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一味讲快？那个时候，不快行吗！

30年前，一趟专列从北京驶出，奔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一路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及时深刻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指清方向。

30年后，重温南方谈话，对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还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库叔整理了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飨读者。

文 | 龙平平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

编辑 | 丁贵梓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授权整理自《南方谈话：关键时期的关键抉择》（龙平平，《邓小平研究》2019年第6期）及作者部分讲稿

1992年1月18日，88岁的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广东。

1月的北方，银装素裹、千里冰封。邓小平凝视窗外，心情很不平静。这个时候，正是改革开放14年来最困难的时期，他离京南下，显然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

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在深圳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图｜新华社

首先，从国际大环境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

1989年8月24日，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出任政府总理，这是战后东欧出现的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执政45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政权。

1989年12月22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改名为罗马尼亚，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政体。继之，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宣布正式解散。同月，戈尔巴乔夫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冷战走向终结。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搞经济制裁、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严峻局势下，我们还能不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这是国际上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第二，从国内环境看，这段时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因价格闯关受挫，被迫实行治理整顿，放慢了经济发展速度。1984-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长率为10.8%；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4.1%；1990年为3.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出现了经济滑坡。

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历了14个年头，到了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轫，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鲜明特征；改革从苏联学来的、自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14年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怎样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要害是如何区分和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姓社姓资”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基本观点，它深深影响着我们几代人，成为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思想障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内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形不成统一认识，造成我们的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能形成明确的目标。

14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属性上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做出明确结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改革开放就没有明确方向，就不可能加快发展。实践的发展到了必须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这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做出关键抉择提出了紧迫要求，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做出这个抉择提供了契机。

这一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面对严峻国内外形势，党的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什么辙？我们必须交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谈话是十四大的前奏曲，是筹备十四大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用他最后的精力，为改革开放点亮了一盏明灯。

1992年1月18日上午10时25分，邓小平南行的专列到达湖北武昌车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和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接到邓小平，在站台上边陪同他散步边汇报工作。

远眺武汉市武昌城区。图｜新华社

邓小平精神矍铄，谈兴甚浓。

“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关键是要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就要靠改革开放。不要怕搞点资本主义，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要怕。低速度就等于不发展……如果我们发展慢了，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件多、讲话多、讲话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要多做少说。”

邓小平走后，湖北省委将邓小平谈话要点电告中央。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通知》，邓小平反对形式主义的忠告得到了积极回应。

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抵达深圳。在迎宾馆稍事休息后，他就招呼大家上车出发。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呀。”

邓小平在深圳住了5天，马不停蹄地参观视察、发表谈话，没有丝毫倦意。

19日，邓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陪同下参观市容，了解特区发展情况。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深圳的一些非议，邓小平指出：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当时国内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共53层、高160米）。国贸大厦施工时曾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是“深圳速度”的象征。邓小平认真听取李灏汇报，不时插话。他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他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与深圳市市长郑良玉的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22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深圳五大领导班子负责人，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23日，邓小平在谢非的陪同下，从蛇口港码头乘船前往珠海经济特区视察。临上船时，他特意嘱咐李灏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从深圳到珠海，行船两个小时。邓小平听了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的简单汇报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将近两个小时，差不多都是邓小平在讲。女儿邓楠怕他累了，几次要打断他，都被他制止了。邓楠后来回忆说，南方谈话，老爷子把最后的全部精力都用完了。

23日至29日，邓小平在珠海经济特区住了7天，先后视察了珠海生化制药厂、亚洲仿真、江海电子股份公司等高科技企业，以及拱北口岸、唐家浅水湾、芳园大厦等地，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阐发的这些新观点，极大地启发了特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激发了改革开放活力。就我自己当时的感觉来说，犹如看到了一盏明灯。

邓小平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

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几度遇险；20世纪40年代末，他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亲手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率领千军万马解放大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022年1月1日，上海陆家嘴新年初升的太阳。图｜新华社

上海的发展怎么样？邓小平十分挂念。

1月31日，结束了对深圳、珠海的视察后，邓小平来到上海，这是他连续第五次到上海过春节。

经过半个多月的鞍马劳顿，邓小平依然没有丝毫懈怠，连续视察了浦东新区、当时新建的南浦大桥和在建的杨浦大桥、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闵行开发区、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等地，多次听取上海市领导汇报，发表重要讲话。

在南浦大桥，总指挥朱志豪告诉他，您现在是站在桥面上，离开地面已经62米了。邓小平问，“大桥是不是世界第一呀？”朱志豪回答说，“不是第一，是目前世界上的老三。不过杨浦大桥已经开工了，等到这个大桥建成以后就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一个大桥了。”

在闵行开发区，邓小平说：

“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创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在听取浦东开发和发展规划汇报时，邓小平说：

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冒着寒冷，连续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以一系列新颖思想观点掀起又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我注意到，长期以来，有的人出于猎奇，有意无意地夸大南方谈话背景，或把它神秘化。甚至有人捕风捉影，说邓小平是因为对中央工作不满意或在北京说话没人听，才被迫去南方发表谈话的。

2014年8月22日，市民在深圳莲花山顶向邓小平铜像献花。图｜新华社

这些言论在一些书籍、刊物和网络上时有出现，这是毫无根据的。南方谈话不是邓小平突发奇想的偶然之作，而是他对长期思考和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的集中概括与升华。

邓小平每年到南方过春节，是根据医生建议形成的惯例。以前多是去上海，1992年不同的是，在去上海过春节之前，增加了深圳和珠海两个城市。他想到经济特区验证一下他的许多想法。而武昌则是路过，临时休息一下。

这是一次惯常的休假性质的视察，并没有特定政治因素，更没有一份刻意准备的讲话稿，都是在参观、视察和交谈中的即兴讲话，讲的都是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他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比如，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最为关注、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早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把中央领导同志请到家里，对他们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比如要防止经济滑坡，从1990年初开始他就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问题。1990年2月，邓小平就提醒当时的中央领导说：

“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战略。”

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南方谈话也是围绕着“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比如，讲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意义，讲计划与市场，讲共同富裕，讲两手抓，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都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观点。这一次是结合新的情况，做了比较集中系统的阐述和提炼。

这说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没必要过度猜测和解读。

此外，南方谈话不是一次孤立的谈话，是以1991年视察上海的谈话为前奏和基础的。

邓小平退休后每年去南方都有大动作。

1990年春节他去上海，因身体不好没有出去视察，但做了一个重大决策，开发开放浦东。

1991年，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视察，鼓励上海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僵滞思维方式，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上海再不开放不行了。五年前对上海存在不同意见，但如果我坚决搞还是可以搞的，所以主要责任在我身上。现在还有障碍，主要是怕，心是好的，但是怕。对上海这样的地方怕什么。上海会搞，只要给它的政策恰当，包括用人权，就什么事情都能办起来，而且会办得好。”

“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否则，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些重要论述，给处于低潮的改革开放打了一剂强心针，注入新的活力。

根据邓小平视察上海谈话精神，1991年3月至4月，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评论文章，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冲锋号。

所以说，1991年邓小平上海谈话为1992年南方谈话做了铺垫，创造了环境。研究南方谈话，必须把1991年的上海谈话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来综合分析，不能把南方谈话看成一次孤立的行动。

南方谈话最重要的意义有两个：

一是总结和升华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经验，围绕着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思想观点，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是邓小平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

1978-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

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是指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二是实践意义，也就是关键时期作出的关键抉择。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正确判断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做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抉择。我认为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里有两个大问题：

其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否改变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我们是否遇到战略机遇期？

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和失望的时候，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现在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个判断为后来党中央提出我们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提供了依据，为推动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指向，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加快发展靠什么？

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南方谈话大量篇幅谈改革开放的意义，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归根到底是自己没做好。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最重要的在于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坚持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当年是老年心态，着急、一味讲快，留下许多后遗症。

这是偏见。

那个时候，不快行吗？就像他说的，周边都在飞速发展，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应该说，没有那个时候的快速发展，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第二，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彻底捅破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禁锢人们思想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清晰展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改革开放14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逐渐尘埃落定，党内思想趋于统一。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三项决策：一、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十四大的这三项决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的关键抉择，充分凸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30年前，中国还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突破110万亿元，这种进步与变化是有口皆碑的。

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变化与南方谈话密不可分。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南方谈话所论及的许多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历史证明，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帜与丰碑。

只要中国还在搞改革开放，南方谈话就不会过时，就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