国路线需要审批这件事情想起来却有些细思恐极——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完全取决于某个印度官僚的一念，而不是有什么可以遵循的法律规章。假如印度政府坚持说，必须要有直航才能走，或者必须是金奈始发的航班，那我恐怕就只能等到疫情结束中国开放才能离开集中营了。不过假如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个逻辑就非常扯淡了——既然你们也觉得现在的国际航班运行不正常，这不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滞留在这里走不了吗？那你们干嘛还要把我关起来？

不过离境许可本来就是逃不过的一个坎，即便我先订好了机票，之后也得要移民局给我签发离境许可我才能走。我太太本来担心印度政府会又找什么借口不发离境许可给我，先让他们批准好我的回国线路，那么之后的离境许可就稳了——这样总好过万一我订了机票却拿不到离境许可。

至此，我距离订机票还差一步之遥，只等哪天许可下来，便可以确定回国的日期。我只担心移民局批准得太晚，万一24号的机票卖完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订机票。

交完申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号，民航局传来消息，由于出现5例确诊病例，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航班从这周开始熔断两班。虽然熔断的并不是我计划乘坐的那班，但这件事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算没有印度政府搞事情，想要回国也没那么顺利。在疫情的这种非常时期，再加上身陷囹圄的身不由己，教会了我不再强求任何事。 

回顾自己呆在集中营里这三个月的心态变化，发现一个限制自由的环境会将人驯化，久而久之呆在这里面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忘记自由的滋味，甚至丧失对自由的渴望——刚来到集中营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一个星期就能出去，并且也努力地争取。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好笑，进集中营的第三天我让餐厅老板买手机，手机他很快就帮我搞进来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充电器却一直迟迟没来……我当时担心的是，万一他充电器还没给我，我就先出去了怎么办？那时候觉得在里头要关一个多月简直难以想象，可不知不觉便呆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个韩国船长刚进来的时候说使馆告诉他只要一个月能够出去；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并没能出去，却变得十分淡定，苦笑着说自己做好了在这里耗一年的心理准备。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锅碗瓢盆桌椅床柜样样备齐，正儿八经过起了日子，甚至还准备装修厨房。 

阿茂得知自己能拿起诉书之前兴高采烈的，他料想一旦拿了起诉书两三个月官司就能打完。没想到控方找来十几个目击证人，虽然明知是假证人，但光是把这些证人过一遍就要花好长时间。他不得不打消了很快就能出去的念头，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跟他说，我现在回国所要经历的这些破事儿，你以后也得经历一遍，我这是在给你排雷。他自嘲道，说不定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做检测了。 

老白的官司打了8年，在宣判之前的那些年他都保释在外，当时集中营里还没开始关其他外国人。皮特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却不逃走？老白说他一开始以为他的官司“三个月”就能打完，三个月过去后又告诉他只要再等“三个月”……最后几十个“三个月”过去了，他前后在印度身陷十年，连当地的泰米尔语都学会了。 

皮特自己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别人告诉他只要两三个星期就能了结官司，现在他在这里待了30个月（截止到2021年12月）。他说假如一开始他知道会待这么久，那他会像伊利安一样选择逃跑；而现在他考虑的是认罪，如果律师能给他谈到一个好的认罪协议，他打算索性认罪去监狱服刑，把案件给了结了，好过在这里遥遥无期地耗下去。

青蛙正是这样慢慢被温水给煮熟的，在集中营里呆久了，会慢慢习惯被限制自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顺从和认命……这恐怕是印度司法部门的一种策略，如果你可以保释在外，官司拖得再久你也不在乎；但这样一种失去自由的状态就不同了，他们可以用时间耗尽你的耐性，当你关了几年之后往往会妥协选择认罪，那么胜诉的就是他们。

集中营里简陋的条件也会让人的诉求变得十分低级和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奢望无非是——坐在抽水马桶上拉个屎，用热水洗个澡，在没有苍蝇的地方吃个饭，在没有蚊子的房间睡个觉。

所谓奴性，大概便是由此而来的吧。换一个角度看，或许也能称之为佛系。

很快又过了一周，11月15号周一上午拉维发了个消息给我，说有一些移民局的官员下午3点会过来跟我“讨论”（discuss）一些事情——他用的是“讨论”这个词，让我大为振奋。除了我回国的路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这样看来批准我回国的事情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那几个官员下午3点非常准时地来到了集中营的办公室，来喊我去办公室的那人关照我带上手机，我也没多想就带上了。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见面后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了办公室边上的小房间，搬了四把椅子，围着我坐下了。

带头的是个中长发的中老年人，发型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不过是花白色的。我问道你们是崔奇移民局的吧，他们不置可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然而当斯内普教授一开口提问题，我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移民局的人——那个熟悉的套路和配方，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是情报部门的人，或者至少是移民局下属的情报部门。 

我在印度跟情报部门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过去在拉达克便屡次被情报人员调查和追踪（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在印度的所有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像我这种娶了拉达克姑娘、收入来源他们无法理解的中国人，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印度各种各样的情报部门非常多，不同的部门之间由于存在竞争关系，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往往是一个部门来问过话之后，另一个部门又过来把类似的问题再问一遍。像崔奇这种小地方的情报部门，恐怕千载难逢才逮到个中国人有机会让他们调查一下，就好像荒山野岭的小妖突然听说唐僧路过，怎么都得搞块唐僧肉尝尝。 

这三个人里面，斯内普教授是负责问话的，另两个跟班，一个负责做笔记，另一个则专门负责搜查翻拍我手机里的东西，比如聊天记录、相册之类——不过我手机里本身也没什么不能让别人看的东西，所以就随便他们去折腾。

斯内普教授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棉口罩拿下来过，隔着口罩听他说话有点费劲。他跟我聊了才没几句，就大夸我的英语水平，说我的英语是他见过的东亚国家人里面说得最好的，其他那些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英语都不行。我心里嘀咕，果然是没见过世面却想吃唐僧肉的小妖，连我这种看美剧自学的江湖英语也能把他唬住。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都从来没有过被情报部门问话的经验，碰到这种事儿可能会不知所措，其实应对起来很简单——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别耍滑头，否则只会弄巧成拙。这些人都受过专门的问话训练，他们问你的那些问题未必是真想知道答案，更多是在观察你的反应，想要骗过他们除非你也受过专业训练。我自认问心无愧，事无不可对人言，无论他们问啥照实回答便是。斯内普教授问的大部分问题都比较常规——姓甚名谁、仙乡何处、家中老小几口、何年何月去到过何地、都认识哪些人……不过斯内普教授问了几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是其他情报部门从来没有问过的。

他说你太太是印度人，那你们孩子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呢？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只说我孩子是生在印度的。他说，哦，那就是印度人。他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入籍印度的打算，或者我太太有没有入中国籍的打算。我说我们俩都觉得现在的国籍挺好，暂时没考虑过变更国籍的事情。

他说你娶了拉达克的太太，那应该对拉达克那边很熟悉吧？我说我对藏传佛教文化很感兴趣，不光是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这些地方我都经常去。他问那你怎么看待西藏问题？我说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历史很复杂，不好说。他说，没事儿，你就说说看。我很清楚他们这些印度人长期接受境外反动宣传洗脑，于是告诉他说，你们看待西藏问题不能老盯着过去的历史，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西藏是所有的藏文化地区里面建设发展得最好的。

接着他问我是否认识印度这边的藏人，我说我倒是认识几个，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全名。于是斯内普教授拿出了一些印度藏人的证件复印件让我指认，以一种用糖果骗小孩子的口气对我说：这是你离开这里的机会哦！如果认出来你就能从这个地方出去。我说我不认识，他让我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完了还是不认识。随后他又试图从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找一个叫次仁旺秋（Tsring Wangchuk）的藏人，自然是毫无斩获。

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印度政府对叛逃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一面利用一面防范，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自己人。尤其这些年国内的藏区大发展，不少印度这边的藏人追悔莫及，人心思变，因此印度情报部门免不了要怀疑某些藏人“通敌”。

后来他又说，你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方，觉得你们中国政府究竟怎么样呢？我说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中国政府的力量非常大，如果用这种力量来做好事能做得特别好，反之亦然。最近几十年我们政府用这种力量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中国才能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也得承认这种强大的力量如果失控的话存在一定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连续问我的，而是穿插在其它杂七杂八问题当中。斯内普教授在询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让我警觉了起来——

“如果让你选的话，你是愿意呆在印度还是回到中国？”

我第一反应是——你特么逗我吧？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别逗我了（teaseme），你明知道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印度。他说我没有逗你，你只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好家伙！听这口气是要策反我吗？我自己脑补了一场间谍战戏码：印度情报部门想要物色一位中国公民做他们的线人，我被羁押在集中营里，老婆孩子又身在印度……他们莫不会以为可以跟我谈条件吧？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只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无论呆在哪里都可以，如果你们让我回印度的家那最好，一定要我回中国那也没办法。

当然，那天的谈话应该只是试探而已，他们还问了诸如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使馆人员有没有来探访过我之类的问题。我自认在整个谈话中镇定自若游刃有余，给斯内普教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倒是他们的专业程度不够，我只提了一个问题就让他们的真实身份彻底露馅儿了。

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他们我等到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斯内普教授虽然打着移民局官员的旗号，但他显然对移民局的业务完全不熟悉，前后给了三个不一致的答案。

他听我这样问，先是露出为难的神色，说现在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你还不能回去。我说这不是扯淡嘛！怎么可能只能坐直飞航班？说不定一年内都不会有直飞航班。有的国家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从没跟印度有过直飞航班，那这些国家的人怎么办？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这个还是要等上面的批复。我问他们批复要多长时间？他说三四个星期。我说这也太久了吧，我在这边时间待得长点没关系，但现在我太太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的，受罪的是印度公民啊！于是他跟我讲起了大道理，说因为这个疫情全世界都在受苦，不光是你们家……

然而斯内普教授临走的时候，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应该三四个星期能离开。”

对于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他们需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分析和查证今天从我这里获取到的信息。

这里我得说下，按照我申请回国许可的流程，“崔奇移民局”这个部门应该是存在的，可我却没能在谷歌上搜索到关于这个部门的任何信息，似乎根本不存在……因此这个“崔奇移民局”究竟是否存在，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另外我从集中营其他人那里听到一种说法：之所以回国路径要审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R.I办公室需要时间来操作侵吞买机票的钱——遣返费用实际上可以向政府申请，让印度政府来承担。他们告诉我集中营有个尼日利亚人，跟我一样娶了印度老婆，在这边有家有孩子，说没钱回去赖着不肯走，最后印度政府出钱给他买了机票强制遣返，说明确实有这个政策。据此推测，可能负责遣返我的R.I办公室一面向印度政府申请经费，一面让我自己来掏钱买机票；由于从德国转机的费用比较高，因此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申请和侵吞……这种做法倒是很印度。

我赶在那个尼日利亚人被遣返之前向他询问了具体情况，发现我俩同病相怜。这个尼日利亚小哥跟他的印度太太已经结婚了5年，有俩孩子在这里。他今年3月份持入境签证（Entry VISA，也叫X-1 VISA）来到印度，按照规定定居当地的外国人在入境后要在移民局注册，他第5天就去了金奈移民局，并提交了将X-1签证转换成X-2 签证的申请。X-2签证有效期长达五年，可以方便今后申请OCI，OCI全称 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n（印度海外公民），是一种实质上永久居留卡。

由于尼日利亚人在印度的名声不佳，金奈移民局不想给他签证也不想让他呆在这里，于是就借口说他护照上有一个出入境章是假的，把他给抓了起来。法院判处他在监狱和特别集中营各服刑两个星期，然后遣返回尼日利亚。

那个出入境章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按尼日利亚小哥的说法印度移民局是栽赃陷害，拿走了他的护照后再也没有归还回来，死无对证。他对此十分愤怒，不肯接受遣返。有次R.I办公室催他订机票，他就发飙了，他说你们凭什么拿走了我的护照、把我遣送回去还要我自己买机票，印度政府要赶我走就得自己出钱！然后他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要是不在一个星期内满足我的要求，我就炸了这个集中营，把这个地方烧了，我可以保证肯定会死人，你们看着办吧！（I will bombing this place, set this place on fire, people will die!）

结果这边的负责人被他给吓到了，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听说之前集中营有几个尼日利亚人在这边闹出了非常大的乱子，印度政府看到他们极为头疼，知道他们真的做得出来，所以才会妥协。而这一切的起因听说是缘于2010年有个尼日利亚学生死在了泰米尔纳德的警察局里，之后不断有人过来报复和仇杀，导致尼日利亚人在当地恶名昭彰。金奈移民局故意找茬并遣返他，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印度政府的欺软怕硬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是典型的按闹分配，像我这种不会闹事的人就比较吃亏。不过当时我想好了，要是印度政府真的存心刁难我，非要我等到开了直航才能走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提前发布到网络上，并且附上印度内政部和金奈移民局的邮箱，发动广大网友的力量来讨公道——当然，这招只有当我认为不再需要顾忌与他们撕破脸的情况下才会用，毕竟我自己还在他们手里。

尼日利亚小哥知道我的情况跟他类似之后，他立马说你老婆肯定不是泰米尔人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如果你老婆是泰米尔人他们就不会把你抓进来了，然后他也表达了跟皮特和老白同样的观点：泰米尔人恨一切外来者，印度其它地方的人在这里也会被当做外国人来防备。他的老婆是阿萨姆邦（Assam）的，所以他们在这里才会受到排挤和歧视。

我前面提到过的三个伊朗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也是类似的情况。她们被关进来的时候，集中营里面已经人满为患，由于她们还带着一个10岁大的男孩，不方便住在女子区，于是就被安排在了办公室边上的牢房里。我太太后来过来探视我的时候，跟她们用印地语聊了一下。

由于当年莫卧儿王朝统治者本身是从波斯来的，一些伊朗人跟北印度的穆斯林渊源很深。她们一大家子人原本在德里生活，拿的是居留签证，疫情期间被困在印度，申请到了签证延签。根据那几个女人的说法，八月份的时候他们全家来泰米尔纳德邦旅行，正好赶上对外国人严打，金奈移民局栽赃陷害说他们延签的签证是非法的，指控他们欺诈，于是把全家老小都抓了起来。其中有对兄妹分别10岁和8岁，而一个最小的孩子被抓的时候才2个月大，跟着妈妈一起被关在监狱里。监狱里呆了三个月之后，女人和小孩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男人还继续在里头关着。我们12月份见到那个婴儿时是六个月大，看起来十分瘦小，显然营养不良。由于我太太自己也同样有着失去丈夫依靠的经历，当下心生恻隐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那对母女。这家人的全部家当都在德里，手机又被警察收走了，在集中营里连打个电话都得问别人借，如今还面临着起诉、定罪、服刑、遣返等繁琐的流程。

我不敢说她们到底有没有使用非法签证，但她们会被关在这里，恐怕与目前印度对穆斯林的排挤有莫大的关系；退一步讲，不管她们签证究竟是不是非法的，把哺乳期妇女跟婴儿一起关在监狱里，都很难说得上是符合人道主义的行为。

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孩子

关在集中营里的伊朗兄妹

总而言之，只要金奈移民局看你不爽，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整你然后遣返你，就算你没有签证过期，他们也可以指控你的入境章或者签证是假的……而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可能仅仅因为你是尼日利亚人、穆斯林，或者中国人。

突然被情报部门这么节外生枝一折腾，我估计自己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太太很崩溃，觉得他们会不断找出新的借口来阻止我离开。我一合计当时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我老婆孩子坐12月1号的航班先回中国，如此一来我在印度这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他们关我多久我都不怕。

其实这次发生的事，并没有让我对印度的态度和感情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印度是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虽然印度政府秀了一把下限，让我有些始料未及，但只要回想下他们在1962年将三千多印度华人关进集中营的“光荣事迹”（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便会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我太太就不一样了，她身为印度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有爱国情感的，可这次的事情把她对印度的最后一点幻想打得粉碎。印度政府无情地拆散了我们的家庭，而中国政府却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她颁发了签证，帮助我们全家团圆。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她对印度极度失望和伤心，迫不及待要离开印度。

什么叫统战？这就叫统战。要赢得忠诚，需要依靠宽容。

我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我太太，她既要操心我的事情，又要一个人照顾馒头，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挑战，可谓身心俱疲。如果她带着馒头回中国跟我父母同住，能让我放心很多。一旦老婆孩子平安抵达中国，我可以一个人在这边心无旁骛地与印度政府周旋。

不过呢，我父母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集中营里，若是我没跟她们一起回国，势必又得要编个瞎话糊弄我爹妈。我当时连瞎话都想好了，到时候就说我登机前检测时发现我的血清抗体水平比之前升高了，因此没拿到回国绿码，为了不浪费机票让她们母子先回来，我得等到抗体水平降下来才能回国……哎，编瞎话楞是编出了一种用心良苦的感觉。

做出了分开回国决定之后，我太太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她家里人。我丈母娘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而她的脑洞也很大，看我好长时间不在家中，怀疑我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我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

丈母娘就跟我太太一样，知道这事儿之后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想起来便要哭上一阵，一有时间就诵经念佛祈求平安。她说要过来帮忙，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两个多月都这样熬过来了，不差这最后十来天。坦白说，我太太和她家人担的惊受的怕实在要远比我多——由于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同，我在集中营里头读书写作，他们在外头却忐忑不安，这让我十分庆幸还好没有让上海的父母知道。

我丈人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便判定这必然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造成的。我们一五一十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凭借自己多年来身为警察的工作经验，怀疑印度政府对我的拘禁在程序上是非法的：首先，抓我的命令来自于邦政府秘书处而非公检法部门；第二，抓了我之后居然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关于这点我跟使馆确认过；第三，抓我的时候没有收走我的护照等证件，这点很不合规矩。不过呢，泰米尔纳德邦外国人集中营这玩意儿超出了他的认知经验范围，所以他并不是很确定。

我太太和儿子回国也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可以说走就走。虽然我太太已经拿好了签证，但馒头持有的是中国旅行证，在印度属于外国人，回国之前需要先从印度移民局这边申请离境许可。由于我的情况，我们一直担心能否顺利拿到馒头的离境许可，移民局两次让我们上传补充材料，其中甚至包括接生医院的出院证明，花了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一边给馒头申请离境许可，一边关注着航班动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疫情急转直下，从德国转机的航班出现了大量熔断。10月份的时候还觉得机票很好买，没想到11月底突然变得一票难求。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由于疫情期间通航政策经常朝令夕改，同时存在“熔断”机制，这段时间里从印度出发到德国中转回国的航班并不像平时那样可以网站上随时接受预订，想购买最近日期的机票必须通过机票代理申请，并且航司通常只会在起飞前一周左右才放票。机票紧张的时候不是用“买”的，而是靠“刷”，跟摇号差不多。机票价格是平时的十倍，票代每刷到一张票，能有七千到一万人民币左右的利润，却依然一票难求。在这种狼多肉少大家都回国心切的情况下，有些票代会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肯帮你刷票，被无良假票代骗钱的事情时有听闻。

我显然未能按原定计划让我太太和馒头坐上12月1号回国的航班。由于11月30号的航班被熔断，12月1号的航班作为保护航班，机票都被留给了30号的滞留旅客；我们用来候补的12月3号机票同样没能买到，而之后8号、10号、15号、17号的航班也确定熔断……随着熔断的航班越来越多，形势看起来越来越不妙。

为什么机票会这么难买呢？

首先，从印度转机回国的路线只有两条。根据防控规定旅客回国只允许中转一次，且必须在中转的第三国进行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再申请一次绿码。而能够在中转区提供检测服务的机场非常少，同时能满足转机条件的就更少了。比方说新加坡和东京有转机航班，但机场内没有检测，所以走不了；又比方说巴黎有检测但印度过去没有航班，所以也走不了；再比方说赫尔辛基有检测也有转机，但是转机时间超过了机场规定的24小时，所以还是走不了。归国心切的人们早已挖空心思把所有可能性都验证了一遍，最后发现只有德国和阿曼能转机回国。那些想要回中国的旅客，都不得不挤在极为有限的几条航线上，天价机票此时如同溺水者的救命稻草，被无数双手所争抢。

其次，每架航班的载客量是有人数限制的。按照防控的规定，每个国际航班在落地中国后如果出现5个以上确诊病例就会被熔断两周，载客越多显然意味着熔断的风险越高。为了降低熔断风险，有时候航空公司一个航班只卖四五十个座位，明明飞机上很空，票却买不到。对航空公司来讲，宁缺毋滥、抬高单价才是最优策略——即便只卖很少的票，也不用担心亏本；而一旦熔断那就啥钱都挣不到了。

第三，航班熔断会产生连锁反应。一旦航班熔断，可能原本应该由两三趟航班承运的旅客都挤到硕果仅存的那趟航班上，航空公司为了优先照顾这些滞留旅客，必然减少甚至中断机票的供应；除了滞留旅客，那些终于获得回国资格但未购票的旅客也会一窝蜂涌向剩下的未熔断航班，造成航班资源的挤兑。

机票的不确定，加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回国的许可，让我太太颇为绝望——不光我走不了，她想先走也走不了。

人在绝望之时就会求神拜佛，我太太每天向他们家的护法神吉祥天母诵经祈求，还找了一个尼泊尔的仁波切寻卜问卦，问我何时才能平安归家。

那个仁波切这样告诉她：你丈夫两个星期左右应该就能出来；如果两个星期没出来的话，那就要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出来；如果一个月还出不来的话，那就得在里面呆很久。

我太太作为悲观主义者，听完之后忧心忡忡，说你很可能要在里面呆很久都出不来；我听完之后哑然失笑，我说这算是哪门子仁波切嘛，这种预言不是那些街边摆摊的“半仙”的套路嘛，我也会啊！

——仁波切，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你的病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好；如果两个星期还没好的话，那就得等一个月左右；要是一个月都还没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好。

——仁波切，我什么时候才会怀孕啊？

——你两个月左右应该就会怀孕；如果两个月还没怀上的话，那大概需要花半年才能怀上；要是半年都还没怀孕的话，那估计就很难怀上了。

——仁波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呢？

——放心，两年之内就能解决；如果两年还没解决，那就得等五年；如果五年还没解决，那就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

嘲笑完仁波切预言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7号那天，8点多的时候我太太接到了R.I办公室拉维的电话。

当她看到来电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好几秒，因为通常来说政府部门官员这么早打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数次计划被迫变更的不确定性，使她成为了惊弓之鸟，即便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都会惊吓到她。

她胆战心惊地接起了电话。

拉维说：你丈夫的回国转机路线申请通过了。

我太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跟他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随后喜极而泣，捧着电话就哭了起来……对她来言这意味着长达两个多月的煎熬终于要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最煎熬人的未必是多漫长的等待，而是不知期限的等待，这就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无法判断方向和距离；而如果能有一个期限，便如同黑暗中有了一道让你可以追逐的光。就好像小龙女为了预防杨过轻生，于是在绝情谷刻字让杨过等十六年，是这十六年之约支撑起了杨过活下去的信念。最怕的是无期之约，不知道一切何时会结束……这种时候乐观之人或许尚能笑对生活，而我太太是个很容易被焦虑情绪所影响的人，总是给自己悲观的心理暗示，觉得我会继续被关上一两年……由于她自陷于这一悲观的妄想中，当好消息真的传来之时仍是难以置信，挂了电话了之后她又拨回去确认了一遍这是不是真的。

我太太立刻欣喜若狂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正跟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拉维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正式实锤了我可以从德国转机回国。

我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我太太的机票没买到，这回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确定一起走了。

然而不幸的是，几乎就在我得到回国许可的同时，新的变种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被官宣，一时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恐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果不其然。

刚刚才散去一片乌云，立刻又笼罩了新的阴影。

至此，我离自由和团圆只差最后一张机票，而这张机票恰恰是我这辈子最难订的一张票，没有之一。

民航局很快就宣布了新一轮的熔断和取消措施——80%从德国转机回国的航班都停了，我准备订票的那两周只剩一个航班能飞，整个12月份买到机票的希望都十分渺茫。

整个12月从法兰克福到中国预计可飞的航班寥寥可数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人还在钱没了；而我呢，人能回国了，机票没了。

那几天满脑子都是刷机票的事，我晚上梦见我们一家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却没赶上从班加罗尔去法兰克福的那趟航班，梦里满心的绝望和懊恼——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正在恼恨自责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

我找了一个信得过的票代，从支付宝里借了两万块钱，交了订金让他们帮我刷票。票代给我的报价是成人37000块，商务舱加28000，婴儿10000块，不能退改。照理说国际航班婴儿票的票价应该是成人票的10%，之前另一个票价报的是3900，明显贵了好多。但我完全顾不上讨价还价，只要他们能刷到票，多少钱我都会想办法。我反复叮嘱票代，就算只有65000一张的商务舱我们也走！我是如此渴望能刷到12月13号的机票，那样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在一起庆祝馒头的第一个生日……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连商务舱都买不到。

回国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我被抓的时候微信钱包里面有两万多块人民币，关在集中营期间的3个月虽然没发文章，仍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公众号赞赏，加在一起也有大几千。但微信钱包里的钱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动用的，因为开通了我父母的亲属卡，他们在国内的日常微信支付会从我这里扣钱。印度家里的现金和我太太的印度银行卡里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卢比（约合三万人民币），这点钱用于印度的日常生活开支可以花一年，但相比回国的费用只是杯水车薪，连一个人的机票钱都不够。我做了个全家回国的预算，算上检测、机票、酒店隔离等各种费用，估计最少也要花9万；如果不得不买商务舱的话还得再加五六万。

如今我显然已没有了别的选择，无论机票是否在我的承担范围内我都必须尽快回国。知道我呆在集中营里的都是一些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主动来问我经济上是否需要帮助，纷纷表示愿意解囊相助。这些朋友几乎全部是写了公众号之后认识的，与我素未谋面，令我十分感动。我一直说，写公众号最大的收获正是朋友，落难之际这个朋友借一点，那个朋友借一点，再加上支付宝里借一点，也就把机票钱给借出来了。

公众号上长期以来支持我的读者朋友正是我的底气所在，有道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我知道一旦自己归国后将这里的事情公布出来，就会得到公众号上读者朋友们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底气，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承受如此昂贵的机票，无疑会让本不富裕家庭雪上加霜。

刷票期间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在航班尚未熔断之前，印度每周有四趟能从德国转机回国的航班，三趟从德里出发，一趟从班加罗尔。我申请线路时，拉维只让我注明从班加罗尔出发，没让我加上德里。那时班加罗尔的航班线路还很稳，而我们一家也确实从班加罗尔飞最方便，于是就按拉维说的写了；然而等到申请批准时，整个12月份能够从班加罗尔出发回国的航班都熔断了。

我当时跟拉维说了这个情况，告诉他现在只有从德里走的票，他虽然不大情愿，但还是同意了我订票——因为押送我去班加罗尔要比去德里方便得多。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口气听起来很为难的样子，说你那时候申请的是从班加罗尔走，现在你改从德里走不合规定啊！

我一听就急了，不是你说我可以订票的吗？我现在订金都付了在让别人刷票，你同意我订票的聊天记录还在呢！然后他支支吾吾说你那时候申请的是班加罗尔，所以最好还是从班加罗尔走……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我不能从德里走。

后来晚上我发了消息给他，把目前的情况详细讲了一下：班加罗尔出发转机的航班都被取消了，现在能买到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容不得挑肥拣瘦，直接了当问他到底能不能从德里走。

他又支吾了好一会儿，挤出一句话：有个条件（one request），我们需要派两名警察陪你从金奈去德里……我没等他的话说完就跟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支付护送的费用。拉维一听，所有的犹豫和为难顿时烟消云散，直接撂下一句话：赶紧订票！

我真是被搞得哭笑不得，要钱就早说嘛，哪儿来那么多废话！我只愁你们太高风亮节钱送不出去，你肯收钱我也放心啊！让你们接下去办手续的时候多多尽心尽力，别再给我节外生枝。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印度人的欺软怕硬，我前面讲到的那个尼日利亚人，叫嚣着要杀人放火，最后印度政府出钱买机票送他回去；我这种跟他们好言好语客客气气的，他们则会得寸进尺连押送的费用都让你出。这让我不由猜想，这帮孙子遣返我回国可能真的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本来应该给到我的经费……

世界依然是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旦让人发现你有着某种迫切而强调的诉求，就会有人来趁火打劫，他们知道你别无选择，可以坐地起价。票代如此，押送我的警察亦是如此……当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上时，你只能卑微懦弱地任人宰割。

然而即便高价悬赏，机票不会无中生有。不光是我，其他同时段想要回国的小伙伴也都买不到机票，票代甚至都不愿再接刷票的单子了。我当时内心已经放弃了12月份的航班，想着只能等这轮熔断过去再说，希望到了1月份可以有所转机。

就在我准备躺平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的奇迹，而奇迹的缔造者正是我那个哀兵必胜的太太。

我曾经问过票代，有没有可能向航司申请人道主义机票。我相信航班上绝对是有座位的，只要航司愿意承担风险，多塞两个人应该不成问题。但票代回复说人道主义机票只有国内的航司可以申请，我们回来的航班是德国汉莎，他们申请不了。

我在汉莎网站的官网上找了一圈，没能找到他们的联络邮箱，于是便作罢了。

在直接找航司要票这件事上我太太跟我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起，作为资深搞事情专家，她可不会像我这样浅尝辄止，并且她深知如何抓住矛盾斗争的重点——找下面的小鱼小虾客服是没用的，要找就得找说得上话的大Boss。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太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居然找到了汉莎CEO的邮箱。

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汉莎CEO，将我们的困境如实告知，希望汉莎航空能够给我们一家三口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机票。汉莎CEO收到邮件后很重视这件事情，让办公室的秘书跟我太太联系，表示很愿意帮助我们，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做的。

我太太来问我要怎么跟汉莎航空讲，这时我才知道她写信的事。我说最好能给我们12月13号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机票，并且补充说道，如果那个航班没票的话，近期任何从法兰克福回中国的航班都可以。

汉莎航空12月3号回复说，由于法律限制（Legal restriction），航班的状态是不可预订。

我这下是打算彻底躺平了，连航司都没办法，显然指望不上通过其它途径搞到票。

12月6号那天晚上，我太太突然告诉我汉莎的人在线上，把我拉进了电话会议。汉莎CEO办公室的秘书从德国打来了电话，说经过协调，或许可以帮我们订到票；同时他也强调，他无法给予任何出票的保证和许诺，只能尽力而为；另外他还再三强调了一个风险：我们订的只是法兰克福到上海这一段航班，需要另外再自行购买印度到法兰克福的航段，前后两段不是联程，假如前一段被取消，就会赶不上后面那段。

我太太对此犹豫不决，而我对这个情况早有研究。票代告诉过我，按照他们手上的文件，从印度回国唯一可以转机的地方就只有阿曼，法兰克福是明文规定不允许转机的。事实上印度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中国这两个航段都有汉莎的航班，但由于前段航班是“气泡航班”，根据印度和德国之间气泡航班协议的限制不允许转机，假如你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话会无法登机。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摸索，通过分开购买前后两段航班，规避了转机的限制——前段自己买印度航空（Air India）到法兰克福的非气泡航班，后段再搭乘汉莎航空回国即可，虽然机票不是联程，但行李可以联运。这样的走法，已经得到了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国旅客的验证，只要转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就能够顺利登机。当然，你如果非要买这两段的联程票也不是不可以，但票代说要多加18000块一个人，具体原因我也不了解。

于是我当即拍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其它选择，我们愿意自己承担风险！秘书跟我们确认了航班信息和票价之后，说24小时之内会再与我们联系。

第二天下午，秘书的电话带来了好消息，可以提供给我们12月20号那天全家从法兰克福飞上海的机票，再次跟我们核对了姓名护照号等信息后，我通过信用卡付了款，半小时之后顺利收到了汉莎航空的机票确认单。

汉莎一共收了我们6827.48欧元，合人民币49330元；加上我自己订的印度飞德国的机票是11600元，总共只花了60930元就搞定了全家三口的机票，而之前票代的要价高达84000元，足见其奇货可居。

大家或许无法想象这三张机票有多珍贵，正如同我也想象不到买个机票会如此波折，居然需要惊动到航司的CEO。这三张机票对我而言意味着自由和团聚，意味这桩破事儿终于能了结。

在疫情的非常时期，如果不是中国政府提供了人道主义签证，德国的航空公司提供了人道主义机票，这个故事的结局恐怕不会如此圆满。时局固然艰难，人间仍有温暖——许多人依然在尽力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世界变得好起来。回过头来再看，印度这些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则如同跳梁小丑，算计有余而格局全无，将竞争不过中国的气撒在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身上……就这样一个国家成天嚷嚷着要入常、要成为超级大国，我也只能呵呵了。

这就是大结局了吗？还没有呢！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每当打败了大反派的主角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没死透的大反派会突然回光返照最后一搏，再给你来一次有惊无险的心跳加速。

12月7号周二我们确认好机票之后，立刻汇报给了R.I办公室的拉维，让他安排遣返事宜。我先后跟拉维确认过两次，他说包括离境许可（Exit permit）在内所有的遣返手续他会帮我搞定，我只需要把我的护照信息和机票发给他就可以了。

没想到周四晚上拉维突然跟我说，他没法儿给我办离境许可，要我们自己申请。他没有直接说原因，估计因为他们抓我的流程本来就不正当，其他人都从监狱过来，唯独我是从家里过来的。我的护照并没有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被警察收走，所以我的遣返流程也跟别人不一样。

印度官员说话如放屁，前脚说好他们搞离境许可，回头又说他们搞不了了。

自己申请离境许可倒也没啥，我们对申请流程早已熟门熟路，当晚就在移民局网站上把申请递交了。然而第二天移民局却跟我们说，我的住宿登记表（Form C，是一种外国人居留登记表）有问题，说我不应该登记在哥印拜陀的公寓地址下面，而应该登记在集中营里——也就是我现在实际呆的地方。

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下：凡是外国人在印度旅行，每次住酒店的时候都需要登记这个表格。那些便宜的旅馆会让你自己填，高级点的酒店复印了你的护照和签证后会帮你填，在印度租房也需要填这个表。但需要说明的是，登记注册这个表格的义务并不在住客，而在于接待方——也就是酒店老板或房东。

这让我有点傻眼，难道我被关在集中营里也要登记这玩意儿？敢情我在集中营里头是在接受他们的款待？我该说他们是做事严谨呢还是荒唐呢？

我问拉维该怎么办，他说这个简单，你可以自己手填一张登记表，我给你签个字就行了。

正当我在网上搜索表格的手填模板时，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拉维告诉她，我们到现在连离境许可都没拿到，后面还要分别从崔奇县的县长（District Collector，意为收税官，实际上就是县长）和警察局（Commissioner of Police）那里获得许可才能离开，因此可能会来不及搞定这些手续……

饶是我自认处变不惊，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登时双腿一软——为了搞到全家回国机票，我们已使尽浑身解数，简直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假如因为离境手续问题功亏一篑没能赶上飞机，是我们所完全无法承受的。我太太当即情绪崩溃不知所措，她过了整整三个月毫无安全感的黑暗生活，神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刺激。

可是呢，一个小时后拉维打电话给我时却又换了另一套说辞，他说不用担心，他已经把崔奇移民局负责人的电话给了我太太，那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那人会告诉我们接下去要一步步怎么做，只要听他的就行了。

我问还有另外两个许可怎么办，暗示性地问他有没有可能给点钱让申请速度变得快一点。没想到这家伙这次却变得高风亮节了，连忙说不用，还说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用担心。

于是我赶忙联系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说别担心，明天他会跟金奈移民局联系。

第二天周六中午，崔奇移民局回复我说，他已经跟金奈移民局讲好了，周一我就能拿到离境许可。这个承诺得到了三方口径一致的确认——拉维主动打电话跟我们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而我太太打电话给金奈移民局时，他们亦如此许诺。

在离境许可到手之前，焦虑终究是难免的。好不容易熬过不上班的周日，周一我们从一早开始就等着离境许可的签发，左等右等等不来。下午打电话过去催的时候，他们说正在等一封集中营的邮件，一旦收到这封邮件就会立刻给我离境许可；我又问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是同样的说辞。

集中营管事儿的人正是拉维，于是我们赶紧急着联系拉维，他说邮件已经发给了崔奇移民局，只要崔奇再转发给金奈就行了。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们保证，到周二肯定能拿到离境许可。

如果你跟印度人打过交道就会发现他们有两大口头禅，一个是“没问题”（No Problem），另一个是“别担心”（Don’t worry）。正是因为这帮孙子实在是太让人不放心了，你不得不时时刻刻叮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两句话来打发你……但印度人要能靠谱，母猪会上树。当他们说“没问题”的时候，那只是说明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他们让你“别担心”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担心一点。

只会说Don’t worry

周二离境许可没有下来，周三还是没有。我们这边急成了狗，而移民局那边还在慢悠悠地说，我会在17号或18号拿到离境许可……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拖延正是印度人民的典型作风。按照遣返流程我12月19号周日就该从金奈飞德里，可这都周三了，最重要的许可却迟迟没有拿到，就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心理压力极大，总怕最后关头出什么幺蛾子，毕竟印度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

我太太等不了了，她决定周四带着馒头去移民局堵门，不拿到离境许可誓不罢休。这次她提前写了封邮件给金奈移民局，要求周四约见移民局的最高长官。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移民局答应了她约见的请求，说他们长官周四早上10点会在崔奇县警察局，可以到崔奇去见他。

周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2月16号，馒头的一周岁生日。早先时候，我曾以为能够在11月24号回国，在馒头的生日前结束隔离，跟爷爷奶奶一起给他庆祝生日；后来又曾迫切地渴望订到12月13号回国的机票，馒头的生日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在隔离酒店团聚……只是天不遂人愿，馒头一转眼已经一周岁了，我却仍被关在集中营里。

不曾想连着两年的生日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母难日”——我太太一年前的这几天正因顺转剖而受难（详见《生逢2020（下）黑暗尽头处的一束光》），一年后的这几天她又因为回国流程诸多的不确定性而饱受煎熬。

我们向拉维询问了移民局长官访问崔奇的具体安排，拉维说他明天上午会坐飞机过来，大约十一点到警察局，他们会讨论我的事情，然后还会来集中营见我。

我一听他这样说心想应该没啥问题了，人家堂堂长官不远两百公里专门飞过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其实我并不确定他究竟是专程还是顺便过来的），这至少能代表一种重视的态度；他们如果真的打算各种拖拉让我烂在这里，又怎么会过来见我呢？

我太太还是紧张，怕有问题。我说你索性过来当着他面把所有的问题都问清楚，免得老是在心里胡思乱想；我们也顺便聚一聚，如果错过儿子的第一个周岁生日我恐怕会抱憾终生。

于是16号那天一大早，我太太再一次带着馒头坐了五个小时车来到崔奇探监。馒头在来的路上晕车呕吐，到集中营这个陌生环境时又惊又惧，我想去抱他，他却被吓得哭丧着脸直往后躲。我太太的眼泪止不住下流，边哭边说道：馒头，这是你爸爸啊！小孩子果然是一种残忍无情的动物，我当时内心无比难受却也没法儿怪他——难道才三个月就不认识爸爸了？三个月前你不是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找爸爸吗？

幸好馒头熟悉环境之后就很快想起了我，而我只希望可以尽快弥合在他生命中缺席的这三个月。

这天的相聚是前一天晚上才仓促决定的，没来得及准备，也没有心情来庆祝馒头的生日。感喟这一年在弹指一挥间便过去了，馒头出生那天的景象历历在目，恍如隔日，却又恍如隔世。

我那天一大早起来用现成的食材熬了一锅牛肉汤，中午加入粉丝和火锅底料做了一碗“寿面”。我太太才吃第一口，眼泪便扑哧扑哧落了下来——三个月来她经常念叨着说想吃我做的中餐饭菜，在集中营里再一次尝到这熟悉的味道，难免百感交集。

在集中营里过的一周岁生日，请注意背景

两人份的“生日寿面”

中午十二点多，金奈移民局的长官在拉维的陪同下来到了集中营，集中营那些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日里都衣冠不整，这会儿把鞋子帽子穿戴了起来，列队站在大门两边迎接。这一刻我才终于见到了这个叫阿鲁沙克蒂库玛（P. VE. Arunshakthikumar）的男人——正是他签署了要求我10天之内离境的通知，也正是他在我太太去移民局时冷眼旁观——他手握着裁决我命运的大权，整件事因他的决定而起，也将因他的决定而结束。

阿鲁沙克蒂库玛衔级很高，属于警督级别（SP，Superintendent of Police），但他年纪却很轻，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我太太搜过他的背景，他是通过万里挑一的印度文官选拔考试制度考到这个职位的。他跟我的所谓“会见”十分短暂，就说了一句：我们已经决定让你们走了，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很快会收到离境许可。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现在这个集中营里的人太多已经关不下了，所以我们要减少人数。

嗯？如此说来要是集中营里够宽敞的话，还得继续把我关下去不成？

我太太在边上对阿鲁沙克蒂库玛感恩戴德，声泪俱下地跟他解释说：长官你要理解啊！我丈夫滞留在这里不是他的错，都是因为我跟孩子……阿鲁沙克蒂库玛显然根本不在乎，没等她说完就让我们退下了，随后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花了五分钟到集中营里头装模作样巡视了一圈。

大家看，人就是这样被驯化的——回国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基本权利吗？移民局不是打一开始就想赶我走吗？批准我回国怎么成了一种殊遇和恩赐了呢？

我太太虽然有时挺会搞事情，但实际上外强中干，在这几个月里她彻底屈从于印度政府这一黑恶势力。这种屈从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刚说到的对移民局长官的感恩戴德，就跟古时候奴才“多谢皇上不杀之恩”属于一个德性；第二是被迫害妄想导致的自我怀疑。在这整件事情中，我们一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即便是签证逾期滞留也并不是我的错，如果移民局效率高一点，我早在疫情之前就能拿到居留签证），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再加上我告诉了她的一些集中营里不可思议的荒诞案例，这就让她产生了一种自我怀疑——我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真的可以吗？在印度这个完全不讲逻辑和道理的国家你可能因为任何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官僚整死，以个人的力量完全无力对抗这种制度性的黑暗，只能用黑暗对抗黑暗。许多印度人表面顺从，实则阳奉阴违鬼计多端，正与这种等级社会的压制性有关；印度的各种地下产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也与国家社会过多不合理的限制有关。

这次事情对我太太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彻底摧毁了她在印度生活的安全感。以我的客观角度来看，在离境的问题上我并不认为印度政府有心阻挠我，主要是因为他们条例制度僵化和效率低下；但从我太太主观的角度来看，她认定我三番两次走不了都是因为印度政府故意从中作梗，是针对我个人的行为。印度政府可能没想到在这次的事情中受伤害最深的是一位印度公民而不是我——这种被自己祖国背叛的痛苦，对我太太心理状态的影响极其深远。她在精神性上与印度这个国家划清了界线，迫不及待要来中国开始全新的生活。

看着阿鲁沙克蒂库玛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小子让我受点苦无所谓，但你让我老婆孩子受了苦，这事儿我跟你没完，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当我们一家都平安回到中国之后，我就不会对印度政府再有任何顾忌，我问心无愧地清楚自己没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如果他们将来敢因此来栽赃嫁祸我，那很好——他们对我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我都会让全世界知道。

当天下午，离境许可终于签发下来了，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

离境许可上的地址是Foreigners Special Detention Camp——外国人特别集中营

有件事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当我真的要整装待发离开集中营时，内心对这个地方居然隐隐有些不舍。这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异世界”，如果没有照片的佐证，恐怕许多人都不会相信我在里面的所见所闻。三个月来我在里面体验了一段曲折魔幻的人生，还结交了不少朋友——阿茂、皮特、老白、俄罗斯小哥、韩国船长……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异世界”产生了交集，从此又将天各一方。虽然我大概率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但他们今后的命运却将牵动着我……

我写这篇东西，除了记叙这段神奇曲折的经历外，也想让全世界都知道：21世纪的印度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许多人被秘密而又“合法”地拘禁在那里，以“人道主义”之名侵犯着人权，许多个家庭为此承受着分离的煎熬。设置这样一个集中营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中饱一群官僚的私囊，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并已经不再被时代所需要的政府机构。

我让太太把家里的茶具带来集中营里送给了喜欢喝中国茶的俄罗斯小哥。

老白、阿茂、小哥，再见了！或者再也不见……

12月19号清晨七点，我三个月来第一次踏出了集中营的大门。

大门在我身后关上，而集中营里控诉着印度司法黑暗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耳边。

后记

在集中营里的日子，我读完了许多书，重温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聊以自宽，本文的章节设置便是仿照了六记。我这么点无惊无险的经历与那代人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被限制了自由后的某些心境却是十分相似。

《干校六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在我年少之时，时常梦想遇见一个杨绛般有才情的女子琴瑟相谐，没想到最后的归宿却是大相径庭——居然找了个无法直接读懂我文章的外国人。然而我并不引以为憾事，因为我太太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无论过去现在、中国外国，大概世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相似的，在去留抉择的问题上，我们很像杨绛与钱钟书：我太太此前一直懊恼，说我应该九月初拿了离境许可之后就走，便不会有后头的风波；而我，抉择向来果断，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决定后悔——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 

莫对我说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一直都有机会回国，可是请你们明白，我从不是什么明哲保身的君子，只是一名蛮愚无谋的丈夫。生逢乱世，身为丈夫不立危墙之下，谁立危墙之下？大厦将倾，饶是我势单力薄独木难支，至少能给妻儿撑起一片庇护。天若要塌下来，那就塌在我身上好了……尽管多经历了一些波折，在集中营里多待了一些时日，但只要全家能在一起，这一切便也就人间值得了。

倘若有人问我：“你悔不悔九月初留下不走？”

“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全文完】

感谢所有能读完这篇超长文章的读者（确切地说已经是一本书的规模了），后续还会再发布集中营影集，以及叙述我被遣返回国的整个过程。 

Q：为什么别的中国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只有你被关进去了？

A：集中营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特色，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会被关进集中营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我太过清白和问心无愧，一分钱都没送过，主动及时地向移民局“自投罗网”。假如我9月1号那天没去金奈移民局，等到第二天内政部宣布了外国人签证延期，后来的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Q：你在集中营里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A：第一个月每天主要是消磨时间，早晚健身锻炼，看书看新闻，玩玩手机游戏，日常做饭。直到确定了全家一起回国的可行性，我对这整件事有了个全局的观感，才开始在手机上写这篇东西，没想到两个月写了近十万字，并且还修改了两遍，效率与我在电脑上不相上下，这主要是因为在集中营里真的有大把时间。我在集中营里对手机高度依赖，手机包搅了通讯学习工作娱乐等全部功能。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想到那些革命前辈们在狱中只能在草纸上写作，集中营里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 

Q：你今后究竟还能不能去印度呢？

A：不管怎么说我太太是印度人，我将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申请印度签证的，但我在移民局的档案会被添加备注，今后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申请某些类型的签证，并且大概率无法申请到印度的OCI身份。但我觉得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印关系，就好像现在中印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家属身份反而会变成一种麻烦。中印关系的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仇华心态，这个情况在本届莫迪政府任期内很难得以改观。  

Q：回国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A：会先在上海呆一段时间，找机会带我太太好好看一下中国的锦绣河山，顺便在云贵川地区物色一个接下去几年定居的地方。我不是个朝九晚五的打工族，也没有鸡娃的打算，就不跟大家一起挤在一线城市争夺宝贵的资源了，找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地方住住。像我这种以贩卖自己故事为生的人，只有通过各种不同生活经历的滋养，才能够让我有持续输出的动力。  

Q：你接下去还会继续写印度吗？

A：不好意思地说一句，其实我都还没有开始写印度呢。回国之后“印度日记”这个系列无疑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会争取快点将《拉达克往事》系列写完，然后开始写我跟我太太的纵横南北印度五十天的蜜月系列，这才是我一直想要写的印度历史文化全景介绍。另一方面我手头也有书稿需要整理，至少在几年内我都不用担心没东西可写。 

Q：哪里可以看到集中营里拍的视频呢？

A：对不起，这些视频素材还在硬盘里躺着。我在考虑可以制作一集访谈对话节目，将这些视频素材用上，有兴趣的制作人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